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
伤痕文学的泪点
阎连科为《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写过一段言过其实的推荐：“终于有人以其天赋的才华和力量，去推开长河的浪浊，劈剥出一条新的、更清晰的河道，让百年作品、百年史文，从那河道上部部流来，重新为读者建立起一个无尽帆船的风光。”
知道这是作家溢美，还是当作鼓励和目标。因为事实上，沿河而下，看过了上游的风光，穿越了中间的艰辛，实在有助于重新理解最近几十年的当代文学的江河气势。
一《班主任》：文学史上的转折点
从1976年秋天起，差不多整整一年，国家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期刊小说却换汤不换药。换汤，就是反派身份不同了。《朝霞》作品写工人阶级主人公与“复辟还乡团”做斗争。到了1977年，小说里还是工人阶级主角，正在和江青、张春桥“四人帮”做斗争。不换药，就是写作模式不换。还是善恶分明，还是阶级斗争，没有中间人物，没有男女感情。除了反派身份以外，什么都没有变。
就在这时，读到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刘心武（1942—）的《班主任》。40年后重新阅读，很难想象这么粗糙、冗长、充满说教的一篇概念化的小说，怎么会成为公认的文学史的转折点……
小说一共四个人物，情节颇简单——光明中学初三三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要接收一个刚从公安局拘留所放出来的“小流氓”学生宋宝琦，犯什么罪不清楚。面对专政威力与政策感召，他浑身冒汗，嘴唇哆嗦，坦白交代，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因为情节较轻且坦白揭发，加上还不足16岁，公安局便将他教育释放了。小说主人公和叙述角度应该是班主任张俊石，30多岁，中等身材，衣着朴实，嘴唇厚，却言语热情，基本上有点像刘心武的自画像——作家也是中学老师，“文革”后期就已经开始发表小说。接收“小流氓”后，同事尹老师感觉不安，班上团支书谢惠敏倒是不怕。她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班上另一团员石红，因为看小说《牛虻》和谢惠敏有了争论。之后张老师做家访，知道宋宝琦的工人父亲沉迷于扑克，母亲放任独生子，家里虽然谈不上整洁干净，但毛主席、周恩来画像挂得端端正正。张老师困惑：“宋宝琦的确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呢？”小说就在这思考中结束，最后说：“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
最后这段话当时被认为是呼应了《狂人日记》的“救救孩子”。其实有两点很不一样：第一，先讲明祖国“健壮躯体”，眼前是局部小毛病；第二，毛病主要是“小流氓”宋宝琦。
但是，恐怕刘心武也没想到，作品发表以后，人们发现要救的远不是“小流氓”宋宝琦，而是小说中的团支书谢惠敏。
1987年，我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刘心武小说的论文，转抄其中一段：
《班主任》中对张老师的赞颂对石红的表扬对宋宝琦的教训，均属常识范围且均未跳出“十七年”模式，唯独花在谢惠敏形象上的甚至多少有点漫不经心的笔墨，却终于第一次划出了（但远未划清）“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及“十七年文学”之间的界限。什么是“谢惠敏性格”的实质呢？仅仅是“思想僵化”，“中了四人帮的毒害而不自觉”吗？为了保护农民的庄稼，因而不准别的同学带走一束麦子；对黄色书籍警惕性很高以致把《牛虻》也“错划”进去；艰苦朴素到了天热也不肯穿裙子的地步……所有这些谢惠敏式的行为，如果放在50年代“青春万岁”的背景下或60年代中学生齐抄《雷锋日记》的时候，又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虽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挑战性刘心武当时还没有足够重视（插在小说里的议论还只是将谢的性格扭曲视为“四人帮”时期的特定产物），但形象本身的血肉感及细节把握的分寸感，事实上却已经为无数热情追求政治进步的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树了一面反思的镜子，照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某一侧面：谢惠敏的错误究竟是错听了“四人帮”的话呢，还是错在不该只听别人的话而自己不思考？谢惠敏的悲剧究竟是工作不踏实革命不坚决为人不朴实呢，还是缺乏独立的人生意识，把自己思想乃至革命的权利都“上缴”了进而一切听从别人的安排？
这是30多年前写的评论，重抄一遍，好像回到了80年代现场。小说主要写了谢惠敏三件事，一是下乡劳动时不准同学折麦子，当时张老师称赞：这个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正用全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在维护“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素质啊。二是谢惠敏个子高但不会打球，夏天再热也不穿裙，同学如果穿小碎花短袖衬衫，她觉得是“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作风”。三是她没有看过《牛虻》，“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这个反应使得张老师皱起了眉头，进而联想到“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和盲从”。
珍惜农民庄稼，是尊重工农；不运动不穿裙，说明生活朴素；批评同学花裙、仇恨《牛虻》“黄书”，有点文化狭隘、政治盲从。三点都是“十年”（甚至“十七年”）青年教育的成果。刘心武欣赏她的工农崇拜，可惜她的生活状态，批判她的思想盲从。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谢惠敏究竟有什么错？以至于这个作家无心插柳的人物，标志了当代文学史的转折？已是新时期，还是老问题：“谢惠敏的错误究竟是错听了‘四人帮’的话呢，还是错在不该只听别人的话？”
《班主任》其实是用文学方式谈论政治问题，仅就文学形式而言，远远还没有回到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的水平。刘心武在80年代写过不少小说，有的像《班主任》一样，用教师教育学生的态度讨论青年信仰问题，比方说《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后者反响极大，主要因为标题。另一类写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如《立体交叉桥》《钟鼓楼》，有传统的京味，比较细致，而且延续了关心底层的文学传统。
二《伤痕》：形式上幼稚，涉及的问题却很大
《班主任》发表大半年以后，另外有个短篇，形上更加幼稚，涉及的问题、引起的反响却更大，那就是卢新华（1954—）在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整版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
《伤痕》情节更简单。小说开始已是1978年春天，女知青王晓华坐火车回上海，“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晓华回忆九年前，她在学校还未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因为她母亲被打成“叛徒”。她怎么也想象不到，革命多年的妈妈，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愉式的人物。而戴愉，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
这段文字标识了“十年”和“十七年”的文本符号关系，也清晰展示了现实与文学的互相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