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
卑微的农民和好心的干部
一《李顺大造屋》：这个农民典型吗？
“五四”作家里，夏志清说，留日的比较激进，留英美的比较温和。50年代则有延安作家和国统区作家之分，后者的艺术修养高，前者的创作成果多。到了80年代，作家基本可分为“五七作家群”（1957年被错划右派，“文革”后重新写作的王蒙、李国文、张贤亮、高晓声、韦君宜、宗璞、陆文夫等）和“知青作家群”（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陈村、叶辛等）。激进与保守倾向是思想不同，延安和国统是背景差异，但“文革”后的两类作家，虽有年龄距离，却都是先下乡，再回城。特殊时代给了这些不同的作家以相同的机会（你别无选择），必须从社会底层（具体的衣食住行，怎么“活着”）来观察讲述“中国故事”。“五四”文学的两条主线，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与80年代的文学中自然重合。
高晓声（1928—1999）是“五七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他是江苏武进人，童年在农村长大，家境清贫，中学曾付不起学费，后来读了两年上海的法学院。1957年参加“探求者”文学社团，后被错划成右派。从1958年起，在农村生活20多年。时间比柳青更长，而且不像柳青那样有一个县委常委身份。
老实巴交的农民李顺大，理想是自己有房。他28岁，“土改”分到六亩地，立志要造三间屋。小说写他，“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材，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一家四口（自己、妻子、妹妹、儿子）倒有三个劳动力……”
这很像《骆驼祥子》的开局：贫苦人，有正当人生目标，相信劳动创造幸福。李顺大想盖屋还有特别的原因，他爹妈当年穷得只能住在船上，大雪把船压沉，他们进村求助，村民以为是强盗，都不开门，所以活活冻死。以前抗日、内战，在旧社会造不起房，现在翻身了。李顺大认为靠了共产党，靠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使雄心壮志变成现实。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主要也就是造房子。
有乡亲嘲笑李顺大好高骛远，“在众多的议论面前，李顺大总是笑笑说：‘总不比愚公移山难。’他说话的时候，厚嘴唇牵动着笨重的大鼻子，显得很吃力。因此，那说出的简单的话，给人的印象，倒是很有分量的。”
为造房子，他家用最原始的方法积累每一分钱。农活中一有空闲，李顺大就去卖糖，回收废品再卖钱。他的儿子长到七岁，不知道糖是甜的还是咸的，偶尔偷尝一次，还被他娘打屁股，被说败家精，三家屋都要被吃光了。李顺大的妹妹又勤劳又漂亮，也有心晚点出嫁，为了帮哥哥挣钱造屋。这样一直忙到1957年底，他们真的买回来了三间青砖瓦房的全部建筑材料。但1958年，公社化了。
有一夜李顺大一觉醒来，忽然听说天下已经大同，再不分你的我的了。解放八年来，群众手里确实是有点东西了。例如李顺大不是就有三间屋的建筑材料吗？那么，何妨把大家的东西都归拢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呢？我们的建设完全是为了大家，大家自必全力支持这个建设。任何个人的打算都没有必要，将来大家的生活都会一样美满。那点少得可怜的私有财产算得了什么，把它投入伟大的事业才是光荣的行为。不要有什么顾虑，统统归公使用，这是大家大事，谁也不欺。
这种理论，毫无疑问出自公心。李顺大看看想想，顿觉七窍齐开，一身轻快。虽然自己的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自己的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最后，剩下的瓦片也上了集体猪舍的屋顶，他也曾肉痛得簌簌流泪。但想到将来的幸福又感到异常的快慰。……不管集体要什么，他都乐意拿出来。……
这段文字，貌似是李顺大的角度，也可以读出一点叙事者的调侃和嘲讽。但紧接着一句很重要，完全跳出主人公的口吻，像是作家的议论：“后来是没有本钱再玩下去了，才回过头来重新搞社会主义。自家人拆烂污，说多了也没意思。”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高晓声显然认为，60年代初农村政策调整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二是作家采取“自家人”的理解态度，是惋惜、痛心，而不是“伤口上撒盐”。这是小说能够在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发头条，而且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关键原因。
错误和教训，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比方说自己家、国有问题，自己人说可以，别人骂就不行，高晓声在写小说时非常清楚国情和国人心态。当然这也是80年代。在这之前，可能别人骂不怪（反正是敌人），自家人却不能批评。你看《创业史》《艳阳天》，怎么书写同一时期的农民生活？
“大跃进”失败后，党有退赔政策，但公社也穷，十赔九不足，这时小说里出现了一个干部形象（基层官员）：
区委书记刘清同志，一个作风正派、威信很高的领导人，特地跑来探望他，同他促膝谈心，说明他的东西，并不是哪个贪污掉的，也不是谁同他有仇故意搞光的。党和政府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纯粹是为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让大家早点过幸福生活。为了这个目的，国家和集体投入的财物比他李顺大投入的大了不知多少倍，因此，受到的损失也无法估计。现在，党和政府不管本身损失多大，还是决定对私人的损失进行退赔。除了共产党，谁会这样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只有共产党，才对我们农民这样关心。
……李顺大的感情是容易激动的，得到刘清同志的教导和具体的帮助，他的眼泪，早就扑落扑落流了出来，二话没说，呜咽着满口答应了。
结果有些可退赔的建材，李顺大也放弃了。从1962年到1965年，几年苦干奋斗，李顺大又积累了一些造房的钱，这次他打定主意不买材料，先存钱。但是接下来，就是十年“艰辛探索”了。也不是李顺大要“探索”，他一直是“跟跟派”：“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就跟不上了。要想跟也不知道去跟谁，东南西北都有人在喊：‘唯我正确！’究竟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真谁假，谁红谁黑，他头脑里轰轰响，乱了套，只得蹲下来，赖着不跟了。”
这段话多少有点作家借农民之口发自己牢骚。“他看到那汹汹的气势，和五八年的更不相同，五八年不过是弄坏点东西罢了，这一次倒是要弄坏点人了，动不动就性命交关。”有个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问李顺大要钱，说要代买一万块砖——很像《骆驼祥子》里的孙侦探。李顺大借出了钱，第二个月就被专政机关请去了——要他交代几件事：一、你是哪里人？老家是什么成分？二、你当过三次反动兵，快把枪交出来。三、交代反动言行（例如他说过“楼房不及平房适用，电话坏了修不起”的话，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最后砖瓦厂“文革”主任把李顺大救了出来，当然，作为报答，那200多块砖钱，也就不提了。
就在这时，李顺大重遇劳改当中的刘书记，两个人面对面一起流泪。但是李顺大还是想盖屋，还是在努力，他渐渐就知道了，买材料要开后门，开后门要送礼。等到了1977年，他就知道去求重新做官的刘书记了……最后这个房子有没有造成？他最后有没有成功利用和书记的关系？余下来的故事，就要路遥、余华、阎连科他们接着写了。
小说获奖，高晓声出名，来上海作协开会。有记者问，您的小说写了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辛苦30年仍然盖不了自己的房子，这是否写出了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生活的典型状态？
高晓声马上否认：“我不知道什么典型不典型，我就是写村里的一个邻居，真人真事，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严格说来，《李顺大造屋》其实也有些概念化和“主题先行”。主题就是各种政治运动对农民生存状态的影响。不过和“十七年文学”的主题先行不同：杨沫、梁斌、柳青、浩然是要用生活细节尽量体现主题概念，高晓声、茹志鹃、古华、周克芹等是要用生活细节尽量隐蔽主题概念。
《李顺大造屋》除了写几十年政治实验对普通农民生态的影响外，小说还触及农民和干部的复杂关系。从农民的角度，好像是被诱导、哄骗甚至欺负。从干部的角度，则是真诚关心和同舟共济。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关系，在高晓声另外一篇更加出名的短篇《陈奂生上城》里，有更精彩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