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钱先生自己而言，他只是讲述自己理解的艺术原理。他以李后主为例，李后主只是写他的悲伤心情，别人可以在他的诗里读出那个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悲伤。倘若李后主为了写时代而写他自己，可能会有点假。人一假，时代也真不了。
第四，想深一层，为什么要强调文学必须写人？为什么要怀疑文学反映“整体现实”的功能？这里有没有一种艺术家的无奈？假使作家很想反映现实，可是他眼中的现实与别人或主流看法不同，怎么办？对“土改”“大鸣大放”“大跃进”等，作家个人有评论的权利吗？或者说你看到的只是局部，不够整体，不够典型，那什么人，怎么样，才能把握“整体现实”？作家如果没资格、做不到，所以不如在技术和策略上强调写人，写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他才可能有更多的话语权。
当然，潜台词，策略表达，也许都不是钱先生的初衷。几十年以后，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在1957年，钱先生文章的锋芒，令人惊讶。所以，不少同行批判他，也钦佩他。换个角度，几十年后再回首，谁知道我们现在是站着，还是用什么别的姿态在说话。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
二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钱先生的文章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文学的目的，写人还是写现实。第二部分讨论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50年代强调“文艺军队”的战斗任务，要改造作家的世界观。但是文学史上有不少例子，显示世界观与创作成就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最多人谈论的例子是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政治倾向都比较保守，文学成就却很高。怎么解释？当代作家也有类似困境，曹禺1949年以后，思想进步了，却反而写不出像《雷雨》《日出》这样的作品。钱谷融的文章花了很大的篇幅，尝试解释思想和作品之间的关系。王智量等学者认为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战胜了保守的世界观。钱先生认为是人道主义精神起了关键的作用。为什么托尔斯泰原本要批评一个荡妇，却写出了不朽的女性形象——安娜·卡列尼娜？因为人道主义是文学作品的底线，人道主义比现实主义、人民性等其他评论标准，更普遍地渗透在几乎所有的经典文学中。这个讨论不仅在50年代有挑战性，而且也可回溯到30年代初的文艺论争。归根究底，所有文学都会既写到人性又写到阶级性，问题还是像“文学的目的，是写人，还是写现实”一样吊诡。通过人性而写阶级性，还是通过写阶级性而透析人性，不仅是抽象理论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小说从晚清到“五四”再到延安反复变化之中的一条逻辑主线。
三什么是“典型”？
钱先生的论文的第三部分，讨论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理论问题，第四部分，转到了当时文艺界的一个热门课题——什么叫“典型”？其实，典型问题，与阶级性人性直接相关。一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是否只取决于他的阶级身份？钱先生直接提到当时已经引起争论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人因为这篇小说把一个老干部刘世吾写成了一个对一切都处之泰然的官僚主义者，就指责作者‘这样来刻画老干部老同志，简直是对老干部的污蔑’。这种论调，难道不是和把典型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理论相一致的吗？”到底什么是“典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鲁迅说过，他的人物“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觉得鲁迅强调的是典型的共性意义。歌德说这是从一般到特殊。他自己更主张文学应该从特殊到一般。从一个独特的个体，深挖下去，不用去想这个人有没有代表性，是不是典型，或者它能不能反映“整体现实”。在文学当中，只要描写的人物有真正独特的个性，必然会有某种典型意义。这是钱谷融反复强调的文学信念。
这种典型论和前面的文学目的论相关呼应。在论文的最后部分，钱谷融先生花了不少篇幅，以阿q这个典型的文学人物，来阐发他对阶级论、人性论、文学典型的看法。50年代，中国不少评论家，当时正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而苦恼。“何其芳同志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许多理论家都想来解释这个矛盾，结果却都失败了。”
钱先生概括当时关于阿q的争议：第一，说阿q是农民的典型，这是对勤劳英勇的农民的侮辱吗？第二，将阿q归为落后农民的典型，“幸亏没有人肯自居于落后农民，否则也会有人出来要抗议”。第三，冯雪峰把阿q和阿q主义分开来看，阿q主义属于封建统治阶级，阿q自己是朴素的农民。第四，李希凡说：“鲁迅通过雇农阿q的精神状态，不仅是为了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阿q主义，更深的意义在于控诉封建统治阶级在阿q身上所造成的这种精神病态的罪恶。”何其芳、冯雪峰、李希凡都是50年代的权威学者，却在当时困入这种层次的学术陷阱。钱谷融详细分析围绕阿q典型性的各种观点，目的是要说明：一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并不一定等于阶级性。现实中、历史上，人的个性、人性与阶级性、民族性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把每个阶级的人物只写成一个典型，一讲地主，就是黄世仁，一讲叛徒，就是甫志高，典型是典型了，但是文学性就消失了。
钱谷融的文章很长，好几万字，逻辑严谨，旁征博引，充满理论自信与学术激情，实在不像他后来做我们老师时候的散淡、潇洒。钱先生晚年一直因散淡人生、潇洒风度为人称道，他最喜欢读不同版本的《世说新语》。只有重读他的《论“文学是人学”》，才知道先生也曾经年轻过，也曾经那么有锋芒。这种赤子之心，这种学术锋芒，其实晚年都在，只是表面看不见。重读《论“文学是人学”》，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代，体会以文学写人、在文学中承载人道主义，也曾是一种“艰辛探索”。
1957年，同系的许杰、徐中玉、施蛰存都成了“右派”，钱谷融先生倒没有被“错划”。有两种说法，一种据说是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指示，不要都打成“死老虎”，留两只“活老虎”以后好批判（另外一只就是复旦大学的蒋孔阳教授）；另一个传说，说是周扬指示保护的，好像周扬心里其实颇同意，至少是同情钱谷融的观点。
回到钱先生的说法，其实，他只是表达他“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的个性”的思想，至于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怎么反映50年代的“整体现实”，大概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钱理群：《读钱谷融先生》，《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6页。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原载上海《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作为附录收入《“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
评论员：《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