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场景，除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外，还有第三种寺院道观，《林海雪原》也绝不遗漏——深山老林里居然有一个河神庙，住一定河道人。当然道人也是假的，被杀害的真道人是个忍着家仇之痛、隐藏在此的文人慈善家，假道人原是日本军官，今天是国民党军队特务，在地下还藏着几个女人（没资格做道人）。
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普洛普用100个俄国民间故事总结的叙事规则中，一个被多方寻找的“宝物”常常具有特殊功能，《林海雪原》中的“宝物”就是先遣图。杨子荣就依靠先遣图才取得座山雕的信任。另一普洛普强调的情节是“真假英雄”——百鸡宴之前，小炉匠突然逃到威虎山，当面与冒充许大马棒副官胡彪的杨子荣对峙，这也是《林海雪原》里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情节，后来也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核心情节。
小炉匠被捕时见过杨子荣，现在威虎厅上当着几十个土匪的面，本来很容易揭穿这个假胡彪，可是小炉匠他不敢承认自己曾经被捕，所以他先说谎，说自己是从另外一个土匪婆那里来的，但是后来又反口，说他被“共军”捉过，之后形势不利时，又求“胡彪”杨子荣保命。反口是法庭对峙的大忌，这一段“舌战小炉匠”，语言对话充满戏剧性（杨子荣骗过了座山雕，乃真人真事）。更重要的是，“真假胡彪”的戏，读者观众这么感兴趣，因为它有一种象征意义——英雄要用“土匪”面具，才显出侠客精神。
四为什么读者更喜欢“男二号”杨子荣？
“尽管侠客形象可分为粗豪型和儒雅型两类，可前者明显比后者源远流长且更得读者欢心。从王度庐到金庸、梁羽生，都曾努力刻画名士型侠客，也都有其得意之笔，但仍无法与粗豪型侠客媲美……鲁迅称颂《三侠五义》‘以粗豪脱略见长’，更直接指出其‘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
《林海雪原》里少剑波更像文人名士，名字里面的“波”，取自作者自己名字，还有他太太的名字刘波。中间这个“剑”字更是武侠小说常用符号（“书剑恩仇”）。虽然小说处处强调少剑波的胆识、勇谋，可是没办法，读者、观众还是更喜欢杨子荣（杨子荣是“十七年文学”中屈指可数的最著名的人物形象），喜欢这个粗豪型的英雄，尤其是他扮土匪的那一段——这个现象令人深思。
“在现代人看来，草莽英雄自有其独特的美感，而且好就好在那种不为‘文明’所规范的‘十足的野性’。其敢说敢笑敢作敢当的性情以及其‘粗豪脱略’的风格，令过于文明过于懦弱过于无所作为的现代人赞叹不已。而这种‘野性’，只能形成也只能存在于草泽山野之中。”可以把“文明”理解为革命规则，把“野性”解读为侠义风范。后来《林海雪原》改成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男一号就从少剑波转向了杨子荣。表面是“文革”时期贯彻“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其实背后，也是中国民众审美需求的集体无意识选择。即便60—70年代，中国的革命文艺打倒一切“封资修”，但是对武侠传统的呼唤始终还是存在。真正复兴当然是在80年代的《红高粱》以后，但即使是在纯粹“红色”年代，人们对草莽英雄或侠客匪气，还是心心相印。除了杨子荣，还有阿庆嫂。到了《杜鹃山》，“匪气”已所剩无几了。
《林海雪原》后半部，杨子荣回到小分队，他的形象就不再引人注目了。不过在红色与武侠的结合过程中，少剑波也还是有他特别的功能的。小说一开始就写道：“团参谋长少剑波，军容整齐，腰间的橙色皮带上，佩一支玲珑的手枪，更显得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军官精悍俏爽，健美英俊。”这种作者自恋，使男主角承担了普洛普所谓的王子功能。王子公主的模式，也隐隐地存在于红色经典作品之中。
真实的杨子荣没有40岁，战斗的时候大概就29岁。少剑波真的只有22岁。杨子荣在冰雪行动最后阶段牺牲，因为枪械出了问题，被一伙郑三炮的匪徒打死。
小说删除了这个情节，无论是红色经典，或者传奇模式，都不喜欢悲剧。《智取威虎山》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一种合唱的京剧，不过大家最乐于背诵的，却还是那些土匪的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
据说那个时候也有人演到这一段的时候出岔子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脸红什么”，他说快了，说成“防冷，涂的蜡”，话赶话对方又问，“怎么又黄了”，这个人急中生智，回答一句：“再涂一层蜡！”
就在全国人民高唱“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时候，小说作者曲波却受到打击迫害，小说新作《桥隆飙》被红卫兵烧毁。他晚年多病，没有完成构思长久的一些新作品。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36页。
同上。
曲波：《林海雪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39页。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1页。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