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描写农民运动，检讨批判多于歌颂赞扬。证据是小说描写运动的基本盘几乎没有一般老百姓。黑娃是会长，副会长是赌棍烟鬼白兴儿，妇女主任是田小娥。
任何运动或者新政出台，要看支持者的基本盘。如果不是普通群众，而是平常在基本秩序之外的奇葩人物，那么这个运动、这个项目大都是有问题的，或者至少是时机不成熟的。不过，有些从政的人特别愿意找一些弱势的奇葩来帮助自己。
四在女人身体上的“阶级斗争”
1927年，国民党“清党”剿共。田福贤回乡，在同一个戏台惩罚农协，吊打农运分子，黑娃逃走了。
这时，之前沉默的族长白嘉轩出面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修复祠堂，重订乡约。朱先生称赞说这才是治本之策，言下之意：农民运动或反动，争来争去，都是治标。祠堂重开的仪式是族长儿子白孝文主持，所以暗示“族权”如果真的取代“政权”，领袖常常世袭。
第二件事，白嘉轩当众跪求田福贤不要反攻倒算。也算是卖族长的面子，放过了一些农运分子。不过，白兴儿、田小娥还是被惩罚。
到这个时期，非常正气英武的“族权”已经受到三次挑战：先是军阀射鸡表演，然后农会砸祠堂，第三次是族长跪求一个乡官。祠堂威信的建立和被损坏、再建立再毁坏，是《白鹿原》一条非常重要的情节主线。
黑娃逃走后，先给革命军旅长当警卫，军队失败后，就落草做土匪二头目。他虽然安全，田小娥却受难，受迫害时就去求乡约——长辈鹿子霖。不想，鹿乡约见美女起色心，连哄带骗地以保护为名占有了田小娥。问题是，鹿子霖占有田小娥不只是因为好色，他还要女人去色诱白家长子白孝文，白孝文眼看要成为族长接班人，鹿乡约想要打击白家和祠堂。
这段情节比较“狗血”，充满巧合，匪夷所思，过分煽情。但从长篇布局看，的确推动了叙事节奏，达到了令祠堂正义蒙羞受挫的叙事效果。鹿子霖和田小娥的奸情被人发现，乡约又嫁祸于狗蛋。在祠堂上，白孝文和鹿子霖亲手鞭打奸夫淫妇。晚上鹿子霖搂着裸体的田小娥说，鞭打在你身上，其实白嘉轩就是在打我的脸。
之后，田小娥果然色诱白孝文。白孝文是太压抑、太正经了，见到田小娥居然脱衣就“不行”，穿上又可以，反复循环。但他不像鹿子霖，他真的有点喜欢田小娥。到此为止，田小娥先后和郭举人、农民黑娃、鹿乡约、白孝文四个男人睡过觉了，在地主、土匪、乡官、族长接班人之间，她的身体就成了各派势力的竞技场。
李劼人的长篇《死水微澜》，早有类似“一女多男”的情节模式：女主角先嫁世俗商人，又爱上江湖好汉，最后再跟信洋教的人。女人的功利选择，显示清末民初四川社会文化的戏剧性变化。田小娥的身体先是凝聚着地主和雇农的阶级矛盾，然后又变成土匪和官员的斗争战场，接着又要成为“政权”暗算“族权”的阴险工具。
而且，好戏还没完。白嘉轩坚守的祠堂文化已经接连被军阀、农会和总乡约破坏，但接下来的两个打击更加惨烈。
第一是黑娃派土匪夜袭白、鹿两家，打死了鹿子霖的爹，重伤了白嘉轩的腰。黑娃小时候就嫌他的腰板太硬了。
第二是孝文小娥事发，两个人在祠堂当众被鞭刑，培养已久的“族权”接班人毁于一旦。奇妙的是，颜面全失、被全村人唾弃的白孝文，反而恢复了性能力。
不少当代小说，“行”与“不行”之间，一般都不只是生理问题，都有象征意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章永璘因为劳改压抑而“不行”，后来抗洪抢险，回归群众队伍，“行了”。这是个人性能力要和人民身份挂钩。白孝文祠堂重任压身，“不行”，被村民唾弃，“行了”，证明性能力和宗族道德责任是成反比。
白孝文卖地、卖楼、抽鸦片，很快就堕落成乞丐，几乎饿死。在绝境时，他跟不少灾民一起去讨舍饭。因鹿子霖、田福贤介绍他到保安团当兵，绝处逢生。
白孝文的前半生，就是在祠堂失败，然后投靠官府，最后成为小说中的实际胜利者。他的命运，是否也意味着整本《白鹿原》，写的就是“族权”对“政权”的不断妥协、抗争与失败呢？
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白孝文看似反派，其实他的形象，不那么简单。
另一边厢，鹿兆海做了军官，鹿家二子入了国民党。他回来碰到白灵，白灵却在大革命失败时参加了共产党。两个人还是两个党，不过位置换了换，政治上谈不拢了，现在有冲突了。白灵骂国民党的语汇读者比较熟悉，鹿兆海批评共产党和农会，也有他自己的批评逻辑。比较麻烦的，是白灵在地下工作当中居然要扮演鹿兆鹏太太。这段情节设计90年代看有点勉强，领导安排太巧了，后来电视剧播出观众也看得尴尬。《边城》里也有两兄弟爱上一个女人——沈从文安排老大、老二轮流唱山歌，像抽签一样，方法朴素可笑，最后还是悲剧。《白鹿原》的两兄弟爱同一女子，还要夹在党派斗争、谍战背影当中，更加残酷。最后哥哥鹿兆鹏与白灵假婚成真，怀孕时还请军官弟弟护送出城。作家在此时插入“多年以后”的预告，当白灵还在革命征途上奋斗，就已经让读者提前知道她将来会死于党内肃反。这种马尔克斯式的手法，在《白鹿原》当中虽然次数不多，但是作用非常关键，使读者对白灵任性的革命爱情选择，更多了一层悲哀感悟。
总体来说，《白鹿原》写鹿兆鹏、白灵在白区地下工作，主要还是歌颂基调，和“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以及后来麦家等人的红色谍战格局相似、情节相近。
五“如果日后你们真的得势……”
1998年，《白鹿原》在争议声中获“茅盾文学奖”。茅盾在《子夜》里写过白区地下党人在男女问题上的“开放”，或者说“混乱”，《白鹿原》在这方面的描写，远远没有超过茅盾的自然主义。
小说从第十四章到第二十八章，都是在写二三十年代的国共斗争，抗日只有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到第三十四章又写国共内战。所以，国共的政治斗争是《白鹿原》最主要的政治背景。
祠堂族长白嘉轩开始对农会和乡官都不支持，象征知识信仰系统的朱先生对国共争斗有更长远的忧虑。小说第十九章很关键，写鹿兆鹏被捕，岳父冷先生拿出全部家当贿赂总乡约田福贤，鹿子霖也在一旁求情。田福贤把所有送来的钱都埋在一棵树下，然后向上级要求把共产党分子鹿兆鹏押回白鹿原镇反。结果他另外找了个罪犯顶替，放走了鹿兆鹏。被放走的鹿兆鹏想不通，问朱先生：田福贤怎么会放过我？朱先生劝这位地下党人赶快离开西安，不然救你的人全不得活。朱先生转告：田福贤让冷先生问你一句话，如果你们日后真的得势，你还能容得下他吗？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田福贤之所以承担风险放人，一方面是贪财，另一方面也是人情——冷先生的面子，还有鹿子霖是同党。日后你们真的得势……当然读者知道，鹿兆鹏同志党性强，哪敢受贿救敌人？党性强、战斗性强，所以就能胜利。
但是，万一要杀的人是“错划”，是“冤案”？今天看是要杀，明后天再看是个英雄？比如说小说中被肃反的白灵？20世纪中国小说早有伏笔，刘鹗《老残游记》曾预言自以为是的清官比贪官更可怕，而田福贤就是一个贪官。
鹿乡约、田福贤、岳维山代表“政权”，白嘉轩、白孝文、白孝武修补“族权”，小说中只有一个朱先生在维系象征信仰系统的“神权”吗？其实，朱先生的工作有两个女人在帮手。一个是象征白鹿的白灵。白灵之死，几个主要人物都有梦中感应，这是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魔幻成分。另一个是田小娥。她被愤怒的鹿三杀掉以后，鹿三就被鬼附体，生不如死了，这也是魔幻之笔。正好白鹿原瘟疫，白嘉轩的老婆仙草、他母亲白赵氏都被鬼影所扰。村民们纷纷不安，跑去祭拜被埋掉的窑洞。最后朱先生建议，给田小娥的亡灵建一个塔，把她压住——其实是化怪力乱神为信仰图腾——再一次证明了“神权”既是“土地庙和灶王爷”又不只是“土地庙和灶王爷”。之前人人唾骂的田小娥，现在化蝶让大家跪拜，“神权”是朴素的乡村宗教，是迷信、知识和信仰共同组合而成。
“十七年文学”描写国共斗争，主要是四种故事模式：一、农民运动；二、白区谍战；三、武装斗争；四、改造土匪。《白鹿原》居然四个模式全部都有。对农民运动，有批评检讨；写白区谍战，有真假夫妻；武装斗争和土匪改造，都是用旧情节写出新故事。战场戏是红色三十六师进攻西安，叛徒出卖，红军战败，退居山里。改造土匪，是鹿兆鹏到山上找黑娃和匪首大拇指。黑娃身在匪阵心在共，但结果这股土匪却投了国民党保安团，最后又在白孝文、黑娃带领下起义。
从《红高粱》起，土匪在革命战争文学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层原因是侠义传统在读者民间有深厚基础。《白鹿原》里黑娃既代表底层农民造反，又带领农会砸祠堂，再作为土匪游离国共之间。小说第二十七章细写保安团军官白孝文回乡向祖宗下跪；第三十章黑娃被招安，娶妻，也回白鹿原祭祖，还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而且得到白嘉轩出乎意料的原谅。这是两个意义不太相同的“浪子回头”。一方面，显示直到40年代，“族权”在“政权”争夺、“神权”动摇之时，至少在形式上仍维持自己的道德尊严（至于小说结束以后，白鹿祠堂的前景如何，就留给各位读者自己想象了）。另一方面，也证明碑石上的乡约和白嘉轩的腰板合成的乡村宗族文化，终究也无可奈何、无可回避地要和世俗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妥协合作。假如白孝文、黑娃不是骑马的军官，而是乞丐、土匪，他们还有资格重回祠堂吗？
50年代以后，《红旗谱》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模式影响深远。贫农、教师和共产党，对抗地主、祠堂和国民政府，这么一个斗争格局被不少作品重复、演变。莫言的《红高粱》加上了第七个因素——土匪，故事结构有所改变。《白鹿原》是更大规模地调整重组。虽然还是这六个因素，还是穷人、共产党对抗地主、国民政府，但是学堂和祠堂站在了一起——他们本来是对立的。学堂和祠堂站在一起以后，就和前面两者分离制约，形成了一个三角状态，土匪是在这个三角状态之外的一个游离的、相对次要的因素。
穷人—共产党，地主—国民党，学堂—祠堂，这个三角关系到底是作家一厢情愿的历史想象，还是比《红旗谱》模式更加真实的历史回顾？下结论的权力属于读者。不管怎么样，到了90年代，总算有作家对这个世纪的大是大非有了一些世纪末角度的回顾。陈忠实基本上就写了这一部小说，但已经够了。20世纪中国小说史永远都不会缺少他的名字。
从晚清到“五四”到延安再到当代文学，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干部形象一直贯穿在大部分中国小说里，而且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很多变化。最基本的关系模式是知识分子或愤慨或无奈或冷漠地看着官府如何欺负民众。愤慨如《老残游记》中江湖医生目睹并抗议官员（包括清官）胡乱判案伤害民众；无奈如“我”眼见祥林嫂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至死而无力援救于是自责歉疚；冷漠如阿q最后被审判时，旁边有“长衫人物”虽然鄙夷阿q下跪是“奴隶性”，事实上他们也是审判阿q的有文化的帮凶……到了《红旗谱》时代，更简捷的关系模式是“士助民反官”：小学教师地下党帮助贫苦农民与地主及国府斗争……直到80年代余华的《活着》，福贵一家在厄运、环境和官员（县长夫人等）压迫下“八死一生”，很苦很善良，但也还有一个文青视角来转述老农民（其实也是地主儿子）的故事。在《白鹿原》中，当然也贯穿有“士—民—官”三种人物形象，但具体到个人，却又常常超越典型的阶级共性（作品引来非议、获得激赏皆因于此）。比如男主角白嘉轩，在祠堂教训体罚族人时他是白鹿原的“统治阶级”，抗议或哀求军阀和国民党官员时他又代表了乡亲民众。黑娃和他爸鹿三都是农民，一个忠于主人保卫礼教（还杀害不幸的田小娥），一个打坏主人腰骨，上山为匪，最后作为国军起义却反被新社会县长枪毙。谁才能真正代表农民形象？中国革命里的阶级斗争，在《白鹿原》中显得特别复杂。小说里的“士”又至少可分成三类：一是小学校长鹿兆鹏及白灵等年轻人，由学生成为革命党（由“士”而“仕”，新的官员/干部其实大都是从知识分子发展而来）；二是以冷先生代表的“专业人士”，不问政治只办文书债务法律，是农村里的“工具理性”；三是最重要的“神权”代表，就是朱先生和他的学堂，始终站在“政权”与“族权”之外，始终旁观晚清、军阀及国共各种政治斗争。所以《白鹿原》的基本模式也还是“士见官欺民”，不过是“士”不只一类，“官”又有几种，“民”也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如何用“文学是人学”的原则来书写复杂的民国阶级斗争历史，《白鹿原》做了颇有文学史意义的尝试。
六史诗般的篇幅，简单而有力的结尾
小说最后几章，乡约制改成了保甲制。田福贤、岳维山仍然奉命剿共，抽壮丁。黑娃被招安，又去祭祖，人人称赞，只有去延安的鹿兆鹏反对。岳书记请朱先生发表反共宣言，朱先生婉拒。
黑娃受鹿兆鹏之托送毛泽东的书给朱先生，说：“听说延安那边清正廉洁，民众爱戴。”朱先生的回答留有余地，说：“得了天下以后会怎样，还得看。”
白鹿两家争斗几十年。白嘉轩看上去为人比较正直，强调做事要坦白，光明正大，不过最初买地，后来帮三媳妇借种，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够公开。鹿子霖好色、贪财，但偶尔也有善心，比方救白孝文，最后是机关算尽，人财两空。冷先生把女儿分别嫁给两家，保险投资。两个财主的儿女在国共纷争中也交叉站队，白家长子和鹿家次子都是国民党军官，鹿家长子和白家女儿是共产党员，这种情节设计既增加了作品戏剧性，也使历史回顾有了复杂性，同时至少也打破了简单“血统论”。
《白鹿原》史诗般的篇幅，几十年大事，结尾却异常简单而极其有力。1949年，解放军十七师联络科科长鹿兆鹏，找保安团营长黑娃谈论过起义。之后兵临城下，黑娃的部队和一营的白孝文共同举事。
但是半年之后，副县长鹿兆谦——就是黑娃——在办公室被逮捕，罪名是土匪头目，围剿红军三十六师和杀害共产党员（他在起义前处决过一个叛徒）。这时鹿兆鹏随军打去新疆，后来便无消息，所以没人帮黑娃说话。
白嘉轩找到县长白孝文求情，回答说是新政府不讲人情面子，该判就判，不该判的一个也不冤枉。最后枪毙大会还是在白鹿原的戏台广场，在曾经见证过农民运动、反攻倒算、抗日功绩等历史场面的乡土戏台广场，黑娃和岳维山、田福贤一起被执行死刑。
白嘉轩目睹宣判大会时晕了过去，冷先生这时候90多岁了，还要帮他看病。同时，鹿子霖却真的疯了。
为什么说这个结尾十分有力？
第一，回答了田福贤之前的提问：“如果你们日后真的得势……”
第二，谁让岳维山几十年不升官，一直待在这个地方，然后被枪毙？
第三，黑娃和鹿兆鹏单线联系，单线联系很危险。
第四，为什么只剩下白孝文继续执政？是因为他吃得苦中苦，最能忍辱负重？还是因为毕竟他是白嘉轩的儿子？
第五，白孝文县长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第六，白鹿祠堂还会存在下去吗？还会重修吗？
第七，20世纪的故事还有后半段……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33—34页。
陈忠实：《白鹿原》，《当代》1992年第6期（上半部），1993年第1期（下半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参见《巴金小说全集》第4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