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文学与官场斗争
蒋子龙（1941—）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被视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错过很多小说，尤其90年代以后，会有不少作品无论艺术质量还是内容深度都不在《乔厂长上任记》之下，那为什么一定要读这篇小说？至少有三个理由：
第一，这个中篇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和卢新华、高晓声、茹志鹃等人的小说几乎在同一时段出现——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中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并不是一种递进的逻辑发展，而是差不多同时出现，见证70年代末当代文学的多元方向。第二，如果纯粹着眼于艺术性，可能会先读林斤澜、宗璞、冯骥才、陈村等，但是《乔厂长上任记》无论作为罕见的城市工业题材，还是“改革文学”的代表，在“中国故事”里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这篇小说还描写了新时期的官场斗争。第三，在2018年人民大会堂庆祝改革开放的大会上，40年间，一共只表彰了两位作家，一位是已经去世的《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另外一位就是《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蒋子龙。
一从第四次文代会到剧本创作座谈会
70年来作协有两次会议最为重要。第一次是1949年建立文联，第二次是1979年秋天的第四次文代会。据与会者回忆，发言领导在报告中讲：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说到这里，全场爆发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华东师大老教授许杰、徐中玉等开会回来十分激动，一再转述“不要横加干涉”这句话。经历了反右、“文革”几十年劫难的老知识分子，从此也进入了新时期。
也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向一些“右派作家”——丁玲、艾青、萧军、王蒙等道歉，回应并不强烈。主持第四次文代会的还是茅盾。刚刚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的蒋子龙在会议上是大家瞩目的新人。
现在回头看，从1977年底《班主任》发表，到1980年2月北京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这两三年间是作家和各方关系最和谐的一个特殊时期。
要解放思想，要拨乱反正，要改革开放，20世纪中国文学出现了文学、政治与大众三者这么合作的一个时期。比如《李顺大造屋》，作家在为农民申诉，政府在检讨农村政策，民众也找到了苦难记忆共鸣。在某种意义上，这真正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出于真心，写自己的血肉经历。《剪辑错了的故事》的作者1947年参加革命，赤胆忠心，因为坚信党必须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才对1958年的情况痛心疾首。第四次文代会的说法，开启了一个新时期。
当然，换个角度看，作家的个人政见如果与官方意识形态或者与大众审美要求有矛盾分歧，也很正常。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作品就是在这种矛盾关系当中产生的。所以，1980年2月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就构成了一个转折。这次座谈会提出了“社会效果说”。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不久，北京召开纪念鲁迅百年诞辰大会，我在人民大会堂亲睹了领导激情洋溢的讲话。“社会效果说”，意思是作品可能有些越界，但作家动机是好的。或者倒过来说，单有好动机还不够，还要注意效果，这是委婉的批评。当时被点名批评的小说，有写将军和女护士关系的《飞天》。有写知青为了回城，不择手段走后门，甚至出卖身体的徐明旭的《调动》，小说里有句名言，干部说“研究研究”，就是“烟酒烟酒”（现在“烟酒”也不管用）。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也涉及干部子弟。
这几部作品是“文革”以后第一批被批判的作品。“社会效果说”使得作家们忽然明白，文学与政治与大众的复杂关系是常态，一直需要调整磨合。剧本创作座谈会以后，中国作家的写作策略出现了大致三个方向的分化：一是继续“为政治的文学”，以笔为枪，坚持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比如一些报告文学，戴厚英长篇《人啊，人！》、白桦剧本《苦恋》等。二是“为人生的文学”。用很多不同写法——意识流、反讽、变换叙事方法等，首先追求文学性，反思过去，正视现实。王蒙、张贤亮、茹志鹃，还有年轻一代的韩少功、张炜、张承志等都大致上使用这种写作策略。第三个方向，仍借用“五四”的说法，“为艺术的艺术”，主要关心怎么写，而不大关心写什么，也不大在乎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比如说汪曾祺、史铁生、阿城、早期的余华，等等。
当然三者之间的界限不一定分明，常常被评论混淆，或者作家主动混淆。
二《乔厂长上任记》：“以笔当枪”的代表
回顾时代背景，《乔厂长上任记》其实是上述第一类“以笔为枪”中罕见的成功范例。这类作品，不少都被批评，蒋子龙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小说既呼应政府提倡的政治改革，也抒发作家自己的政治观念——正好也是改革。仔细阅读，小说主人公其实是以“前三十年”的革命逻辑来从事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事业。或者说，是以“十七年”的文学方法来书写新时期的“中国故事”。
晚清写官场，都是幕后交易。从《华威先生》以后，小说中的官场故事则主要是开会，或者从开会写起。《乔厂长上任记》一开始是机电局党委会，“四人帮”倒台两年，1978年已经过去六个月了，电机厂两年六个月没有完成任务了。
“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生产落后，是电厂老大难问题。党委会开会，讨论派谁去当厂长。这时机电局电器公司的经理乔光朴自告奋勇。公司经理是个肥缺，工作轻松，所以乔光朴要去电厂，大家都很惊讶。而且他立下军令状：“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个举动让党委会上的众人吃惊。
乔光朴这时候已经53岁了，小说写他“这是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眼；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阔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