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活着》
几十部当代小说的缩写本
一2019年最畅销的虚构类书籍
2019年中国最畅销图书，虚构类是《活着》。而且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对比，前者销量更高。
在重读近百部20世纪小说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这一个世纪的文学，有没有一个总标题？
首先想到鲁迅的《药》，因为几十上百位中国最出色的小说家，几乎都以描写批判拯救苦难中国为己任（成就？局限？），都觉得中国社会“病”了，虽然病症、病因、病源不同。李伯元、刘鹗觉得官场是病源，鲁迅觉得国民性是病根，延安作家觉得反动派是病毒，80年代作家觉得“文革”是病体，但总之社会生病了，作家的工作就是看病治病。有个说法，说病情是鲁迅看得准，药方是胡适开得好——当然也是后见之明，未有定论。民主、科学、自由、恋爱、革命、实业、国学等，都是不同药方。作家希望文学也是一种“药”。
后来又想到销量千万的巴金《家》。《家》是一个极有象征性的书名，中国人的故事大部分都发生在家里，围绕着“家”的人伦关系，都试图保卫、延续或挑战、反叛广义狭义的“家”。《家》的销量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这个标题的影响力。
到了当代部分，路遥《平凡的世界》这个书名也很有代表性，作品广泛影响了年轻一代的三观。但是看到2019年最畅销图书的统计数据，我以为《活着》应该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总标题。
从理论上讲，文学是人学。晚清小说依据“人伦”道义批判“怪现状”，“五四”注重“人生”——人的定义，首先要生存、生活、生命。延安以后讲“人民”，强调阶级。当代文学再次回归“人生”，首先是“活着”。30年代斯诺编的中国小说英译选，书名就叫《活的中国》。当然，2020—2021……“活着”更是世界主题。
余华（1960—），生于杭州，父亲华自治是医生，母亲余佩文，母亲和父亲的姓加起来就是“余华”。
1960年，就是所谓的“60后”，几年之隔，余华确实和“50后”知青作家群有明显不同。余华写作之前做过牙医，但不像莫言、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在从事文学前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影响终身记忆的农村苦难历程。莫言的创作总是铭记儿时饥饿痛苦，张承志始终守望红卫兵理想主义，史铁生是用残缺的生命写作，知青农村背景也一直是阿城的灵感源泉。相比之下，余华更接近于现代职业小说家。如果说与余华齐名但年长几岁的这批作家，好像是生命注定、青春血肉，不得不那么写，余华似乎有更多选择，有更多技巧、风格、匠心的选择能力，所以他能写几种很不一样的小说——从早年残酷拷打人性暴力的先锋派探索《现实一种》，到中国古代酷刑传统的当代展览《一九八六年》；从同情底层的写实转向《许三观卖血记》，到将“文革”与“文革后”两个时代对比的《兄弟》。
《兄弟》里，“兄是假胸”，“弟是真谛”。善良的哥哥，后来沦落到卖女人假胸的地步，而粗俗暴发的弟弟，成了新时代发展的“真谛”。
在余华不同阶段、不同方向的小说实验中，从影响、销量来看，《活着》最为成功。小说描述了福贵一家人历经国共内战、“土改”、“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和改革开放整整六个历史阶段。这六个历史阶段也存在于过去几十年的不同小说里，从《小二黑结婚》《财主底儿女们》开始，整个当代文学一直都在讲这六个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活着》好像是几十年当代小说的精简缩写本，将40年代到80年代的各种中国小说简明扼要再说一遍。有些地方是呼应，是证明，有些地方是补充，是提问，整体来说很少颠覆，互不否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学现象。
二前两个历史时期：“解放前”与“土改”
小说的叙事者是两个“我”：一个是下乡采风的文青，另外一个是向文青讲述自己一生故事的老农民。写民众苦难，有“士”的旁观视角，这是自《祝福》《故乡》以来的文学传统，不过在《活着》中，文青很少打断老农自述，也很少议论。
老农民的第一人称其实比较难写，又要有点戏剧性，又要有点农民腔。从农民腔角度，余华的语言不如《秦腔》《古炉》（贾平凹的小说恐难非常畅销），但余华也尽量避免文艺腔。故事生动，情节紧凑，节奏很快，尤其是细节精彩，读者很快就忘了，或者说原谅了这个福贵的第一人称，到底是不是老农民语言。自然而然地，读者进入了他的（而且更重要，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四十载人生经历。
在考察福贵经历的六个历史时期和其他小说同类故事的互文关系时，我们始终想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活着》，而不是别人或余华别的小说，至今仍然这样持久受到民众的欢迎？
在解放前，福贵是一个地主的败家子，家有百多亩地，而福贵只热衷于嫖和赌。“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后来我更喜欢赌博了，嫖妓只是为了轻松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样，说白了就是撒尿。赌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又痛快又紧张，特别是那个紧张，有一股叫我说不出来的舒坦。”
显然，小说家在小心地寻找一种农民能够说的文艺腔，比如“撒尿”这个比较农民，“又痛快又紧张”，稍稍有点文艺。
福贵当时很离谱，父亲管教也不听，甚至带了妓女去向他的丈人——一个米行的老板请安，完全是恶作剧。作为地主儿子，福贵既不像“财主底儿女们”那样在时代大潮当中挣扎沉浮，也不如《古船》里的抱朴，受不少迫害还沉思苦读《共产党宣言》。福贵的少爷形象，接近《官官的补品》，是以第一人称扬扬得意炫耀自己的恶行。这是作家比较陌生的一段历史。就像王安忆《长恨歌》写旧上海选美，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依靠左翼文学提供的公众想象。
最后一次赌博时，年轻的妻子家珍怀着七八个月的儿子，找到青楼赌台，劝老公停手。福贵继续赌，家珍又拉他衣服，又跪下。“我给了她两巴掌，家珍的脑袋像是拨浪鼓那样摇晃了几下。挨了我的打，她还是跪在那里，说：‘你不回去，我就不站起来。’现在想起来叫我心疼啊，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这么好的女人，我对她又打又踢。”“后来我问她，她那时是不是恨死我了，她摇摇头说：‘没有。’”打骂不恨，坚持一生，女人善良，男人做梦。
女人走后，赌运转了。其实是对手龙二作弊，福贵把全部家产都输掉了。
福贵父亲很生气，但也替儿子认账，把地和房子都卖了，以两大筐的铜钱，叫儿子挑着进城还赌债。卖房时他父亲说：“我还以为会死在这屋子里。”后来他爹死在粪坑旁。丈人看女婿太不像话，把家珍接走了。女儿凤霞留在福贵这里，新出生的男孩就在女家。一个地主人家就此衰败。
到这里为止，余华的旧社会故事，和吴组缃、萧红、茅盾等“左联”文学基本吻合。除了贤妻家珍，这是一个重要的伏笔。
龙二成了地主，福贵反过来向龙二租了五亩地，自己学习农耕。因母亲得病，福贵到城里去请大夫，莫名其妙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福贵于是参加了解放战争，不过是在国民党军队阵中。这时福贵认识了老兵老全，还有少年兵春生。抓来的壮丁当然不肯认真打仗，连凶狠的连长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活着》里的内战故事，又可以和革命历史小说如吴强《红日》呼应对照。福贵的队伍很快投降了，他战战兢兢，选择拿路费回家，再次证明了《红日》描写过的解放军是文明之师。
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土改”。“离村口不远的地方，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带着个三岁的男孩在割草。我一看到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女孩就认出来了，那是我的凤霞。凤霞拉着有庆的手，有庆走路还磕磕绊绊。”
当然，小儿子不认识爹，没见过。凤霞认识，但是聋哑了，说不出话。“这时有一个女人向我们这里跑来，哇哇叫着我的名字，我认出来是家珍，家珍跑得跌跌撞撞，跑到跟前喊了一声：‘福贵。’就坐在地上大声哭起来，我对家珍说：‘哭什么，哭什么。’这么一说，我也呜呜地哭了。”
“土改”时，福贵已是穷人，结果分到五亩地，就是原先租龙二的五亩地。“龙二是倒大霉了，他做上地主，神气了不到四年，一解放他就完蛋了。共产党没收了他的田产，分给了从前的佃户。他还死不认账，去吓唬那些佃户，也有不买账的，他就动手去打人家。龙二也是自找倒霉，人民政府把他抓了去，说他是恶霸地主。被送到城里大牢后，龙二还是不识时务，那张嘴比石头都硬，最后就给毙掉了。”枪毙那天，龙二还见到福贵，说：“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
对当代作家来说，怎么写“土改”，是一个难题和考验。《创业史》里地主已经杀完，但有富农蒙混过关，一直给社会主义添乱；张炜《古船》里地主是开明士绅，活活被吓死，儿子后来成为当地经济的救星；比较一下莫言《生死疲劳》，地主死了以后不甘心，变牛、变马、变猪，一直活跃在那片土地上。
相比之下，余华的《活着》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叙事策略：首先强调龙二坏，所以枪毙活该，这就符合了关于“土改”的主流定论。但是龙二本来不是个地主，就是投机取巧。他租地给福贵，也没有特别苛刻。富人被剥夺财产，是否还应处死？这也让读者存疑。更重要的是，本来地主是福贵，他因祸得福，输掉了地主的帽子，换来了贫穷的新生，成了人民的一分子了，可见世事难料，世事荒诞。
世事难料是《活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福贵一家的悲惨经历，都是“世事难料”。但在“世事难料”中，小说又有两个情节规律：只有厄运，没有恶行；只有美德，没有英雄。
三50年代的农村：只有厄运，没有恶行
正当梁生宝要带着贫苦农户走向金光大道的时候，也是在50年代中期，福贵一家的生活却出现了实际的困难。地主少爷转身变成劳苦农民，为了省钱让儿子读书，福贵跟家珍商量，想把凤霞送人。在儿女间做选择，牺牲女儿也是常态。
小说写将凤霞送人时，女儿的眼泪在脸上哗哗地流。到了别人家，凤霞要伺候两个老人。这边，儿子有庆也不干了，他说：“我不上学，我要姐姐。”福贵就打，打得儿子上学以后，屁股都没法坐在椅子上了。
过了几个月，女儿凤霞跑回来了，福贵还是要送她回去。“那一路走得真是叫我心里难受，我不让自己去看凤霞，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天黑了，风飕飕地吹在我脸上，又灌到脖子里去。凤霞双手捏住我的袖管，一点声音也没有。”因为女儿走路脚痛了，福贵又揉揉她的脚，最后就背起女儿走。“看看离那户人家近了，我就在路灯下把凤霞放下来，把她看了又看，凤霞是个好孩子，到了那时候也没哭，只是睁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这段父女互相伸手摸脸的细节文字，简单朴素，笔力千斤。余华很能把握平淡和煽情之间的分寸。
“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到那户人家去了。背起凤霞就往回走，凤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走了一段她突然紧紧抱住了我，她知道我是带她回家了。”
《活着》就是由几十个这样用故事抒情的细节连贯而成。
“回到家里，家珍看到我们怔住了，我说：‘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
可见在中国人的宗教里，“活着”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家人的事情。
小说里写儿子有庆的鞋，差不多可以单独成一个短篇。有庆十岁光景，又要割草喂羊，又要赶上学，每天来回走几十里，他的鞋底很快就破了。福贵骂他：“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孩子不敢哭，以后走路，鞋就套在脖子上，光脚丫跑，到了学校里或者回到家才穿鞋——这样无意当中练就了快跑能力，后来在学校体育课大出风头，再后来又抢着去输血……《活着》就是连环祸福，世事难料。
小说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人民公社来了。五亩地归公，乡亲们都吃共产主义食堂——这时候余华其实还没出生，当然还是要靠第二、第三手材料来想象“大跃进”。《活着》这时就和“十七年文学”（如《创业史》）分道扬镳，而和《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等“新时期主流”基本同步。但是没有《古船》那么夸张，因为小说叙事要保持福贵的麻木、无知状态。高晓声写到万亩地、土高炉，有段非常精彩的议论：“后来是没有本钱再玩下去了，才回过头来……自家人拆烂污，说多了也没意思。”在余华或者说福贵这里，也知道“说多了也没意思”，所以只有事实表象，没有政治议论，只有荒诞细节，没有复杂背景。
小说写大家把牲口都入了公社，之后牲口就倒霉了，常常挨饿。儿子有庆偷偷去割草，半夜去喂他以前养的两只羊。福贵就骂他：“这羊早归了公社，管你屁事。”有庆还找机会去抱抱那两只羊。
公社要建一个煮钢铁的炉子——余华不用“大炼钢铁”之类的话语，而是用农民的语气，“煮”，不是煮豆腐，是煮钢铁。村里人找了一个放汽油的桶来煮铁器，还问煮的时候要不要加水。所有事情都是队长来指挥，大家都听话，都不觉得队长有错。队长就听上面的话。小说里没有一点对队长或者上面怀疑的意思，队长做了很多蠢事，但一点都不像坏人。小说描写50年代，只写现象不找背景，只列细节不寻原因——这也是《活着》的灾难故事，至今还可以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之一。
“大跃进”期间，任劳任怨的家珍病了，软骨病。“看着家珍瘦得都没肉的脸，我想她嫁给我后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这时乡亲们庆祝钢铁煮出来了。“队长拍拍我的肩膀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家的羊棚里。’”可见羊棚很重要。但是公社食堂最后一餐，把村里的羊全给宰了吃了。有庆像掉了魂一样。福贵后来就给儿子买了一个羊羔——当然，“大跃进”以后才能买的。有庆非常高兴，在学校里跑步又得了第一名。
但是没过多久，饥饿的浪潮来了，小说悄悄地转入第四个历史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当然，“自然灾害”是习惯的说法，灾害里边多少天灾，这不是《活着》要直接回答的问题。“那一年，稻子还没黄的时候，稻穗青青的刚长出来，就下起了没完没了的雨，下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中间虽说天气晴朗过，没出两天又阴了，又下上了雨。我们是看着水在田里积起来，雨水往上长，稻子就往下垂，到头来一大片一大片的稻子全淹没到了水里。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哭了，都说：‘往后的日了怎么过呀？’”看来小说的确写“自然灾害”。接下来就等国家救济。“队长去了三次公社，一次县里，他什么都没拿回来，只是带回来几句话：‘大伙放心吧，县长说了，只要他不饿死，大伙也都饿不死。’”
但几个月以后，再节省，存粮都快完了，福贵、家珍就商量要卖羊换米，可是羊已经被有庆喂得肥肥的，像宝贝一样。
福贵很艰难地跟儿子说这个事，“有庆点点头，有庆是长大了，他比过去懂事多了。”但是有庆有个要求，他说：“爹，你别把它卖给宰羊的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福贵还是先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