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天，小说写明海看见小英子的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通过一个女孩的脚印，写小和尚的性心理。后来王安忆在中篇《小城之恋》里也有类似笔法。男主人公听隔壁女生洗澡，洗完以后跑去看地上，周围是湿的，中间有两个干的脚印，他就从脚印开始往上幻想……
《受戒》的高潮是受戒的过程。事先女孩问，不受戒不行吗？明子说，不行。事后，女孩问，疼不疼？明子说，疼。小和尚回家的船上，小英子终于说，你不要当方丈——这是和尚将来的美好前景——然后就趴在明子耳朵边上小声说，我做你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最后说，要。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接下来就是小说著名的结尾，还是由一连串名词动词加形容词，混合堆砌而成：“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噜噜噜飞远了。”
小女孩把新和尚带到芦苇荡里，读者就看到这么一片风景。汪曾祺不写时代政治，只画希腊小庙般的人性。故事结构近于沈从文，文笔技巧更像周作人：一种刻意的漫不经心，一种由细节堆成的冲淡。
二《大淖记事》：锡匠与靓女的爱情
《大淖记事》延续了《受戒》的主题，写地方风土人情更加详细，但不如《受戒》空灵。有一段文字常常被人引用：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因此，街里的人说“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汪曾祺这段夹叙夹议，与其说是对地方乡土人伦的写实，不如说更像对现行道德规范的乌托邦想象。这个道德规范可以是传统礼教，或者资本主义婚姻制度，或者是无产阶级家庭道德等，总之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反叛。从沈从文起，不少作家愿意这样理解某些乡土民俗。但很少有女作家认真描写过这种乡土民间的“性解放”，虽然这种“性解放”好像也有某种女性解放的意识。在现实中，大部分还是男人的梦。
《大淖记事》写当地生活了两帮人。
一边是不少锡匠。“香炉、蜡台、痰盂、茶叶罐、水壶、茶壶、酒壶，甚至尿壶，都是锡的。”又看到作家的名词堆砌技巧。老锡匠的侄儿名字叫十一子：“他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煞得很紧。走起路来，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
大淖另一边，大部分是挑夫，不仅男人，女人也会挑。有个挑夫娶了一个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丫鬟莲子，次年生了个女儿叫巧云。可是莲子不久自由恋爱，跟了一个过路戏班子的小生跑了。巧云长到15岁，长成了一朵花。“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梳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块，同样的钱，她买回来，分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排比的结果说明靓女总是讨人喜欢。但不久，巧云的父亲跌伤，家里要靠女儿养。接下来，“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正好做伴。”到此为止，故事就很像一个中国民间故事了。
没想到接下去更像了。出现了一个坏人，保安队的刘号长，强占了巧云。巧云又委屈又气愤，主动去找十一子。事情传出去后，刘号长带人赶走小锡匠，要他告饶认错，小锡匠骨头硬，牙关紧，不低头，小说写小锡匠被他们打死了，简单的一句话。
打死了？故事就这么完了？不会。原来巧云弄来了尿碱汤，灌进十一子喉咙，把帅哥救活了。锡匠们在县里游行三日，县长也没镇压，还被迫处罚了刘号长。小说结尾是一个女人养着两个男的，挑夫残疾，小锡匠重伤。最后一句却比《边城》光明多了：“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
《大淖记事》的文笔其实还是朴素流动，冲淡美丽，但整个故事比起空灵的《受戒》，有点向《刘三姐》方向靠拢了。因为小说里出现了绝对的坏人，比较符合一般民众的阅读期待。即便如此，汪曾祺还是代表了80年代中国抒情小说的艺术水准，他的成就是周作人散文风格和沈从文乡土梦幻在1949年以后的某种复活。周作人本来提倡“人的文学”，沈从文写《边城》也有意抗衡30年代“左倾”潮流，抒情传统发展演变到“文革”后，汪曾祺的“礼失求诸野”便成了当代的“为艺术而艺术”。当然，只要是艺术，总包含人生。汪曾祺的清淡文笔虽然少有人能习，但歌颂乡土民俗，描写乡女多情、性风俗开放等，在后来像《红高粱》《白鹿原》等有意无意寻根的作品里，都有各种衍生和影响。汪曾祺喜欢和年轻的作家、评论家在一起，当时的新一代作家也很难得在“老作家”中找到这么真心实意的一个知音。我们以后会讨论汪曾祺对莫言、对阿城的评论和支持，就像“五四”时期周作人为《沉沦》辩护一样重要。近年，也有“新时代”评论家，在汪曾祺坎坷的文学道路和“艰辛探索”过程中，又看到“十七年”“十年”和“新时期”的“互不否定”某种可能，所以现在汪曾祺是一个可以从各种角度都得到理解推崇的作家。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早已远去》，搜狐网纪念汪曾祺逝世15周年专栏题目，2012年5月15日。
汪曾祺：《关于沙家浜》，选自季红真主编、赵坤“谈艺卷”主编：《汪曾祺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64页。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248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32页。
汪曾祺：《受戒》，《北京文学》1980年10月号。以下小说引文同。
沈从文：《边城》，台北：金枫出版社，1998年，36页。
余光中曾经批评戴望舒《雨巷》：“两段十二行中，唯一真实具象的东西是那把‘油纸伞’，其余只是一大堆形容词，一大堆软弱而低沉的形容词。”余光中：《评戴望舒的诗》，选自《青青边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166页。
袁枚：《随园诗话》第5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90页。
王安忆：《小城之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
汪曾祺：《大淖记事》，《北京文学》1981年第4期，以下小说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