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一天
1984年12月14日，杭州会议与韩少功的一天
依照本书惯例，我们要关注80年代一个作家的一天：韩少功（1953—）的1984年12月14日这一天。这次不是依据他的日记，那一整天我和他在一起开会，参与目睹了所谓“寻根文学”的发端。而寻根文学正是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杭州会议”有如下记载：
在1983年到1984年间，以“知青作家”为主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如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围绕文学“寻根”问题，交换过意见，召开过座谈会。
陈思和是与会者，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记录得更详细一些：
1984年12月（12日到16日），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此后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作家对这一主张也做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
陈晓明教授晚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也记录了“杭州会议”的历史意义：
酿就“寻根”的契机可以追溯到1984年12月在杭州西湖边一所疗养院里的聚会，随后（1985年）有各种关于“寻根”的言论见诸报端。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有，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等。
从50年代起，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本来就有“计划文学”的性质，常常希望通过会议引导文学创作倾向的变化，但“杭州会议”有些不同。一是此会不在北京召开，也不是高层策划，发起方是《上海文学》和《西湖》杂志社及浙江文艺出版社。二是此会确实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潮流，而不像其他更大规模更高级别的会议只是调整文艺政策。所以“杭州会议”后来被各种文学史记载，背后有一些微妙的历史原因。
陈晓明的观察是：“80年代中期，虽然意识形态领域反反复复进行着各种斗争，但关于人道主义和主体论以及异化问题的讨论，使知识分子的思想与主导意识形态构成一种紧张关系，若隐若现的碰撞似乎预示着内在更深刻的分歧。”
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与主导意识形态构成紧张关系，不如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内部存在不同观点的分歧矛盾——80年代，晚年周扬重新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同时期胡乔木等人则比较坚持延安意识形态的传统。
当时比较宽容的思想解放背景，促使文艺界有更多的理论探索的可能性。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定义和60年代不同。
冯牧主编的北京《文艺报》比较代表陈晓明所说的“主导意识形态”，李子云主持的《上海文学》“理论批评版”以及刘再复主编的北京的《文学评论》，更倾向于思想解放。不过，许志英和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将冯牧、唐因、唐达成、王蒙（时任《人民文学》主编）都列在周扬、张光年、夏衍为首的“惜春派”——意思是珍惜文艺界的春天。另外一边被称为“偏‘左’派”，有胡乔木、王任重、林默涵、贺敬之、刘白羽等。今天回头看，双方都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据，正是这种有矛盾有争论的意识形态背景，促进了80年代中期文学和理论的繁荣。
除了人道主义争论背景，当时文艺界还争议几个现代派“小风筝”——几篇比较欣赏西方现代派技巧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引起了北京《文艺报》批评。这些大小论争和五六十年代很不一样，不是完全一面倒，也不全是自上而下，中间有不少偶然性。比如《上海文学》本是地方文学刊物，小说影响远不如《人民文学》或《收获》。但主持“理论批评版”的李子云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学术情怀的编辑，此前是夏衍的秘书。所以《上海文学》十分引人注目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现代派的文章，引起争论，还邀请巴金、夏衍等前辈作家撰文声援。就是在这么一种微妙的京派、海派的文艺论争形势下，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客观上是在《文艺报》的指导方向之外，开启了当代文学一个新的发展潮流。
一杭州会议的开会情况
我们可以从文艺生产场域、意识形态操作的角度来讨论寻根文学的背景。
参加会议的有北京来的阿城、陈建功、郑万隆、李陀、黄子平、季红真；上海的周介人、陈村、曹冠龙、陈思和、蔡翔、程德培、吴亮、南帆、许子东等；鲁枢元和韩少功是京沪以外的作家、评论家；东道主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李庆西（“新人文论”丛书的编辑）；主持人就是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还有李子云。
这不是一次正式的学术会议或常规的作协会议，没有预定的日程，没有事先安排的发言题目，没有发言时间限制和专家讲评，没有领导讲话也没有与会者提交论文，却是我参加过最有学术气氛的一次会议。会议在杭州的一个部队疗养院连开了三天。就在西湖边上，也没安排游览，很少有媒体关注。蔡翔后来回忆，说到会时，没有安排谁住哪里，疗养院里有单人房、双人房、三人房，与会者进去随便住。结果大家都先抢三人房，最后来的人才住单间（现在情况正好相反）。不知社会进步了，还是文化退步了？
会议通常由周介人（《上海文学》编辑）负责串场。大家没有预定次序，随意发言，或长或短，可以打断，却都认真严肃。讨论的问题，有时很大，比方禅宗、现代派等，有时很小，甚至是某小说细节，如阿城的发言，通常是讲故事说段子，还很幽默，引起哄堂大笑。
从1984年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看，茹志鹃、李子云构思此会，应该是要讨论两个大问题：第一，怎么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第二，讨论文学创作和西方现代派的关系。结果出乎会议主办方的意料，第一个问题居然完全没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意见也基本一致，也没有太多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