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奂生上城》：新时期的农民与干部关系
李顺大造屋30年，陈奂生已活在“新时期”；李顺大历经种种政治风波，陈奂生却只做一件日常小事；李顺大活得垂头丧气，陈奂生却感觉十分幸福。小说一开始，“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一路如游春看风光。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垄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他去卖什么？卖油绳。……”卖油绳大约能赚三块钱，陈奂生想给自己买顶帽子。这个小说开局既写1979年社会气氛，自由市场开放，农民生活转好，又以歌颂的笔调道出悲凉事实——这个农民几十年来买不起一顶帽子。对比《平凡的世界》和《插队的故事》里不少农民做小生意都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们才能体会陈奂生上城的幸福。
卖油绳是在车站附近摆摊，摸准了旅客人流的规律，油绳倒是顺利卖完了，点钱少了三角钱，不知道被哪个人贪污走了，陈奂生叹了一口气，自认晦气。
但真正的麻烦是他累了一天，到了深夜，突然浑身无力，双腿发软，就在车站候车室病倒了。这时正好以前认识的县委吴楚书记经过，关心问候，这个农民怎么半夜病倒在车站，那怎么行，就叫司机送陈奂生到机关门诊室。医生说没大病。百忙之中吴书记又指示：“还有十三分钟了，先送我上车站，再送他上招待所，给他一个单独房间，就说是我的朋友……”
病倒，看医生，住招待所，这些经过陈奂生都是次日才回想起来，他“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的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这个吴书记真是大好人，竟看得起他陈奂生，把他当朋友，一旦有难，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救了他一条性命，实在难得”。
“陈奂生想，他和吴楚之间，其实也谈不上交情，不过认识罢了。要说有什么私人交往，平生只有一次。记得秋天吴楚在大队蹲点，有一天突然闯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那还算什么交情呢！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官不曾忘记老百姓。”
接下来一段，是小说真正的高潮——既不是动作，也不是对话，而是描写一个房间。
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墙，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子来；紫檀色五斗橱，嫩黄色写字台，更有两张出奇的矮凳，比太师椅还大，里外包着皮，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呱呱叫三层新。陈奂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
这段文字，“怕压瘪了弹不饱”，当时成为作家议论的话题。
房间是好，但肯定贵，陈奂生马上想离开。他走到柜台处，朝里面正在看报的大姑娘说：“同志，算账。”“几号房间？”那大姑娘恋着报纸说，并未看他。“几号不知道。我住在最东那一间。”那姑娘连忙丢了报纸，朝他看看，甜甜地笑着说：“是吴书记汽车送来的？你身体好了吗？”“不要紧，我要回去了。”“何必急，你和吴书记是老战友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大姑娘一面软款款地寻话说，一面就把开好的发票交给他。笑得甜极了。陈奂生看看她，真是绝色！
但是，接到发票，低头一看，陈奂生便像给火钳烫着了手。他认识那几个字，却不肯相信。“多少？”他忍不住问，浑身燥热起来。“五元。”“一夜天？”他冒汗了。“是一夜五元。”
回到40多年前，五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00块，或者500块，要看什么情况。反正对一个农民来说，忙了一整天，卖这么多东西，走几十里地，才赚三块钱，所以五块这个数字是太大了。
陈奂生的心，忐忑大跳。“我的天！”他想，“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
“你的病还没有好，还正在出汗呢！”大姑娘惊怪地说。
千不该，万不该，陈奂生竟说了一句这样的外行语：“我是半夜里来的呀！”
大姑娘立刻看出他不是一个人物（“人物”比“人”重要，“人物”就是“人”加上“物”吗）。她不笑了，话也不甜了。陈奂生只好付钱，卖油绳的钱几乎都要付出去了，再回房间时，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也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
当年我们参加笔会，作家们在酒店里都跳到沙发上，重复陈奂生的话。后来凡住高级酒店，总想起陈奂生。由此想到文学，要写阶级，也会穿越阶级。
陈奂生再回房间也睡不着了，把各种设备享用一番，被子也不怕弄脏了。最后，陈奂生想起了吴书记——这个好人，大概只想到关心他，不曾想到他这个人经不起这样高级的关心。不过人家忙着赶火车，哪能想得周全！千怪万怪，只怪自己伤了风，才走不动，才碰着吴书记，才住招待所，才把油绳的利润用光，连本钱也蚀掉一块多……那么，帽子还买不买呢？他一狠心：买，不买还要倒霉的！所以离城时用尽全力，买了帽子，回来路上也不难过，因为终于有件事可以跟乡亲们吹吹了！你们坐过有弹簧的太师椅吗？
这个短篇又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读完令人感觉十分复杂，五味杂陈——农民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公，生活欲望竟如此卑微；干部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却好心办坏事，害了弱势群体；羞辱、损失又可以重新演变为光荣和幸运；而且在艺术上，我们看到了怎样用歌颂、欢快的笔调写出沉重、凄凉的内容。
20世纪中国小说除了一直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人物外，官员形象也从晚清延续到当代。如果说在晚清小说里的官员形象大都负面（是社会腐败的主因），“五四”小说则有意无意“忽视”官员形象，那么在1942年以后官员（干部）形象重回小说舞台则承担双重叙事功能，负面角色继续负责社会腐败，正面人物努力解救社会灾难。5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中官员（干部）形象又有两个重要发展：一是好干部或偶然或必然地逐步演变为讲究权术世故的官僚主义者（如刘世吾等），二是一些干部常常好心办坏事，既关心农民又伤害农民——《陈奂生上城》就是第二类当代官员故事的一个早期样本，后来余华、阎连科等都延续高晓声这一书写策略，而且把这类“好心办坏事”的干部传统写得更具体更复杂。也因为官员（干部）形象在当代“中国故事”里的重要性，干部与农民，干部与知识分子，也就和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一样，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三大主题线索。梁生宝和书记们的激动握手，陈奂生上城跳“太师椅”等，都可以从这条“农民——干部”关系的文学线索上重新阅读。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17页。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以下小说引文同。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以下小说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