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白鹿原》
“政权”“族权”“神权”
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接近世纪末，本来在想怎么写一个世纪末回顾，但突然发现大可不必，因为到了90年代，已经有作家作品有意无意地在回顾过去的百年。如果说余华《活着》是20世纪“中国故事”的后半生，那么陈忠实《白鹿原》就是20世纪“中国故事”的前半生。
一20世纪“中国故事”的前半生
《活着》写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大概接近于文学版的共和国“前三十年”史；《白鹿原》写10年代到50年代初，时间上完全覆盖了“前五十年”中的民国史。
《活着》是写一个人、一个家庭历经苦难厄运，道德清洁，心灵高尚，九死一生，坚强活着；《白鹿原》写两个家族三代人，贫富矛盾，国共冲突，礼崩乐坏，也是世事难料。
《活着》与《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两个高峰。自1993年问世以来，持久受读者欢迎，获得专业权威奖项，影视改编也备受关注（甚至太受关注）。两部小说都可以读成上世纪近百部优秀的中国小说的一个提纲、目录和缩写本。但是相比之下，从字数看，从格局看，《活着》是把“前三十年”戏剧性简化，《白鹿原》是努力将民国历史复杂化。前者更感人，催人泪下，后者更有挑战性，令人深思。
陈忠实（1942—2016）一辈子主要就写这一部作品，作品前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也写了六个历史时期：晚清，军阀混战，国共斗争，抗日，国共内战，解放与镇反。小说基本格局在前两个时期，即晚清和军阀混战时期已经基本成形。第一到第五章写的是1910年之前，第六到第十二章大概写1911年到1927年。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按照《白鹿原》的描写，晚清时期，至少在乡村的基层，“政权”影响力有限。白嘉轩设计买卖鹿子霖的宝地，请中医冷医生做中介，签约就行了，不需要官员批准。农民贪财，种鸦片，县令说要禁，却也禁不了，没有人来贯彻。白鹿两家为了换地打架，甚至要打官司，结果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写一幅字给两边，就讲和了。更重要的事件，比如说第五章，白嘉轩主持重修祠堂，在祠堂内办学，而且有谁如果犯了赌、毒等违反乡规的事情，也在祠堂里执法、体罚。这些事情关乎乡村基本社会秩序，没有看到有清廷的官员来参与。
毛泽东所说的“政权”，具体出现是在小说第七章。“皇帝在位时的行政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叫乡约。白鹿仓原是清廷设在白鹿原上的一个仓库，在镇子西边三里的旷野里，丰年储备粮食，灾年赈济百姓，只设一个仓正的官员，负责丰年征粮和灾年发放赈济，再不管任何事情。”现在白鹿仓变成了行使革命权力的行政机构，不可与过去的白鹿仓同日而语。保障所更是新添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辖管十个左右的大小村庄。
作家对于地方行政概念交代得非常清楚。白鹿仓的总乡约是田福贤，第一保障所乡约是鹿子霖。小说里，田福贤上面的县长换了好多个，但是国民党县部书记从北伐到1949年都是岳维山。
从情节上讲，田福贤、岳维山这些乡县的干部一做二三十年，也没有调走，也没有升官，不大可信。小说大概是为了稳定这些人物的符号意义，强调滋水县（原型是蓝田县）国共长期斗争的政治格局，所以这几位国民党干部也别想升官了。处在对立地位的共产党员鹿兆鹏，北伐时已是中共省委委员、县委领导，30年代是红三十六军副政委了，可是十几年以后，到1949年，他还只是解放军十七师的联络科长，也是为了白鹿原上的阶级斗争需要而没怎么升官。
这些人物几十年围绕着白鹿原战斗，就是为了争夺“政权”。读者其实不大在意这些细节破绽，因为小说的重点从来不是写岳维山、田福贤或鹿兆鹏的仕途，甚至关键也不在他们几十年里的恩怨，小说的真正主题是“政权”“族权”“神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白鹿原》之所以重要，正因为这是一部试图从“族权”和“政权”的矛盾关系来解析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小说。这种“族权”和“政权”的矛盾统一关系，直接体现在白嘉轩、鹿子霖两个财主家三代人几十年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历史。《白鹿原》，就剧情来讲，完全可以改编一下路翎小说的书名，叫“两个财主底儿女们”。
二白鹿原上的“政权”“族权”“神权”的暂时平衡
据说长篇小说第一句很重要，奠定基调。《白鹿原》的第一句是这样的：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这里的关键词既不是“七房女人”，也不是“豪壮”，重点是“后来”。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以后……”的写法。
在艺术上，陈忠实有一大堆乡土政治故事，但写法技巧受到1985年寻根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所以某种意义上，《白鹿原》是以《红高粱》笔法写出来的《红旗谱》。在思想上，这种“文革”以后出现的对中国乡村伦理秩序的再思考，和80年代海外新儒学理论的输入间有意无意的关系，还要仔细观察。
白嘉轩前六个女人都在婚后不久死去，貌似抱怨命运不济，也像夸耀男主角阳具威武。阳具崇拜是寻根派在“多年以后……”之外的另一个写作特征（又如刘恒《伏羲伏羲》等）。
某天，白嘉轩在雪地偶然发现奇物异草，姐夫朱先生把异草解释成当地传说中的神话吉祥物白鹿。于是，白嘉轩就通过冷医生做中介，和鹿子霖做买卖，获得了这块不起眼的宝地。买卖当中，白嘉轩用了一点欺骗手法，先说没钱要卖地，后来又说换地，连正直忠厚的冷医生也被蒙在鼓里。自从把父亲的坟迁到宝地以后，白嘉轩果然诸事一帆风顺：先娶了最后一任妻子仙草，接连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又在岳父的指点下种鸦片发财；然后主持祠堂重修，并办学堂。姐夫也称赞白嘉轩，说：“你们翻修祠堂是善事，可那仅仅是个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这时，“白嘉轩确切地验证了自己在白鹿村作为族长的权威和号召力，从此更加自信。”
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族权”的形象有一个从“可疑”到“可憎”的变化过程。鲁迅《祝福》里坚持礼教的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悲剧多少有点责任。沈从文《萧萧》里的长辈，因为没有多读四书五经，没有把犯了通奸罪的童养媳马上卖掉。在巴金的《家》里，长辈高老太爷当然是旧秩序的基石，不过黄子平也讨论过，“高老太爷临终时与觉慧的对话是最动人的一幕”，真正败坏礼教传统的是克安、克定一帮人。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笔下的财主蒋捷三，比他的儿女们更坚持人伦底线，也更富有抗日热情。但是到了梁斌《红旗谱》，地主冯老兰同时是祠堂的主人，他儿子是国民党驻军司令的同学，所以封建“族权”和反动“政权”狼狈为奸，族长的负面形象渐渐成为模式，甚至变成集体积淀。如张艺谋将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成电影《菊豆》，故事背景也从“文革”搬到了无争议（必然坏）的民国早年，电影中要惩罚和婶婶偷情的侄儿，法庭就是阴森森的宗族祠堂。
重读《白鹿原》，不难发现小说不仅颠覆“十七年文学”的“族长——地主”联盟，而且比现代文学中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加正面歌颂“族权”的代表，即第一主角白嘉轩。整个长篇贯穿了“族权”与“政权”的分离，当然“政权”还是在争夺之中。
白鹿祠堂重修以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在祠堂里办学堂。学堂和三个权力系统都有关系。现代学校可以由政府办，《白鹿原》后来也出现了官办的新式学校。但小说里学堂最初就在祠堂里，这是族权（香港至今还有不少民办学校有地方宗亲组织或宗教团体背景）。第三个权力“神权”不只是土地庙、玉皇大帝，而且可以广义理解为信仰系统，而信仰又依托于道德和知识，所以学校又和“神权”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小说里一贯英明的朱先生特别称赞办学堂比修祠堂更重要。
《白鹿原》中各色人物称得上主角的也不下十来个：白嘉轩、鹿子霖、鹿兆鹏、白灵、白孝文、黑娃、鹿三、田福贤、冷先生等。但其中思维最清醒，地位最独特，看透所有政治人伦关系，甚至能感悟阴阳世界问题的，几乎最不犯错误的就是“神权”代表、白鹿书院的朱先生。
白嘉轩发现宝地，是因为朱先生解图；方巡抚领清军进攻辛亥革命军张总督，也是被朱先生劝退；后来军阀刘军长围攻西安，亦是朱先生的预言导致他崩溃——至少是预言他崩溃；国共翻脸以后互相追杀，只有朱先生超然，得到双方或明或暗的尊敬。类似的例子，整个长篇，整个白鹿原民国史，都一再证实。
理智上，读者当然也会怀疑朱先生的形象到底是否真实可信。但是国人既然都相信诸葛孔明，为什么就不能假想（或者至少盼望）孔明在20世纪“中国故事”里也有一个传人？小说里，谁认识朱先生，谁就会在各种争斗中获得一定的优势。因为朱先生的功能太重要，读者甚至作家都不大计较这个角色和情节是否真实可能。小说出版后，还有人找出朱先生的原型。朱先生在《白鹿原》里的功能就是一生兼有认识魔幻（迷信）和具备知识（信仰）的双重能力。前者比如领悟白灵，感知生死，小说里其他人也有梦中显灵、鬼魂附体等描写。后者比如研究县制，综观天下，使得军阀、土匪，包括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都十分信服。
既懂魔幻神奇，又通知识书本，朱先生在小说里的功能就是把学校教育与“神权”信仰系统挂钩。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其他革命历史小说里，学校都是祠堂与迷信的对立面。小学老师通常是地下党，宣传革命新思潮，反对祠堂封建文化。《白鹿原》里，鹿兆鹏也是新学校长。但朱先生的白鹿书院，客观上却与“政权”“族权”“分庭抗礼”。
《白鹿原》要想象虚构这么一个“政权”“族权”“神权”三权分立局面，还要加上一个辅助因素——三者之间要有专业人士沟通——那就是中医冷先生。
小说开始时还在晚清，冷先生就40多岁了，后来到40年代末，他大概90多岁了，作家也不让他休息，不让他衰老，让他几个女儿也都遭受灾难。在整个《白鹿原》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冷先生始终严守中立，负责文书、手续、契约、信用、担保，凡有重大官司、人事纠纷、红白喜事等，假如有公共卫生事故，当然更加要请他出面。冷先生的中立地位，不仅因为信用，他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鹿家长子和白家二子，说明他必须和本地两大士绅——也是“政权”和“族权”的代表——同时保持亲家关系。冷先生不仅是一个神奇尽职的中医，而且在《白鹿原》里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不必忧国忧民，纯粹专业精神。
在小说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辛亥革命前，两个地主，一个医生，一个校长，互相又被子女婚姻关系相连，形成了一个人事人伦关系网，维持着白鹿原的“政权”“族权”“神权”的暂时平衡。
三白鹿原上的农民运动
但是到此为止，小说好像回避、淡化了一个农村故事必须处理的重要矛盾，那就是贫富矛盾、阶级关系。
鹿三从白嘉轩的父亲秉德老汉开始，就在白家打工。主仆关系和谐，长工觉得找到最好的主人，地主也觉得找到最好的长工。小说常写白嘉轩和鹿三一起下地干活，家里事从不把鹿三当外人，白家甚至让唯一的女儿白灵认鹿三做干爹。《白鹿原》是否有意淡化或者否定阶级斗争？
陈忠实，1942年出生，1965年“文革”前夕就开始发表散文，当过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他当然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驯服长工鹿三就有了一个强悍造反的儿子黑娃。黑娃虽然和地主的儿子们一起在祠堂读书，但是跟他们就不一样，不安心。明明在白家打工，但讨厌白家主人腰板太硬，形象太正。他反而和鹿兆鹏关系良好。阶级身份，和对这种身份的挑战，后来决定了黑娃的悲喜命运。
小说第六章是全书当中最有和平气息的一章，不仅因为出现了辛亥革命，不仅因为白灵认鹿三为干大——阶级调和，也不仅因为朱先生奇迹般地劝退了清军方巡抚，还因为朱先生为白鹿祠堂拟了一份乡约。
这有点像乡村自己的宪法，也有点像“五讲四美”“八荣八耻”等精神文明准则，不仅书写在祠堂墙上，所有族人还都要背诵：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乡约好像也是“顶层设计”，一时间“族权”好像等同“民间政权”。
有两件事突然打破了祠堂里朗诵乡约的美好气氛。一是黑娃出外打工，居然带回来一个来历不明的风骚女人。小说第九章专门描写黑娃娶田小娥的全过程。地主娶二奶主要为了“泡枣”（要知道“泡枣”的意思，或参考《金瓶梅》“潘金莲醉闹葡萄架”）。女人送餐递碗时，和黑娃手指触碰。半夜入房，小伙子初次性体验——《白鹿原》非常喜欢浓墨重彩地描述男人的初次性生活经验，后面还有白孝文新婚、白家三儿子娶媳妇等，都是强调男性生理角度。
事情暴露，黑娃被郭举人赶走，差点丧命。又追到田小娥家乡，把名誉扫地的美女带回白鹿原。陈忠实的性描写不像王小波那么有间离效果，也不像贾平凹那样细密写实，主要特点就是强调处男感觉，反复强调。
农民想睡地主小老婆，也是老桥段，同时可强化造反的合理性与荒谬性（反过来“十七年文学”常写地主看中农民女儿，也是强调地主生活荒淫与必然被打倒，殊途同归）。但黑娃带田小娥回白鹿原仅仅是悲剧的开端。族长不准黑娃、田小娥上祠堂，他们只能住在村外破窑。与此同时，鹿兆鹏娶妻，比黑娃更加不幸。新婚次日就不与妻子同房，说是没有爱情。父亲、祖父到学校，求校长回家见妻子。当然，革命者意志坚强，宁死不睡老婆，害得妻子性苦闷，日后熬出病来。
男人在新婚之夜就逃走的情节，似曾相识，《活动变人形》《玫瑰门》都有。《玫瑰门》里也是一个地下党人，他们忠于爱情，抛弃一夜婚姻，结果女人就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并不是《白鹿原》里第二代年轻人的婚事都在呼应其他小说，白孝文是一个特例。他被父亲培养成一个极正经的男人，以致初夜懵懂无知，后来是在别人的共同教导下终于开窍。但一旦开窍，势不可当。父亲、祖母只好警告新媳妇，赶快多照顾丈夫的身体，身体要保重。“族权”下的家庭，充满关心，也充满管控，但再怎么关心和管控，龙不生龙，凤不生凤，《白鹿原》里财主的儿女们都会走跟父母不一样的道路。
打破暂时平衡局面的，除了黑娃和小娥，还有一帮兵痞。军阀刘军长围攻西安城，派了杨排长带几十个兵到白鹿原强行征粮。怎么个征法？把老百姓一起找来，进行射鸡（击）表演。怎么表演？找来一批鸡，吊在那里，一排士兵举枪打去，打得血肉横飞，一地鸡毛。
在这种情况下，田福贤、鹿子霖等乡官没法违抗（“兵权”暂时不归“政权”管），村民只好乖乖交粮。唯一的反抗行动，就是地下党员小学校长鹿兆鹏，找黑娃帮手，还有另一个地下党韩裁缝，三人一起烧了征粮的米仓。
下面排长军头虽然胡作非为，但是上面刘军长却很敬重白鹿书院朱先生。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美梦：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都要尊重一个中立的文人。刘军长请朱先生算命，预测战局发展。朱先生就讲了一些婉转的话，劝走了军阀。拖了几个月，军阀果真放弃围城。前后八个月，白鹿原渡过了一个难关。
军阀混战快结束时，就是北伐胜利进军之际。小说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细节来渲染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气氛：白家独生女白灵和鹿家次子鹿兆海，在保卫西安的时候结下革命友谊，两个人讨论将来前途。结果决定一人入一个党，反正两个党都齐心北伐。少男少女掷铜圆，白灵参加国民党，鹿兆海加入了共产党。两人抱在一起，又以铜圆起誓，友谊变成爱情——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里最富戏剧性的一个国共蜜月瞬间。
《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讨论“族权”有没有在乡村秩序下与“政权”“神权”互相制约。其实，也是探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是否存在某种独特的朴素的政教分离模式。
小说的第二个贡献，是在作家茅盾之后，再次反省检讨北伐时期的农民运动。鹿兆鹏介绍黑娃去了城里的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短短数月，回来以后，换成了“新人”。他接下来就在各村组织农会，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协”。农民运动做了几件事情：一是惩罚好色之徒。把好色和尚、碗客捆绑在戏台上，揭露他们的性罪行，群情激奋，与“性”有关的审判总是最引人注目（记得茅盾《动摇》写过重新分妻的“解放妇女保管所”）。二是算经济账。批斗总乡约田福贤的时候，让他的秘书招供，说账面上、台底下贪污了多少钱，这可是大家的血汗钱……于是民情再度激愤。这次因为鹿兆鹏校长掌握政策，所以没有马上用铡刀来杀头，前面的和尚就被当场宰了。三是算文化账，砸祖宗祠堂——砸碎祠堂当中的那些碑石乡约，打破精神枷锁。当然，祠堂里的学堂，也顺带被冲击——封建主义的教书匠，毒害我们乡村子弟的时代，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农民运动的三步骤，一揭色情史，二算经济账，三砸祠堂碑，后来至少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中两次重演，大致上也是这个顺序。区别是最后一次冲击范围更加大，并不马上分浮财。
阿q和红卫兵，虽然都像农民造反，但还是有区别。后者中的部分人至少在早期比较理想主义。黑娃主要是复仇（祠堂怎么侮辱田小娥），鹿兆鹏更多是出于理想。
总乡约田福贤逃走了，一段时间内，农民运动甚至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又和茅盾小说呼应，《白鹿原》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县长轮流换，局势非常乱。连修县志的朱先生也怀疑，史书里说这个地方水深土厚，民风淳朴，但在农民运动前，还能下这个结论吗？朱先生这个问题每隔若干年就可以拿出来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