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女多男”模式，“多男”总有不同社会身份代表不同政治力量，绝不重叠浪费。《青春之歌》里国民党胡局长、自由派余永泽和地下党卢嘉川也是“三个代表”。女主角“移情别恋”，不只是爱上别人，而是爱上了革命。所以，“革命恋爱小说”，某种程度上就是主人公像恋爱那样革命，这里“恋爱”可以是动词。
“革命”的目的原是权力利益再分配。“恋爱”——至少按照19世纪浪漫主义的定义，则是感情至上，非功利，不计代价，不怕牺牲。感情至上、不计功利、不怕牺牲地追求以革命名义的阶级斗争权力分配，《青春之歌》的这一特点，我们迟些还要讨论。
很长一段时间，林道静并不知道卢嘉川被捕牺牲，这时另一地下党人江华，负责联系指挥林道静。林道静因好友王晓燕帮忙，到定县她姑妈当校长的学校教书，可是却听了叛徒戴愉的错误指挥，发动学生去批斗虔诚信教的校长。出事以后，林道静离开，江华又安排她到一个地主家里做家教。地主宋贵堂和儿子宋郁彬，或明或暗都非常坏，甚至老地主打偷粮农民时，几岁的地主孙子也会在旁边叫好。杨沫想告知读者，龙生龙，凤生凤，地主的儿孙会打人。地主一家全坏，其他女佣、长工、车夫当然都是好人。有郑姓长工，仇恨林道静，因为林父曾害死郑长工的女儿。好在林道静母亲是穷人出身，所以小说强调她“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以后讨论“伤痕文学”时我们会检讨“血统论”在当代中国的演变，其实50年代已有伏笔。
二《青春之歌》的“多么文体”
《青春之歌》的文笔比较学生腔。比如林道静在屋顶上看到了农民在田野里抢粮：“当她站在房上向四外望去时，啊，一种美妙的好像海市蜃楼的奇异景象立刻使得道静眼花缭乱了！那是什么？在黑黝黝的原野里，四面八方全闪起了万点灯火，正像美丽的星星在灰色的天幕上眨动着她们动人的大眼睛。在不甚明亮的闪闪灯光中，有无数黑点在浮动。这不是幽灵，也不是萤火虫在夜风草莽中飞舞，而是觉醒了的农民像海燕一样正在暴风雨的海上搏斗……她太高兴了，她激动得几乎想大喊：‘啊，党，你是多么伟大啊……’”
《青春之歌》这种被当时青少年广泛模仿的文体，可以概括为“多么文体”。比方稍后林道静回北平，和好友王晓燕看到故宫，小说这样写：
那高大的黄色的琉璃瓦屋脊多么富于东方的艺术色彩；那奇伟庞大的角楼，更仿佛一尊尊古老的神像，庄严而又神秘地矗立在护城河上的夜空中，又是多么令人神往呵。
后来林道静被捕入狱，同牢房有一位化名郑瑾的党员，向她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幸福愿景：
道静听着，吃惊地望着她。啊，多么美丽的大眼睛呵，那里面荡漾着多么深邃的智慧和摄人灵魂的美呵！完全可以相信她是革命的同志了。而她给予自己的鼓励——也可以说是批评，又是多么深刻而真诚！道静忽然觉得心里是这样温暖、这样舒畅，好像一下子飞到了自由的世界。这样一个坚强的热情的革命同志就在自己的身边，够多么幸福呵。
出狱以后，林道静被发展入党，因为在狱中经受了考验。林道静说：“卢嘉川、江华，还有我刚入狱时遇到的林红，这三个人，我今生能够认识他们真是无上的光荣和骄傲。”林道静的心还在卢嘉川身上，“我愿意永远着等他。”她还写了一首诗给卢嘉川：“在漆黑的大风大雨的夜里，你是驰过长空迅疾的闪电。啊，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对着我微笑，默默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艰苦的战斗事迹。我是多么幸福啊！”
但不久，组织上给她看了卢嘉川的遗书：“亲爱的小林……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很想把我的心情告诉你。不，还是不要说它的好……小林，更加努力地前进吧！更加奋发地锻炼自己吧！更加勇敢地为我们报仇吧！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吧！你的忠实的朋友热烈地为你祝福……”
小说描写读信时，林道静异常冷静，“她站在地上好像一座美丽的苍白的大理石塑像。”如果说最初女主角可能因为迷恋潇洒的卢嘉川而追求革命，那么在这之后，她就是因迷恋革命而恋爱朴实老练的江华——江华其实爱上林道静很久了，实际上等于领导向下级求爱。“一女多男”模式出现罕见的身份重复。小说结尾处，林道静跟随江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
三以恋爱的态度来参加革命
杨联芬做过一番考察，“恋爱”本是日本传入的新词，中国文学向来称之为“情”（男女私情等），最初是传教士用“爱”或“恋爱”来对译love。国人最早使用“恋爱”一词，又是梁启超（1900年《饮冰室自由书》）。之后才有《爱之花》《恋爱奇谈》等小说，才有“恋爱自由”“自由恋爱”等“五四”关键词。厨川白村对“恋爱”有如下定义：“两性间的牺牲精神，往往为了恋人的关系，虽是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种热烈的自己牺牲的至高的道德性之花，只有恋爱里面，才可能很鲜艳的产生。所以恋爱绝不是单为性欲的满足，也不是为子孙私有财产的让渡，也不是像拆白党的追蹑妇女的恶劣行为，完全是自然的崇高的最净化的一种现象。”
在“五四”语境里，“恋爱”被定义为浪漫、非功利、忠诚、不怕牺牲。《青春之歌》则将这种革命性的恋爱观，转化为对革命的恋爱态度。小说里描写的爱情，第一，好像浪漫，“一见钟情”，其实有无意识的选择。看到胡局长，一见无情。海边遇余永泽相爱，却经不起思想交流考验。忽然爱上卢嘉川，是形象魅力，更是思想吸引。第二，恋爱不顾利害功利。胡局长有钱，余永泽有学问，但是林道静宁可跟地下党员卢嘉川、江华在一起，没有好处，只有危险，不顾利害，这才是“恋爱”。第三，恋爱的底线和境界，就是忠诚。不能三心两意，更不容许背叛。第四，“恋爱”还要飞蛾扑火，无怨无悔。林道静和卢嘉川，kiss都没有，却痴情忠贞（直到看到遗书），然后又爱上新的同志。
以上“恋爱”四原则，就是林道静对革命的态度。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一直有革命加恋爱的传统，这种“痴迷革命”的姿态，一路发展到林道静，演变成“恋爱”（动词）革命——林道静接受革命理论，也是“一见钟情”（阶级成分暗暗起作用吗？）。林道静参与革命，也是不为功利，不顾个人利害。林道静经历考验，处处体现对革命的忠诚。林道静对恋爱对革命也一样是终生不悔。就像瞿秋白评论丁玲“飞蛾扑火，至死方休”。
纯就艺术价值而言，《青春之歌》显然无法列入20世纪中国文学100强，其文学史意义也不如“三红一创”。但这部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有意无意地把现代文学的两个关键词和两条故事主线——“恋爱”和“革命”，以最奇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无缝衔接。
《青春之歌》的主要读者是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到了八九十年代，同样二三十岁的读者，却更欣赏余永泽的原型即张中行的散文（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合称燕园三老），或者他们更为杨沫的儿子老鬼写的实录——知青苦难史的《血色黄昏》而感动。在这样的时候，《青春之歌》的作者会后悔吗？我想可能也不会，毕竟对杨沫来说，革命不是产业投资，也不仅是政治活动。革命，就是她的“恋爱”。在文学当中，人们常常不会后悔恋爱，《小团圆》不会，《青春之歌》也不会。
杨沫：《青春之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参见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参见杨联芬：《“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