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创业史》
唯一描写“十七年”的“红色经典”
“十七年”的“红色经典”都出自两家出版社：《红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旗谱》《红岩》《创业史》来自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很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出版史的人们留意。都是“通俗革命小说”，青年出版社更注重“革命”，人文社反而比较“通俗”。《创业史》一般被认为是“十七年文学”最重要的一部长篇。1959年4月开始在《延河》杂志上连载，同年《收获》杂志第6期全载《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者柳青（1916—1978），陕西省吴堡县人。12岁入团，20岁入党，22岁到延安做文化宣传工作，典型的“先做干部后做作家”的经历。1952年，36岁的柳青担任了陕西省长安县副书记。他为了写小说，以县委常委的身份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14年，住破庙，衣着打扮、生活跟农民一模一样。除了作家的创作经历感人以外，《创业史》的重要性还在于“三红一歌”都在写1949年前的革命历史，“十七年文学”代表作中好像只有《创业史》真的在写“十七年”。其他描写农村土改、合作化的作品也不少，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到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但其中最著名最有文学史意义的，的确是柳青的《创业史》。在20世纪的中国小说中，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始终是一条主线，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怎么受中国社会政治变化的影响，这是百年“中国故事”非常核心的内容。在这个主线的变化过程当中，简单说，从《阿q正传》《生死场》到《平凡的世界》《活着》，中间有一部《创业史》。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石碑，一个不可忘却的阶段。
一《创业史》中的三类人
《创业史》描绘50年代的中国乡村，同时出现了两条“鄙视链”（价值评价系统）。一方面，农民羡慕那些能自己盖大房子的富裕中农，多田地，有牛马，子女还能进城读书。但另一方面，农民们又很看重“在党”干部的权力，以及上面政府所支持的互助组、合作社。两条“鄙视链”、两种价值观互相斗争。如何靠经济成绩来夺取政治胜利——《创业史》的这个主题今天也不过时。
小说开始时，梁三老汉和村里不少农民一样，看到富裕中农郭世富大张旗鼓、热闹喧哗地为自己的新房架梁，非常羡慕。梁三老汉生气自己的儿子梁生宝，不在家里好好种田致富，却筹钱到几百里地以外去买所谓“高产稻种”。梁生宝在小说前几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很多铺垫，直到第五章才出场。梁生宝不在时，村庄里的“经济链”较占上风。另一党员郭振山，身处“政治链”的上端，却对互助组不大热情，主要心思是追求自家幸福生活。女主角改霞，正在犹豫是否进城当工人。郭世富土改时向干部下跪求饶，幸运地划成富裕中农，现在盖房、架梁，好神气。富农姚士杰，宁可倒卖余粮，也不借给穷人。贫农高增福想要抓他，可是干部郭振山说：“咱政府宣布了土改结束，解除了对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的冻结了。”而活跃借贷（有粮的农民应该借给穷的农民）也是指示，不是法令，不能强迫。说着郭振山忽然感慨：“兄弟！我也愿意老像土改时一样好办事，可那好年头过去啰。”这番感慨意味深长：土改斗地主，只要听指令，那是好年头。可现在要尊重法令，保护私产了。再以后怎么办呢？这就是《创业史》的主题了。
梁生宝收到上级杨副书记的一个指示，“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靠多打粮食的革命”，这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梁生宝没有问杨书记：革命是为了多打粮食，还是多打粮食是为了革命？
“靠多打粮食的革命”，第一步靠科技，梁生宝买稻种，是很重要的一个象征。土改已将土地分给了农民，怎么样再把土地再聚集起来，配合50年代初统购统销支持城市建设？政治经济大背景小说写得很少，强调的是社会正义道德原则。梁生宝和梁三老汉有段对话，讲的是村里情况，却关系到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解。
梁三老汉说：土改大家分了地了，各自老老实实种地，不就好了吗？梁生宝和他解释说：“爹！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咱分下十亩稻地，是吧？我甭领导互助组哩！咱爷俩就像租种吕老二那十八亩稻地那样，使足了劲儿做。年年粮食有余头，有力量买地。该是这个样子吧？嗯，可老任家他们，劳力软的劳力软，娃多的娃多，离开互助组搞不好生产。他们年年得卖地。这也该是自自然然的事情吧？好！十年八年以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咱爷俩名下了。咱成了财东，他们得给咱做活！是不是？”
老汉掩饰不住他心中对这段话有浓厚兴趣，咧开黄胡子嘴巴笑了。
“看！看！”老伴揭露说，“看你听得多高兴？你就爱听这个调调嘛。娃这回可说到你心眼上哩吧？”
梁三老汉为了表示他的心善，不赞成残酷的剥削，他声明：“咱不雇长工，也不放粮。咱光图个富足，给子孙们创业哩！叫后人甭像咱一样受可怜……”
“那不由你！”生宝斩钉截铁地反驳继父，“怪得很哩！庄稼人，地一多，钱一多，手就不爱握木头把儿哩。扁担和背绳碰到肩膀上，也不舒服哩。那时候，你就想叫旁人替自个儿做活。爹，你说：人一不爱劳动，还有好思想吗？成天光想着对旁人不利、对自个有利的事情！”
人人为己，按劳分配，就会形成“经济鄙视链”。生产发展导致不均衡和阶级分化，所以需要互助组合作化。梁生宝相信“钱多了就不爱劳动”，但没想到人人都无法为自己以后，也不大爱劳动。人与人本来劳力才能都不一样，要是都得到一样的成果，是否也是不平等？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路遥《平凡的世界》，还有史铁生《插队的故事》等作品，后来都描述了中国农民的几十年困苦的艰辛。当然那是后话，时代无法穿越，他们所见到的情况，梁生宝、柳青都没想过。
所以，《创业史》前半部分一直围绕这个意义深远的主题，怎么多打粮食来获得革命胜利，怎样用“政治鄙视链”超越“经济鄙视链”。
在这两个价值系统中，小说中出现了至少三类人：一类是乡亲们既仇恨又羡慕的富裕群体，代表人物是富农姚士杰和富裕中农郭世富，这是蛤蟆滩仅有的两座四合院的当家人。姚士杰的爷爷，据说当初是患慢性病财痨而死的。姚士杰原来希望跟下堡村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三足鼎立，但是“土改把他翻到全村人的最底层”（这是小说原文，“翻到全村人的最底层”，也就是“政治鄙视链”的最底层）。1950年，姚富农曾低声下气地把正在草棚里练习诉苦发言的土改积极分子高增福请到自己家里（发言诉苦，需要反复练习）。富农全家出动欢迎，漂亮三妹妹“身子贴身子紧挨高增福走着。她的一个有弹性的胖奶头，在黑市布棉袄里头跳动，一步一碰高增福的穿破棉袄的臂膀”。结果姚士杰还是划成了富农。1952年查田定产，发了土地证，姚士杰又抬起头来了，还是住好院子，有车有马、人多田多，以至于很多困难户，包括高增福的兄弟高增荣又要低声下气地来向姚士杰借粮。
郭世富当年也是替一个国民党师长承包土地才发家（富裕通常有原罪），但乡亲们还是羡慕他地多屋大。在“政治链”上他只比姚士杰高一级，不过这一级非常重要。中农和富农，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者是敌我矛盾。
处在富有的第一类人对立面的，就是不少穷人组成的互助组，头头就是梁生宝，出于各种不同原因，这些“半无产阶级”经济情况都比较惨。梁生宝买稻种，希望互助组多打粮食。但是稻子不会马上种出来。这时梁生宝就和供销社签了一个扫帚合同，一下子预支到几百块，雪中送炭。供销社只和乡政府支持的互助组签约，所以这个地方，穷人得到了党的政策帮助。
在姚士杰、郭世富和互助组穷人之间，村里更多的人属于第三种势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郭振山及梁三老汉。郭振山和梁生宝是当地仅有的两个党员，郭振山还是梁的入党介绍人，曾领导土改分地，现在一心想发家致富。“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积赶上郭世富……”但是他的计划，受到了上级批评。“整党的时候已经把共产党员买地，提到犯纪律的水平上来了。”于是他病了，病中呻吟着：“共产党员呀！共产党员呀！这么难当……”他反复地犹豫，不愿把家里十几口人的光景孤注一掷给互助组（家庭伦理高于政治伦理）。但他又很清楚必须“在党”，这既是觉悟，也是利益。就像赵树理50年代小说或者后来浩然的《艳阳天》一样，中间人物最真实、最有魅力——干部应不应该让家人致富，这是一个令人疑问令己困惑的问题。
《小二黑结婚》将农民分成先进落后，《红旗谱》里只有农民和地主斗争，《创业史》里农民至少有三类，且有两种价值观并存。如果在今天，“经济链”上端的郭世富，政治上光荣的梁生宝，又“在党”又想发财的郭振山，人们会选择哪条路呢？
二“官员”形象最好的一个时期
就在这两条“鄙视链”的较劲当中，村中最美丽的姑娘改霞，却同时与这三类人有了关联。郭世富儿子永茂给她写了求婚情书，梁生宝是她心仪爱慕的青年，而郭振山大叔是他最信任的领导，劝她进城去做工人。在50年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村，也出现了像《死水微澜》或《青春之歌》式的“一女多男”的道路选择的困难。
改霞之前定过亲，但她抗婚。没解除婚约时，已经暗暗喜欢梁生宝，但那时梁有生病的童养媳，两人无法发展关系。改霞母亲很早守寡，典型的节妇，贤良淑德。富裕中农儿子的求婚信，她说“骚情”，交给领导，公开嘲笑，被郭振山阻止了。村中还有个姓孙的青年也追她，改霞的反应是，“哼！什么青年！连党也入不了！”改霞和林道静一样，婚恋“政治标准第一”，土地、房屋、车辆、牲畜、衣物、用具等私有财产，在她眼里如同汤河边的丸石、沙子和杂草一般没有意义。她觉得到了适当的时机，自己提出入党申请而不被接受，她不知道她怎样活下去！每个时代，男人都喜欢美女（其实是喜欢能获得美女的自己），女生却喜欢不同的男人（骑士、书生、总裁、明星……）在50年代的中国，“当代英雄”就是青年党员。可是偏偏梁生宝考虑感情问题也是“政治标准第一”，他听到改霞要离乡进城便很生气。两人之间一直有误会，直到小说第一部结束，还是没有好事成真。
一般都认为梁生宝是《创业史》的主角。一方面，学术界已经在反省“十七年文学”究竟是当代文学的“遗产”还是“债务”，另一方面，近年又有研究者称赞梁生宝代表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梁生宝和他的生活世界既蕴含着已被历史化的‘过去’，也包含着行进中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预设’了历史的希望愿景。……‘新世界’与‘新人’互为表里相互成就，共同象征着5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历史内容。……《创业史》也因之成为50年代最具代表性和症候意义的重要作品。”“过去”就是土改，“现实”就是互助组，而“历史的希望愿景”（革命初心吗），到底是人民生活幸福，还是消灭私有制？承载这么重大主题的青年农民，在小说中实际做了三件事，一是买稻种，回家将新的稻种分给别人，自己反而分得少。第二件事，与供销社签约做扫帚，带着贫穷农民进山搞副业，解决眼前生活困难。此举既表现梁生宝实干苦干，也显示政府对互助组的政策倾斜。第三件事更重要，小说第十六章是解读梁生宝的关键。生宝到中共黄堡区委会和区公所，进门听说黄堡区东原上中刘村的哥俩为了争夺刚去世的大哥名下的十来亩地，竞相要把自己儿子过继给亡兄。生宝在一旁，什么反应？
他现在又在痛恨一个可憎的名词——私有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