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青春之歌》
像恋爱那样革命
一50年代的“一女多男”模式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50年代最重要的爱情小说，是当时最知名的女作家作品。也是“十七年文学”中比较罕见的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
“五四”新文学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一是麻木愚昧的农民，二是彷徨矛盾的知识分子。到了5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农民还是主角，精神面貌变了。知识分子大都需要身兼革命干部，“五四”常见的犹豫彷徨、上下求索的多余人或孤独者形象大大减少。
《青春之歌》的特别，不仅在写读书人上下求索，而且把“寻找道路”与“寻找爱情”两个选择无缝重叠，难分主次。“革命”和“恋爱”一直是新文学的两条主线，左翼文学早有“革命加恋爱”的各种配方，莎菲女士在20年代已有选择男人和选择道路的困难症。直到80年代，张抗抗《北极光》还是同一结构——找什么样的男友，等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张抗抗、张辛欣、张洁都有类似的作品。但百年间，只有在林道静的时代，关于“男人”与“人生”的选择完全合二为一。
杨沫（1914—1995），本名杨成业，原籍湖南，生于北京。三妹杨成芳，即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杨沫14岁就读北京西山温泉女中，因为父亲破产，家庭瓦解，母亲曾要她嫁一军官，杨沫拒绝后，母亲就断绝供给。这时，杨沫认识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学生（就是晚年十分有名的散文家张中行）。杨沫和男友在北京同居，到北大旁听，早年读的最多的是郁达夫、冰心、庐隐等。杨沫也做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书店店员。1934年开始写作。和《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一样，《青春之歌》也是作家亲身经历的“革命历史小说”。
小说开篇写一个白衫素装、拿着乐器的女学生，坐火车从北京到北戴河找教书的表哥。表哥不在，小学余校长答应帮她找教职。林道静的生母是在热河某偏僻山村和祖父一起生活的村姑，名叫秀妮。被下乡收租的大地主林伯唐看中后做了姨太太。从之前阿q土谷祠的梦，到茅盾《动摇》里的“解放妇女保管所”，再到日后张炜、莫言、格非、陈忠实等人的小说，地主的老婆（尤其是姨太太）一直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道风景，50年代也不例外。秀妮生下女儿林道静以后，被他的大太太徐凤英赶走，不久自杀。杨沫自己是乡绅家庭背景，但在写小说时，她给林道静种下了一些穷人基因。
林道静父亲破产时，母亲笑着问女儿：“好姑娘，说实话，你究竟愿意嫁个什么样子的丈夫呢？”在丁玲、张爱玲、萧红等女作家笔下，她们的女主人公都被问到的这个问题，答案有所不同。任性的莎菲是犹豫不决拒绝回答，薇龙在姑妈精心安排下，走投无路地“爱”上乔琪乔。七巧当初嫁进姜家时，有没有选择呢？《金锁记》略写，后来长篇《怨女》就铺开解释，说女主角想得很清楚，仍决心嫁入姜家……
直到20世纪末，王安忆《长恨歌》里还有类似的问题：“上海小姐”第三名王琦瑶，身边也有真心的追求者，可还是住进了高官李主任的爱丽丝公寓。王琦瑶甚至比她的前辈们更加坚决、不假思考。李主任提问时，王琦瑶说：“明天就搬吗？”当时李主任只是试探，爱丽丝公寓还没租好。
这百年里，女性面临的同一问题，为什么只有林道静的时代，回答是最坚决的呢？
母亲……拉着女儿的手笑道：“亲女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常来咱家的那位胡局长，看上了你，喜欢你的才貌。局长从来没有结过婚，人不过三十多岁，可是个有财有势的阔人呢。……宝贝，你要同意了，福可是享不清的呵，局长在南京上海全有洋房；北平银行里存着大批现款；在家乡有一二十顷土地；上海还有不少股票——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不久还要升大官……”道静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猛地甩掉母亲的手，发着沉闷的哭声：“妈，您别总打我的主意行不行？——我宁可死了，也不能做他们那些军阀官僚的玩物！您死了这条心吧！”
拒绝局长、洋房、土地、股票之后，林道静要走自己的路——其实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常见“一女多男”的道路。
北戴河的余校长，想把林道静送给鲍县长做礼物。女主角伤心、绝望要跳海时，北大国文系学生、余校长的堂弟余永泽救了她。“道静对这个突然闯进生活里的青年，带着最大的尊敬，很快地竟像对传奇故事中的勇士侠客一般的信任着他。”林道静留在小地方教书，余永泽回北平读书，在火车站含情脉脉，不舍得分手。“啊！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啊”是文艺腔，“骑士”是欧化符号，青年“才学”，既是“五四”择偶标配，也连着千古文人自恋梦。之后两人频繁通信，林道静在信中说：“永泽，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可是我像蜘蛛网上的小虫，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灰色可怕的包围。……家庭压迫我，我逃到社会；可是社会和家庭一样，依然到处发着腐朽霉烂的臭味，黑漆一团。这里，你的堂兄和我父亲是一样的货色——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告诉你，你不是总嫌我对你不热烈甚至冷酷吗？不，从今天起，我爱你了。而且十分的……你知道今天我心里是多么难过，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
这份情书很有意思，说我走投无路，所以决定爱你（言下之意是假如有别的出路，别的可能，我大概就不会爱你了）。余永泽却不管，他真心喜欢林道静，不管你什么动机，只要在一起就好。
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在一个学生聚会上，林道静见到了同事的小舅子卢嘉川，聊起抗战：“道静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在她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只不过短短十多分钟的谈话，可是他好像使道静顿开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
这里顿开的茅塞，既是情窦，也是三观，两者紧密相关，与《伤逝》等“恋爱等于启蒙教育”非常相似。不过卢嘉川一闪而过，很快就带着学生到南京示威，被捕入狱。这些都是全知叙述，女主角并不知道。她回到北平，借住好友王晓燕家，到处求职不成，身边只有余永泽可靠。两人拍拖选择天安门为背景：
当走到天安门前的玉带河旁，他们才在玉石栏杆旁边站住了。在黯淡的灯光下，余永泽用力捏紧了道静冰冷的手指，深情地凝视着她。半天，才用颤抖的声音小声说：“林，愿意做我最亲爱的吗？……我会永远地爱你……”道静低下头来，没有回答他。她的心头激荡着微妙的热情，两颊燃烧起红晕。这就是青春的热恋吗？它竟是这样的幸福和甘美！她情不自禁地握住余永泽的手，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这是50年代最“浪漫”的约会细节。很像茅盾早期小说的腔调，难怪文化部部长当时曾为这种小资情调残余辩解。之后两人同居。林道静要出去工作，余永泽不赞成，他宁可自己多做工作。林道静到书店做职员，被人调戏而辞职。同学陈蔚如，嫁了银行副理，家里非常舒适安逸，还有小孩的温暖，可是林道静一点也不羡慕。某日余永泽在家请同学吃饭，想通过该同学的父亲认识胡适（余永泽当时有志整理国故）。当天乡下来了个穷亲戚，余永泽不大耐烦，给了一块钱打发人家，林道静却送了十块。余永泽看呆了：“‘拿着我的钱装好人，这是什么意思？’余永泽第一次对林道静发起火来了。‘啊！’道静想不到余永泽竟会说出这种话来。她猛地站起身来，激怒地盯着余永泽：‘你这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对待穷人原来是这样！我，我会还你……’”林道静哭了，“更使她伤心的是：余永泽——她深深热爱的人，原来是这样自私的人，美丽的梦想开始破灭。”
吵架的原因，一是女性自尊，花男人钱受气；二是男友势利，对穷人没感情（阶级立场）；三是余想做胡适的学生，政治方向有问题（小说写于50年代，正在批判胡适）。一年后，林道静在聚会上重遇卢嘉川，这时她觉得卢嘉川非常帅，两个人谈了很久。卢嘉川否认他有个人感情打算，但借了不少书给林道静，从此余永泽在家里读古书，女主角就在一边看《国家与革命》。卢嘉川还会上门拜访，不管余永泽在旁边脸色有多难看，卢嘉川照样给林道静讲革命道理——这场面有点尴尬。
他们参加北大学生游行，喊口号，丢石头，警队阻拦、镇压，开枪，场面非常混乱。可是林道静只看到卢嘉川演讲，风采动人。同一时间余永泽躲在图书馆，心里也惦记林道静的安危。中国现代小说写两男一女模式，一般都比较同情失败的男方，因为近代国人对屈辱感比对胜利征服更加敏感。但是在余永泽、林道静、卢嘉川这个三角关系中，小说明确倾向第三者。
但卢嘉川不久就被捕而且牺牲。他最后托林道静保存一批传单，林道静拿去散发，结果自己也被捕了。审问她的居然是最早追求她的胡局长。胡局长把她担保出来，此时林道静和余永泽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