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知青叙事者出场了——
“好了，我的想象过于浪漫了。事实上也许完全不像我想象的这样。事实上我们到了清平湾的时候，随随和英娥的罗曼史已告结束。”英娥已经嫁人了，嫁了一个难看的老实人，她一度想自杀，后来生了两个娃娃，也就不吵了。随随还是光棍一条。
穷是十分普遍的，有对老人住在高山上的窑洞，因为以前是红军，现在没有劳力，所以破格允许养鸡、养猪，生活得不错。其他人不能养鸡、养猪。农民栓儿力气大，技艺高，偷偷离乡做铁匠活，不久就被绑了大绳抓回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四“革命”的知青与“愚昧”的农民
张富贵原是个大队书记，因反对大队分红而被降职；知青们都觉得大队分红比小队分红更进步。大队分红就是几百上千个人在一起结算，小队分红可能就是几十上百个人一起结算。理论上大队分红是“从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到全民所有制”，知青们都觉得这是正确的大方向，于是去找张富贵，想争取他革命。小说写，“我们自信比梁生宝和萧长春水平高”（又出现前后“三十年”文本互涉）。
张富贵不在窑里。炕上坐着个老汉，是怀月儿的爷爷……
“您说，大队分红好，还是小队分红好？”
怀月儿爷爷啰啰唆唆半天讲不清楚。窑里有猪，在灶台边上蹭痒，上面睡了一只猫，家里几乎是一无所有。
“那您说，是小队分红好呢？还是单干好？”
我们想引导他忆苦思甜。似乎只要证明了小队分红比单干好，就自然证明了大队分红更具优越性。
怀月儿爷爷愣了一下，把脸凑近些，压低声音问：“能哩？”颇为怀疑地看我们每一个人。
“什么能哩？”
“球——谁解不下这事？不是不敢言传？众人心里明格楚楚儿价。小队分红好，可还是不顶单干。”
大家又互相看，都没敢轻易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怀月儿爷爷是彻底的贫农，烈属，有三个儿子，一个死在青化砭，一个死在沙家店。
这一段知青老农的对话，和之前写农民的小说不大一样。《绿化树》里有农民，但主要为了解救读书人受难而存在。李顺大几十年造不了屋，但是没有单干思想。再早一点，萧长春、梁生宝，都是合作化先锋、农村新人。
史铁生小说里有一句话，当知青到黄土高原上，知道当地小麦亩产才七八十斤时，同学们都傻了眼，“不知是这些老乡在骗我们，还是临来时学校的工宣队骗了我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读者们，大概也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萧长春和疤子、随随，谁的故事更真实？梁生宝和《插队的故事》里的老乡，究竟谁在骗我们？
也许，柳青和史铁生都是真诚写实的，宽容一点说，只是50年代与80年代的不同；苛刻一点论，或是干部身份（县委常委）与普通知青视角不同？
又或者，从梁生宝买稻种到史铁生下乡延安，农民生活越来越苦了？
《插队的故事》不仅写知青心态，同时写农民生态，常常将两者并置，意味深长。刚下乡时，好像是文明和原始对比——村子里的小孩不请自来，挤在知青窑洞里，看到半导体也非常好奇。然后写农村婚俗，男方要花不少钱，女方也不觉得这是买卖。发展下去，如上所述，知青觉得自己是梁生宝、萧长春，却没法说服烈属贫农放弃单干梦想。还有一个细节更加耐人寻味：知青们砍柴砍不动，烧不着火，就到山上破庙去砍木的门槛，挖菩萨的木头的心来烧饭。与此同时，愚昧虔诚的乡民们却还在努力修补和使用这个破庙，在那里烧香、磕头、祈祷。
小说从开始的城乡差别，慢慢写到在窑洞油灯前，在庄稼的地里，在洪水前面知青和农民的共同命运。“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和农民两条文学主线，终于在当代知青小说，特别是《插队的故事》里真正同框。真正同框的意思，就是闰土不必叫“我”老爷，梁生宝见到县委常委柳青也不必那么激动，海喜喜也不能随意教训章永璘……结尾处，作家毫不回避读者可能有的疑问——“有人会说我：‘既然对那儿如此情深，又何必委屈到北京来呢？用你的北京户口换个陕西户口还不容易吗？’更难听的话我就不重复了。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没话可说。说我的腿瘫了，要不然我就回去，或者要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鬼都不信。”
推想开去，回首当代中国革命，种种艰辛残酷，无法否认。否则为什么后来要改革呢？好，现在既然改革成功了，为什么又要怀念革命呢？用史铁生的说法，“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
但是，再次回乡那天——“汽车沿着山道颠簸，山转路回，心便一阵阵紧，忽然眼前一亮：那面高高的黄土崖出现在眼前，崖畔上站满了眺望的人群……”
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北京：求真出版社，2011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