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别扭，使这两弟兄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地革掉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命吧！
严家炎教授在1961年撰文评论《创业史》说：“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原因就是思想先进与否形势常变，艺术成功与否则有较长久的标准。在《创业史》第一部里，梁生宝是一个没有缺点错误的人，不仅团结贫雇农，和富农中农的经济优势对抗，也反对党员郭振山个人劳动致富。他干的是农活——买稻种、砍竹林、育秧苗、卖公粮等，外表也被描写得像个农民，但读来总觉得梁生宝更像一个大学里的青年干部。《创业史》里的三类农民，一类是已有较多土地，第二类是分到土地后想自力更生致富，第三类是贫雇农、互助组想用有限土地谋求幸福生活。这里没有哪一个或者哪一类农民是彻底不要私有财产的，除了梁生宝。
见了区委王书记，小说这样描写：
生宝带着兄弟看见亲哥似的情感，急走几步，把庄稼人粗硬的大手，交到党书记手里。如像某种物质的东西一样，这位中共预备党员的精神，立刻和中共区委书记的精神，融在一起去了。
不仅区委书记，“给生宝平凡的庄稼人身体，注入了伟大的精神力量”。而且生宝又见到了县委杨副书记。王、杨两个书记，既不像刘世吾那么世故，更不像《芙蓉镇》里的杨书记那么奸诈。《创业史》里的干部形象，光明透脱、谦虚英明，既关心梁生宝互助组，又过问他的婚恋动态。“同志间政治上的关系和劳动人中间感情上的关系，竟融合得这样自然呀！生宝这个刚入党的年轻庄稼人，不禁深有感触。他觉得同志感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而庄稼人之间的感情，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不常常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庸俗人情吗？”
点着杨书记招待的一支纸烟以后，极端兴奋的生宝并顾不得吸。他庄稼人拿惯旱烟锅的手，笨拙地拿着冒烟的纸烟，坐在杨书记旁边的一个小凳上，只顾向前倾着茁壮的身子，眼睛专注地望着穿一身灰制服的县委副书记。……党书记脑里是考虑什么重大的问题呢？生宝摸不着杨书记脑里，活动着什么深奥莫测的思想。他钦佩首长们，苦心为人民打算的这股劲儿。
百年中国小说中，这是干部官员形象最美好的一个时期。晚清小说都写贪官，甚至清官更坏。“五四”小说很少写官员。“三红一歌”里许云峰等好官还没掌权。日后80年代干部/官员形象又变得十分复杂：区委县委书记们在《李顺大造屋》或者《活着》里面都是好心办坏事，《平凡的世界》里每一级干部都要在路线斗争中艰难选择。所以《创业史》中的官员干部形象最美好，前面没有过，后面也不会再有了。
这不仅是干部官员形象最美好的一个时期，也是干部和农民关系最好的一个阶段（如果梁生宝可以代表农民）。当然，如果梁三老汉甚至郭世富是农民代表，那就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了。
其实王、杨书记对于如何处理贫农和中农的矛盾也没有共识，王佐民对杨书记说的土地集中也不大理解，作家在这里居然放过了用文学严肃解剖中国农村矛盾和政策危机的重要机会。干部们也没有谈到统购统销、支持城市等农村政策的背景和代价，只对农村两种价值观的此消彼长感到开心。梁生宝说：“我做梦，梦互助组；俺妈说，俺爹做梦，梦他当上富裕中农哩！”“真有意思。”两位书记同声笑了。
严家炎教授认为梁三老汉是比梁生宝更成功的人物形象。其实郭世富这个富裕中农也非常有意思。小说用批判的笔调形容中农的思想，“他只顺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提倡的路走——增加生产和不歧视单干！他决定：在任何集会和私人谈叙中，他只强调这一点。他会拖长声说：‘好嘛！互助也好，单干也好，能多打粮食，都好喀。’有时候，他将不这样直说，他只含蓄地说：‘红牛黑牛，能拽犁的，都是好牛。’庄稼人一听，都能明白他的意思喀。”
郭世富这段“红牛黑牛论”说于1953年，柳青写出来批判是1959年。邓小平同志引用四川成语讲“黑猫白猫”是在60年代初。
三如何评价梁生宝和《创业史》？
今天怎么回头看梁生宝的私有财产论和郭世富的“红牛黑牛说”？我们该怎么重新阅读《创业史》？
第一，梁生宝这个人物既真诚又虚幻。真诚是他爱劳动、帮穷人、肯吃苦、有理想。但是他的真诚奋斗，为了消灭私产，这是一个也许几百数千年以后才能实现的远大目标——如果我们相信这是人类未来的话。或者也可能天赋人权，人权包括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耕者有其田，不应该被剥夺。无论如何，把消灭私产作为50年代初中国贫穷农民的生活目标，至少是虚幻而且残酷的实验。虚幻的理想会变成虚假的现实，会导致亩产万斤等虚假的后果，后来在《李顺大造屋》《古船》《活着》等作品中都有详细且夸张的描写，值得并置阅读。事实上，土地承包制后来是中国革命史上十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作家柳青，也是既真诚又虚假。他下乡14年，跟农民同吃同住，注视农村的一系列变化，期盼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德热情、美好愿望不容怀疑。后来他得了稿费，也都捐给当地的建设，他的写作态度是真诚的。但是，把梁生宝作为新农民典型，描写互助组在政治上、经济上改变农民的基本生活方式，进而走向取消私有制的奋斗目标……即使在柳青写小说的50年代后期——“大跃进”时期——应该也不难知道彭德怀元帅看到的农村景象。所以柳青的《创业史》十分真诚地创造了一个不无虚假的农村图景。即便如此，在“十年”期间柳青仍被残酷批斗，一度想触电自尽。《创业史》也被列为了罪证。同乡作家陈忠实后来撰文谈及比事，十分感慨。
但是从艺术标准看，《创业史》又是记录5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细节的文学经典。小说中正反主角比较概念化，梁生宝高尚，姚士杰卑鄙。姚以老婆坐月子为理由，骗王瞎子的媳妇素芳来帮工，后来诱奸素芳（素芳倒是小说中比较复杂的一个女人形象），姚士杰还要派素芳去引诱生宝下水。这条阶级斗争的线索在第一部结束时还只是伏笔。相比于写正反主角的戏剧化，小说中很多中间人物层次丰富、手法细腻。书中最精彩的是第二十五章，郭世富到集市卖粮，怎么观察行情，怎么包装麦子，怎么隐蔽地用手势讨价还价，怎么跟牙家（经纪人）合作和争夺……据说柳青自己到集市观察很久，才写出这一章。这些段落是小说的精华。另外写从清朝过来的王瞎子，明明自己是穷人，却能够“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土改是一种乱世之道”。不肯接受土改分地，“他认为：产业要自己受苦挣下的，才靠实，才知道爱惜。外财不扶人！”这是一个很生动的“落后老人”。小说中除了几类农民，还有一些另类角色，比方说以前当过国民党兵的二流子白占魁，是《芙蓉镇》王秋赦的榜样。还有素芳跟她的笨老公栓栓的关系，当然还有为儿子为土地操心的梁三老汉。
小说第一部的结局，互助组稻田大丰收，“政治链”取代“经济链”，走个人致富道路的郭振山也受到了党内批评。王佐民书记看到有少数新中农党员精神惶惑，所以他宣布：“所有沾染了农民自发思想的党员，只要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很好，过去的不光彩思想，就不准备翻腾了。”
听到过去不光彩的思想不被翻腾了，郭振山就感到庆幸。郭振山仍然是五村的总领导人。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只要自己认识了错误，只要他的活动，基本上对人民有利，那就好了。
“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这段文字很像领导口吻，也是叙事者无意之中“暴露身份”——小说作者虽然多年和农民一起生活，但毕竟身份是县委常委。
感谢柳青用《创业史》写了大量不同政治光谱的农民形象，写了大量非常现实主义的乡村细节，给我们保留了一份文学版的50年代中国农村实录，其中当然也实录了那个时代的梦幻与虚假。
柳青：《创业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除特别注明，以下小说引文同。
参见洪子诚为2009年岭南大学中文系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学术研讨会所写的发言稿，参见许子东：《四部当代文学史》，收入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以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88页。
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2019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论文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307—309页。
严家炎：《谈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严家炎：《谈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参见陈忠实：《吟诵关中》，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