卖羊的路上，父子同行，这又可以成为一个短篇，令人想起《生死场》里王婆卖马——人和畜牲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二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农民还是一样地活着。从煮钢铁、父子卖羊起，《活着》就越来越偏离“十七年文学”而回归“五四”的人生主题，“人”首先是要“生”，要“活着”。
换了几十斤小米，不到三个月又吃完了，之后就挖野菜。挖地瓜的时候，福贵跟一个平常不坏的王四打起来，差点出人命。人为了一个地瓜，能冒着死的风险。山穷水尽时，还是家珍这个老婆好，已经生病了，但硬撑着进城，从父母口中挖出一些小米，放在胸口带了回来。但是一煮粥，烟囱冒烟，村民都看见了，饿极了的队长也上来要分上一口。
从人民公社到“自然灾害”，无穷无尽地受苦，但是小说里没有一个坏人——多厄运，少恶行。
四悲惨年代的善良家人：多美德，少英雄
《活着》的特点不仅是多厄运，少恶行，而且多美德，少英雄。
余华早期写《现实一种》，解剖人性之恶十分残酷。但实际上，余华在同辈作家当中是最擅长写老百姓的善良美德的。福贵的妻子家珍就是一个百分百的好人，传统道德的当代样板，几乎难以令人相信这样的好人真的存在。
小说开始时，她跪求败家子戒赌，被打耳光也不怨恨，既是女人的常态，也是圣人的境界。之后丈夫被抓了壮丁，几年内她独自带大儿女，多少艰辛。后来女儿聋哑被人欺，儿子养羊又归公……一会儿煮钢铁，一会儿挖野菜……就像福贵自己说过的，她本来也是富家女，嫁了男人以后，没有一天好日子，可是从来不抱怨。到“三年自然灾害”，家珍病倒了，但还要去挣工分，到娘家去求救，最后摔倒，起不来了。福贵说：“家珍算是硬的，到了那种时候也不叫一声苦。”
她还要把自己的衣服拆了，给儿女做衣服，说：“我是不会穿它们了，可不能跟着我糟蹋了。”衣服没有做成，连针都拿不起了，家珍又说：“我死后不要用麻袋包我，麻袋上都是死结，我到了阴间解不开，拿一块干净的布就行了，埋掉前替我洗洗身子。”
在《活着》这本小说里，在家珍身上，读者几乎找不到缺点。照理说，这样写人物，不大能够令人信服。余华，或者说福贵，用不少世事难料的细节，一波接一波，完全出乎读者期待。
某天有庆学校的校长，她是县长的女人，生孩子大出血，教师就把学生集中在操场上要他们去献血。学生们很踊跃，跑去医院。有庆跑第一，但老师说他不遵守纪律，不让他献血。结果其他同学血型不对，有庆又乖乖地认错，所以就被允许抽血。“抽一点血就抽一点，医院里的人为了救县长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儿子的血就不停了。抽着抽着有庆的脸就白了，他还硬挺着不说，后来连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着说：‘我头晕。’抽血的人对他说：‘抽血都头晕。’”结果有庆脑袋一歪摔在地上，医生才发现心跳都没了。
大概是多年后的回述，老汉也没有多少感慨用语，只说他到医院，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一个医生，问清了名字，医生点点头，然后说：“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问得精彩！）
不仅老婆家珍，儿子有庆也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善良至极的人物。福贵昏过去了，醒来再找医生算账，被人阻止。《活着》一直只述厄运，不查原因，只见苦难，不见恶人，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坑害百姓的符号——县长和县长女人。干群矛盾突出了，是不是需要问责了？不会。
原来，福贵怒火朝天找到了县长，发现县长就是当年一起在战壕里的国民党兵小战士春生。
于是，本来可能激化的干群矛盾马上又淡化了。
同样的矛盾在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里，比较点到要害——到底是面对着谁而革命？但余华是不会这样提问题的。
既然是当年共生死的战友，小说马上写他们回忆往事：“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笑着笑着我想起了死去的儿子，我抹着眼睛又哭了，春生的手放到我肩上，我说：‘春生，我儿子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春生叹口气说：‘怎么会是你的儿子？’”（也问得精彩，可这潜台词很奇怪，要不是你的儿子，事情就不严重吗？）
福贵说：“春生，你欠了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给我吧。”
这类细节，一个连一个，多而且惨。叙事节奏推进很快，所以人物性格虽然刻画得不太完美，人们还是很容易被感动。
接下来，福贵背着儿子尸体回村，埋在父母坟头。他想瞒家珍，但瞒不了，所以就背着老婆去上坟。回家的路上，家珍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孩子之前不穿鞋子跑步。福贵说：“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有次余华来香港岭南大学演讲，特别解释最后这句话。把月光写成“像是撒满了盐”，作家颇费心思，反复推敲。怎么让一个农民在这样极度悲伤的情况下看月亮呢？古今中外，写月光千万种，说是像盐，真是特别——要写出农民心理，又要让作家抒情。
《活着》的情节框架就是一连串世事难料：赌输家产，逃过了“土改”；壮丁难友，却做了县长；儿子跑步献血，丢了性命；老婆病入膏肓，却突然有了好转。
五福贵一家的结局
接下来，就是聋哑女儿凤霞的故事了。
女儿大了，羡慕人家婚嫁恋爱。队长介绍了一个偏头万二喜。初次上门也不多看凤霞，也不讲其他婚嫁条件，只在福贵家的屋前屋后转，然后就走了。福贵以为这男人嫌弃他家穷，不料过几天，二喜带了一帮伙计上门，直接帮福贵家修屋顶，刷墙，整家具，还带来了猪头、白酒。
虽说高尚的爱情不应该物质化，但“中国故事”里也有马缨花拿馍馍表达爱意，芙蓉姐用米豆腐关心男人。像二喜这种话不多说（反正凤霞聋哑）直接就帮女家修房子，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求婚方式，令人感动。
他问：“爹，娘，我什么时候把凤霞娶过去？”福贵只有一个要求：“凤霞命苦，你娶凤霞那天多叫些人来，热闹热闹，也好叫村里人看看。”
史铁生、路遥写乡土婚俗都是同情或批判，到余华笔下却变得无比浪漫。办事那天，来了很多人，又派烟，又送糖，敲锣打鼓。
就在乡村农民挣扎着活下去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小说进入了第五个阶段。“文革”和乡下人有什么关系？“城里的‘文化大革命’是越闹越凶，满街都是大字报……连凤霞、二喜他们屋门上都贴了标语，屋里脸盆什么的也印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凤霞他们的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的字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二喜和凤霞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话上面。”
枕头上是“斗争”，床单上是“大风大浪”，男女两人睡在话上面。“话”当然有别的意思，不知道作家是有意还是无心。
文本细读，很有必要。
村里来了红卫兵，十六七岁，先找地主，大家看着福贵，把他吓得腿都哆嗦了。结果队长说了：地主早就毙了，有个富农，前两年也死了。那怎么办？找走资派。走资派是谁？就是队长，就把队长抓了，村民也不敢救。福贵进城，看到了县长春生被人批斗，挂了牌，任人踢打。有天晚上，春生逃到福贵家，跟福贵说他不想活了。家珍之前不原谅春生，不让他进门——因为有庆的死。但这时她和福贵一起劝春生要活下去，讲了很多要“活着”的理由：“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你的命是爹娘给的，你不要命了也得先去问问他们。”“你走南闯北打了那么多仗，你活下来容易吗？”“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春生，你要答应我活着。”
余华坚持用一个不懂政治的农民角度来写“文革”，所以《活着》的细节远不如《古船》《玫瑰门》那么血腥，反而像王蒙的《蝴蝶》，还有高晓声、茹志鹃一样，借干部落难的机会来缓和干群矛盾、调整两者的关系。
答应了福贵这么多“活着”的请求，县长春生不久还是自尽了。在人生写实意义上，说明小说对“好死不如赖活”这个主题有伸张也有怀疑。在象征意义上，意味着干群矛盾即使有“文革”这样的教训，也未必能够永久修复和调和。
对福贵一家来说，世事继续难料。凤霞怀孕了，全家兴奋流泪，但到了有庆抽血的那家医院生产的时候，医生跑出来问：要大还是要小？女婿说要保凤霞。结果却是凤霞难产死去。凤霞死去三个月以后，家珍也病死了。
小说写“文革”结束包产到户，没有新时期新气象的细节。这是余华与其他作家最不协调的一段。对老人来说，做社员还可以偷懒，单干了好像更累了。留下的孩子叫苦根，就跟他爹二喜形影不离。但是在苦根四岁的时候，二喜工伤，被两大块水泥板夹死。余下来，就福贵带着小外孙，老人、小孩形影不离，还有不少可爱的细节。可是作家写到这里还不停手，某天小孩病了，老人关心，煮了不少新鲜豆子，结果小孩吃多了，撑死了。
从福贵的父亲、龙二到有庆，再到凤霞、春生、家珍，再到二喜、苦根，福贵眼看着跟他生命有关系的七八个人先后死去。“八死一生”，老人最后买了一头牛，孤苦伶仃地“活着”。
六“很苦很善良”
现在来回顾一下：这部小说为什么能持久畅销？《活着》到底怎样简化缩写了当代文学几十部作品中的“中国故事”？而《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从晚清到“五四”，也有官员形象被淡化的情况，当时是官民矛盾已成社会共识，所以“五四”新文学强调官民可能“共享”国民劣根性。90年代再次“淡化”官员形象，文学史语境完全不同。其实《活着》写县长，不是淡化，而是重举（强调办坏事）轻放（强调是好人）。这也是20世纪晚期不少中国小说共同的书写策略，《活着》是其中最明显也最成功的一例。
《活着》第一特点是多厄运，少恶人。一个家庭经历了内战、“土改”“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和包产到户各个历史阶段，这一家人受的苦难，大概比任何一本小说都还要多。但是作家并不特别强调这些苦难的社会背景，也没有突出的坏人恶行，多荒诞，少议论；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所以苦难等同于厄运，好像充满偶然性。世事难料，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苦难就和社会、政治、历史的背景拉开了距离。
第二，《活着》的特点是赞美德，无英雄。像家珍、有庆、凤霞，甚至苦根，福贵身边的家人、穷人，全都道德完美，善良无瑕，厄运不断，仍然心灵美。大量动人细节、语言尺寸的把握，叙事节奏一气呵成。他们道德高尚，但是身份平凡，命如野草，他们不想，也做不了英雄。
说到底，余华的《活着》最受欢迎的关键两点，就是“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是畅销保证，也是社会安全阀门。“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书写策略，是政治正确，也是中国的宗教。至少在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苦难”是个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善良”是作家、读者和体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间。对苦难的共鸣，使国人几乎忘却了主角地主儿子的身份。对美德的期盼，使得小说里的心灵美形象，好像也不虚假。虽然没有谁家里会真的有那么多亲人连续遭厄运，但是谁的家里在这几十年风雨中，都可能会经受各种各样的灾祸病难，谁都需要咬咬牙，抓住亲人的手活着。
模拟农民的角度看国史，虽然有无数灾祸、很多危难，但是家人没有背叛，道德没有崩溃，凡是人民自觉而且持久喜欢的作品，总有其正能量。
从艺术上来讲，《活着》是对很多其他小说的成功缩写。“成功”是令人羡慕的，“缩写”又总是令人不满，之后余华也想过更复杂地描写厄运和美德。在长篇《兄弟》里，兄长坚持美德善良，弟弟展现物欲人性，不过细节和语言都不如《活着》这么清洁节制。《第七天》则有点困惑于网络比小说更现实，新闻比文学更荒诞。
余华是一个专业小说家，有比较超然冷静的相对主义视野，又有相当广泛的社会、政治甚至经济兴趣。期待他还会写出令人吃惊的小说进一步分析厄运与美德的历史关系，在艺术上超过他的《活着》。
余华：《活着》，《收获》1992年第6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