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
“三红”与“一创”的拼贴
在读1979年的短篇《剪辑错了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先读茹志鹃1958年发表的《百合花》。两篇都是她的代表作，一篇是红色经典，抒情，崇高，纯洁；一篇是反思文学，“意识流”，尖锐，犀利。放在一起重读，颇能显示“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复杂关系。
茹志鹃（1925—1998），杭州人，生于上海，家境贫困，18岁跟随她哥哥参加新四军，在文工团工作。她的背景和梁斌、柳青、曲波等人一样：先参加革命，后从事创作。1947年入党，1955年转业，到《文艺月报》（即后来的《上海文学》）做编辑。80年代，她是上海作协的副主席，当时的主席是巴金。
一《百合花》：三个人谁是主角？
《百合花》小说6000多字，写了三个人物，都没有名字。第一人称叙事者，是文工团女干部。前两千字讲通讯员带“我”到前沿包扎所。“我”脚受伤，走不快，通讯员不时要停下来等。“我”观察小通讯员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厚实实的肩膀，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18岁。休息时问话，原来还是同乡——浙江天目山人。再问他有没有娶媳妇，通讯员飞红了脸，走路没出汗，说几句话倒紧张得满头是汗。
中间一段写前沿卫生站，为救伤病员要向百姓借被子。“我”是女干部，很快借到三条，可是小通讯员却空手无收获，嘴里直怪老百姓死封建，好像跟什么人吵了架。“我”怕他得罪乡亲们，就去刚才碰壁的那家问情况。一个静静的院子，出来一个年轻媳妇，小说描写道：“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向乡亲道歉，新媳妇也没生气，反而忍住笑，可能刚才跟小通讯员有点误会，转身进去抱了被子出来。一看，“我”就明白了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原来这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我”把小通讯员批评了一顿：你看看，你还骂人家死封建，这是人家的新婚被子。
“新婚被子”在西方学院理论中，可能会被分析出“初夜”仪式等象征含义。不过50年代读者纯朴，否则，小说不会入选中学教材。
小说第三部分，写“我”在包扎所救伤员，前方打仗，气氛紧张，不断有伤兵下来，新媳妇也在帮忙。到了半夜，又来了新伤员，担架队的人说，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活他，“‘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就在这时，新媳妇惊叫一声——她看见这个新伤员就是小通讯员。可是小通讯员救不回来了。小说结尾，“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前面淡淡积蓄的抒情，就在最后这一笔爆发。《百合花》发表后，当时已经不写小说的茅盾十分称赞：“《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百合花》体现了革命历史小说在艺术技巧上的努力追求，不过在60年代初，姚文元等人也还是批评这篇小说没有写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
二《剪辑错了的故事》：“三红”与“一创”的拼贴
回顾1958年的《百合花》，才能理解《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发表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小说第一段，《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寥》，讲的也是1958年。周围的公社、大队，前脚后脚都放出了亩产一万二、一万三千斤的高产卫星。这时甘木公社的甘书记在一大队放一颗亩产一万六千斤的大卫星。报告送到省里、中央，当然风光，甘书记也升官为县委副书记。
高产就是将十几亩的稻子硬搬到一亩地里。一时风光，“随着高产，便来了个按产征购”，接下来一大队就要多交很多公粮。也是党员的农民老寿（浙江话中，谐音“寿”是有点傻乎乎的意思）想不通了，说这么交粮以后，农民一天只有八两（旧制八两，等于半斤），不够吃了。交粮时，他到县委找甘书记。老寿还没开口，甘书记就语重心长：“不是我一见面就批评你们。你们的眼光太浅了，整天盯着几颗粮食。现在的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一步差劲，就要落后。你们老同志更应该听党的话，想想过去战争年代，那时候，咱算过七大两、八大两吗……”
老寿想想——甘书记的话句句在理，过去真的没计较过七大两、八大两，为了将来能过上好日子，饿肚子也没叫苦的。交粮以后，坐空车回村，老寿有点朦胧起来了。小说第二段，标题有点长，叫《老甘不一定就是甘书记，也不一定就不是甘书记，不过老寿还是这个老寿》。意思是“官”可能有变，“民”还是“民”。故事场景，突然从1958年回到了1947年冬天，这是一个时空倒叙，或者说是整段拼贴的“意识流”，等于从《创业史》合作社前景，突然回到《红日》沂蒙山岁月。1947年也正是茹志鹃在军中入党的年份。国共正在内战，“土改”还没开始。还乡团领着一个团的国民党兵到了镇上，老寿就给老甘报了信，老甘要带队伍转移，说之后再打回来。但是转移要带点粮食，老寿的老婆是个苦死累死也不讨饶的女人，嘴里发着牢骚，还是把家里仅有的一袋高粱面拿了出来，“摔到老寿怀里，说道：‘就这点高粱面了，这天寒地冻，咱不吃，叫孩子也不吃？你看着办吧！’‘有难处，这不假啊！’老寿仍旧两眼瞅着地上，说道：‘可是我是个在党的人。再说我们冷了，饿了，在家还能烤烤火，摘把野菜。老甘他们走出这么远去，还不知睡哪里，吃什么呢！这不都是为了咱……’‘唉！装吧装吧！啰唆个啥！我才说了两句，你就说了一大套，谁不知道革命就是为了咱穷老百姓呀！’”
全部高粱面也只装了三个干粮袋，最后老寿两公婆就把烙好的饼切成了条条，装进了第四个干粮袋，给老甘的时候还表示歉意，说三袋是高粱面，一袋是做好的饼。老甘说：“老寿，你放心。哪里有老百姓就饿不着咱们。你们这点心，我带去防个急用。”然后，“老甘紧紧捏了捏老寿的手就走了。”
小说第三段，又回到1958年。老寿交粮后从县里回来，没法向乡亲们交代，一头钻进梨园。原来今年梨是大年，“大伙儿可是指望着它，过冬的口粮，过年的新衣裳，都在这树上长着呢。”老寿一边用纸包住梨，防小虫，一边心里又发愁：“他说不出，但总觉得现在的革命，不像过去那么真刀真枪，干部和老百姓的情分，也没过去那样实心实意。现在好像掺了假，革命有点像变戏法，亩产一万二，一万四，自己大队变出了一个一万六。为什么变戏法？变给谁看呢？……说起来也丢人，种地的人心里都有数，可是装得真像有那么一回事，还一层层向上报喜。看来戏法还是变给上面看的，这，这革命为了谁呀！……”
老寿，一个普通农民党员在果园包梨时的这段牢骚独白，却道出一个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不仅是质疑革命如同变戏法，更重要的是戏法变给谁看？“还一层层向上报喜。看来戏法还是变给上面看的，这，这革命为了谁呀！……”看来老寿，还有茹志鹃，相信革命应该为了老百姓，干部的眼睛理应向下，看到艰难“活着”的人民。而老甘，还有其他官员，却一层层向上看，表面上相信上面代表更广大人民，实际上可能是趋利避害或习惯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