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里，战争胜负取决于至少五个要素，第一参战人数，第二武器装备，第三战略战术，第四斗志士气，第五道德人心。《红日》五个因素全面分析，这是长篇写作的“正规战”。
首先，从人数上看，不论涟水战、莱芜战，还是孟良崮，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其实相差不多，差别只是在局部——这里集中了力量，那里以少对多。偶然情况下，李仙洲部溃败时，三野趁胜抓了成千上万的俘虏。单纯数字统计，沈振新军一天里抓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可能比抗日战争期间所有中国军队抓的日军俘虏还要多。但总体看，《红日》中描写的几次战役，参战人数不是决定因素。
第二，武器装备，小说强调装备重要，渲染美式装备优胜。涟水战失利，士兵们就说，受不了七十四师的大炮；后来也有军官，特别想多些炮火支援。杨军养伤回队以后，发现部队焕然一新，所有枪械都换了。总之，说明武器还是有作用的。但是，既然武器这么重要，那为什么武器好的国民党军队反而失利？
这就涉及第三点——战略战术。战略层面，说实在的，军长军政委都只是静静听从三野首长，以及更高级别的指挥。对照历史记载会知道，当时有一些最有决定性的战略战术因素，《红日》并没有写进去。比方莱芜战役，粟裕安排七个纵队，2月10日秘密夜行北上，躲避了国民党飞机的侦察。又比如说，孟良崮被围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整编八十三师李天霞假装在路上，实际上不施援手——因为之前李天霞和张灵甫争夺七十四师师长的位置告败。在某种意义上，国民党军队系统内斗也是导致七十四师被歼灭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些重要的战略、战术情节，在《红日》里并没有出现。吴强是左翼作家，参加新四军后，从事宣传工作，好处是始终从军队基层的角度去写战争的气氛，军队休整，官兵待命，没有全知角度，到底外面战场发生什么事情，当事人是不知道的，读者也不知道。在战略上，小说强调服从。什么时候休整，什么时候夜行，都是只听指挥，连军长都不问原因，绝对服从。当然，客观上就是这些服从，完成了莱芜战役中粟裕的夜间调兵。反过来，李天霞不服从蒋介石军令，间接导致了张灵甫的失败。所以，从军事效率来讲，在《红日》描写的1947年，“绝对服从”确有好处——当然如果超出军事范畴，“绝对服从”也会导致很难自我纠错，比如说在《红日》亮相后的1958年。
战略强调服从，战术却有民主。进攻吐丝口受挫，要改变突破方法，刘胜团长的建议就改变了沈军长的想法。最后总攻时刻，在一个顽固的碉堡面前，杨军班长还能开火线“诸葛亮会”，让大家商议突破方案。《红日》有不少例子，证明同一级别内军事长官和政治委员有一定程度的权力制衡，不像张灵甫的参谋长，永远只能唯唯诺诺，大难临头才说出真话。
第四，通过小说看，解放军部队战略上更加绝对服从，战术上更多局部民主，但最大的区别还是斗志士气。小说描述不少战士在家乡遭受苦难，比如杨军，父亲被杀，母亲入狱，妻子逃出来，连军长也特别关心他的情况。在家乡里受了欺凌，战场上更加勇敢。但也有士兵，因为母亲跟随国民党军队军官而杀害亲夫，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在部队里背上包袱。家庭出身和战场表现，一定程度上挂钩。军队的奖励升迁制度，既看作战成绩，也考虑家乡成分。军官提拔，一看出身，二看表现。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后来在其他当代小说中，渐渐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官场游戏规则。
军功也会转化成政治荣誉。王茂生打下飞机，团干部马上嚷嚷说赶快让他入党（其实他已是党员）。把家乡的阶级斗争带入战场，还有经济动因，因为在家乡能分到土地。40年代后期的土地政策，对于军队士气、对国共战局都有重要影响。
因此，士气就联系到了第五点——民心与道德。小说不仅强调三野军纪严明，缴获归公——虽然有时不大舍得交掉手表手枪之类。更与对方比较，守卫吐丝口的国民党军队师长，下令活埋自己军中带不走的重伤号（战争罪行）。还有国民党军队打白旗、假投降等，战术也不道德。不过在写七十四师的时候，这类的丑行比较少见。
概括一下，战争各因素中，人数相当，武器落后，战略服从，战术民主，阶级斗志，土地民心——《红日》就靠这些大段大段的文戏，既描写战争机器，也有意无意透露影响5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战争文化心理”。这种“战争文化心理”的基本特点就是总体绝对服从、局部暂时民主、成分表现并重但排序有先后、人心斗志可以战胜物质条件，最重要是一直要有敌人……可见“军事文学”从来都不只是描写军事。
三《红日》为什么让我们记住了张灵甫？
张灵甫是黄埔四期，和刘志丹同学，在电影里由大明星舒适演的，扮相非常威武，小说描写道：“他的身材魁梧，生一副大长方脸，嘴巴阔大，肌肤呈着紫檀色。因为没有蓄发，脑袋显得特别大，眼珠发着绿里带黄的颜色，放射着使他的部属不寒而栗的凶光。”小说并没有将张灵甫完全脸谱化，虽然被困山洞，仍然骄傲狂妄，以为自己是插进共产党军队的钉子；但在没人的时候，小说又写他内心忧虑苦恼，清醒意识到处境危险。被共产党军队放回来的张小甫，讲了一段对战争的怀疑论——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现在，又打内战！为内战牺牲人命，百姓受苦。我没有死，为打内战而死，不值得……我担心师长，担心七十四师两万多人……莱芜战役，五六万人被俘的被俘、死的死、伤的伤，泰安一战，七十二师全部给人家消灭掉……眼前这一仗，不知又是什么结果！路上，山沟里，麦田里，尽是死尸，有的受了伤没人问，倒在山沟里。战争！我害怕！厌恶！这样的战争有什么意义！对民族有什么好处！我没有别的话说，师长的前途，七十四师的前途，请师长想想，考虑考虑！
西方文学里常有的战争怀疑论，在《红日》里竟是通过一个俘虏劝降的形式发布。说的时候，张小甫流着眼泪，张灵甫竟也许久没说话，这就是说他的内心也有复杂矛盾。
关于张灵甫之死，有三种说法：一是最后关头自杀，二是华东野战军击毙，三是被俘后击毙。小说采取了第二种说法，毕竟第一种有点美化张灵甫，第三种有点批评三野士兵的嫌疑。后来据说有一个电视剧，暗示张灵甫自杀，结果三野不少老战士和将军表示不满，说这样的描写不符合事实。也有传说张灵甫自尽前留下遗书，但非常可能是国民党军中的人伪造的。
比较确凿的是，死后第三天，三野六纵副司令皮定均下令，张灵甫遗体裹白布，用四寸厚的棺木材，厚葬于孟良崮以北15公里处，山东沂水一个名叫野猪旺的小山村山岗上，立墓牌，标明身份。
2004年，张灵甫遗孀（张灵甫四五个老婆中的最后一个），还有他儿子，在上海浦东为他设立了一个衣冠冢。2005年，张灵甫的儿子替他父亲领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因为张灵甫在抗日战争当中，战功卓著。台湾高雄有一条路叫凯旋路，曾经一度被命名为张灵甫路。
世事真是吊诡，三野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消灭了七十四师，吴强以这么一部长篇小说记载战事，客观上却也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了张灵甫。
黄子平：《“革命”的经典化与再浪漫化》，参见《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17页。
吴强：《红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以下小说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