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我们每个人，至少读书人，都有自己的“棋”——学术是棋，文学是棋，音乐、绘画、建筑等等艺术追求，都是我们要献身的“棋”。一般来说，专业成绩自然会带来社会名声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是那个捡破纸的老头告诫我们“为棋不为生”——创作、学术、艺术等等，目的是养性，如果只为稻粱谋，一味追求销量、获奖、知名度、明星效应等等，那就会“坏性”。怎么做到“为棋不为生”呢？王一生的回答就是，生不可太盛。
“为棋不为生”，这不是对农民的要求，而是回到士的反省。《棋王》的理想境界是：社会（农民）要“民以食为天”，个人（干部/知识分子）需“为棋不为生”。或者，一以贯之也好，自己不求享乐，也要求别人艰苦朴素。倒过来也行，自己追求世俗快乐，也赞成社会物质繁荣。最糟糕的情况是要求别人（百姓）注重精神力量，“为棋不为生”，自己或家人却“官以贪为先”。这种情况，我们在李伯元的小说里见过。
三《棋王》的第三个层次：儒道文化
但小说除了讲究吃法、钻研棋道以外，还有第三个层面。《棋王》是整个当代文学中较早重写中国文化传统的小说。
小说中的道家色彩很早就被王蒙等作家、评论家注意。不用说王一生瘦弱潦倒又怡然自得的山野形象，其貌不扬又才艺过人的江湖风度，还有阴柔阳刚去化之道。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家传统，在“文革”中，正可以给人一些避世方法。其实，儒家精神在《棋王》中更不可忽视。王一生人生态度的核心是由他母亲的一副无字棋构成的。因此他不愿脚卵牺牲家传棋具，为他争取比赛资格。因此他不为名利，九人大战最后进入了武侠般的超拔境界。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人渐渐散了，王一生还有一些木。我忽然觉出左手还攥着那个棋子，就张了手给王一生看。王一生呆呆地盯着，似乎不认得，可喉咙里就有了响声，猛然“哇”的一声儿吐出一些黏液，呜呜地说：“妈，儿今天……妈——”
几十年来，能够这样呼唤“妈，儿今天……妈——”的小说，为数不多。
小说最后试图得出一个儒道互动的结论：“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这是《棋王》现在的结尾。据说曾有一稿，结局是王一生最后向官场世俗低头，加入了地区象棋队，吃得白白胖胖，说吃得这么好，还下棋干啥。如果那样写，太叫人悲观了。
另外两个短篇，《孩子王》是写“十年”期间知青教书，没书可教，最后教字典。晚清流行的口号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孩子王》想证明，汉字不灭，中国就不会亡。《树王》则写知青主人公反对为发展生产砍掉大树，不只体现了超前环保意识，更是自然与人的传统观念古今相通。这两个短篇从不同方面分别补充了儒家精神“汉字不灭”与道家传统“天人合一”。显示即使在“文革”当中，儒家、道家也还是延续在中国社会底层。
《棋王》的文学史意义，一是不仅在政治倾向上，而且在文学方法上都超越了“十七年”。大部分“伤痕—反思文学”，首先是拨乱反正，柳青歌颂合作化消灭私有制，高晓声、茹志鹃正视几十年农民苦难，虽然各自观念各不相同（《创业史》提前评议了“红牛黑牛论”），但关注社会问题的方法则不无相通之处。梁晓声的《青春之歌》文体，或乔厂长的战斗精神军事术语，更是“十七年”笔法书写改革开放的明显例证。直到1984年阿城的《棋王》，文学焦点才摆脱了直接的社会政治视野，不再描写怎样革命、为什么革命或革命的方向正确错误等等，而是详细描写革命之中普通人的吃饭下棋，描写儒家道家传统命脉如何在当代革命之中继续生存挣扎。
《棋王》的文学史意义，还在于其文字结构，既不同于40年代以来令人激动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别于“五四”以来的欧化文艺腔。作品并不满足于回归“五四”，而且还企图至少在文字上衔接明清笔记和旧白话小说。稍微举几个例子：在火车上周围一片哭声，“我实在没心思下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地说：‘我不下了。这是什么时候！’他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像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记得巴金小说里的人物说话时常常皱紧眉头表情丰富，《财主底儿女们》则会“忧郁而又快乐地”笑着说。阿城的人物说话，既没有大的肢体动作，也没有文雅复杂的形容词，只是“硬硬地说”，“身子软下去”。一硬一软，意境全出。
再如脚卵拿出家传象棋，“王一生大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棋具，很小心地摸，又紧一紧手脸。”“紧一紧手脸”也是用动词形容表情。“喝得满屋喉咙响”——这是《水浒传》里的句子，小说里出现了不止一次。“我”给王一生送行，看他的背影：“王一生整了整书包带儿，就急急地顺公路走了，脚下扬起细土，衣裳晃来晃去，裤管儿前后荡着，像是没有屁股。”最后一句是大雅之俗，“像是没有屁股”活化出王一生现代济公一样的背影。
因为《棋王》大写吃的庄严，又崇拜棋的神圣，“文革”背景下出现了最新的儒道互补，文字又是经得起推敲的当代白话，所以小说出版以后，在台湾和海外华人文化圈几十年来一直是课堂内外的中文范本。朱天文说：“上个世纪80年代，《棋王》《树王》《孩子王》横空出世，震动大陆台港，和世界上所有能够阅读华文的华人地区，惊涛拍岸，阿城达到的高度至今还高悬在那里。阿城从生命现场得来的第一手经验，独特到仿佛禅师棒喝人的观察角度，任何时候对我来说都是启发的，非常之刺激脑啡。”汪曾祺也在一篇题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评论中写道：“读了阿城的小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我相信，不但是我，很多人都写不出来。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增加了一篇新的小说，给小说的这个概念带进了一点新的东西。否则，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写，或不写，差不多。”汪曾祺也正是在“礼失求诸野”的主题背景之下，与阿城找到了共同语言。
《棋王》起点很高，后来甚至作家自己也难以为继。小说发表后，1984年底有一批国内新锐的作家评论家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后来被认为引发“寻根文学”的重要研讨会。经过这次会议的酝酿、催化，《棋王》也就被追认为“寻根文学”的第一批代表作。在文学史上，正是在《棋王》（还有《红高粱》）之后，当代文学才出现了一批可以在艺术上与三四十年代对话的小说。
许子东：《〈棋王〉过眼录》，上海《文汇报》1984年7月25日。
阿城：《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以下小说引文同。李劼：《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比如王蒙：《且说〈棋王〉》，《文艺报》1984年第10期；苏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选自季红真主编、赵坤“谈艺卷”主编：《汪曾祺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