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50年代的文学评论
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比较能够代表50年代中国文艺界状态的小说，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是比较能够代表50年代中国文艺界状态的评论。我这样说，不是因为钱先生是我的老师，而是从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角度立论。钱谷融先生（1919—2017）一生著述不多，但在学术界威望很高。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两本——1957年写的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和两三年以后写的评论集《〈雷雨〉人物谈》。《〈雷雨〉人物谈》属于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称赞钱谷融先生引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艺术审美学派（相对王瑶、李何林、唐弢等人的社会政治研究主流学派而言）。但钱先生更重要的作品是《论“文学是人学”》。
1957年初，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央号召，华东师大召开一个科学讨论会，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动员中青年讲师钱谷融写篇论文。之前钱先生很少写文章，结果一写就是几万字，1957年5月5日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全文刊出。当天上海的《文汇报》第一版就发表了题为《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报道，不久就有了批判文章。洪子诚后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三章《矛盾与冲突》的第三节《对规范的质疑》里这样记录：
1956年到1957年春天……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对50年代以来的文学落后状况表示不满，指出“我们的文坛充斥着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见。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所致。
而教条主义的表现集中表现在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合理的“定义”作为我们创作和批评的指导原则，同时也表现在对《讲话》的片面和庸俗化的理解。
这一时期，提出重要问题、影响较大的理论文章有：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年第10期）……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钟惦棐《电影的锣鼓》（《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在教科书提到这些50年代反主流的文章里，钱谷融先生的论文最有理论性和系统性，所以要想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此文必读。
一文学的目的是写人，还是反映现实？
先不讲背景，直接读文章。把“文学”称为“人学”，原是高尔基的建议。当然，如果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人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很难回答。钱谷融认为，“文学是人学”，是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他的论文分成四个部分，涉及当时，甚至说也是今天中国文艺理论界面对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的任务，到底是写人呢，还是反映现实？
苏联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这就是说，文学的目的是写现实，写人是一个工具。钱谷融先生不同意这个基本定义，他认为：“这样，人在作品中，就只居于从属的地位，作家对人本身并无兴趣，他的笔下在描画着人，但心目中所想的，所注意的，却是所谓‘整体现实’，那么这个人又怎么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的个性的人呢？而且，所谓‘整体现实’，这又是何等空洞、何等抽象的一个概念！”
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当时是权威教材，任何疑问或挑战，都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钱先生马上补充，说自己并不反对文学反映现实，他反对的是“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他的文章以极简单的方式，直接切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或政治问题。在一个大家都想做“刘世吾”，同时容忍“韩常新”的文坛理论界，突然闯进了一个新人——这也是“理论界来了个年轻人”。
文学的目的是写现实，还是写人？thisisaquestion！
第一，要分主客观。客观上，文学总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了解社会，反映时代。我们重读百部小说，也企图阅读小说中的“中国故事”。但这都是文学的客观效果。犹如花必有颜色，花却不只为色而开。作家主观的创作动因是什么？从鲁迅到沈从文到张爱玲到钱锺书，他们的主观动因是要反映百年来或者其中某一年的社会整体现实？还是描写具体的人，解剖人的阶级、民族、身份与人性的关系？按钱谷融的说法，只有写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的个性的人”，换句话说，只有写出了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阿q、七巧等，才有可能说这是文学，才有可能让人们去看这些人背后的社会、时代，甚至可以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不同的社会和时代。
总之，作家写人，不只是手段。
第二，除了主客观的分别，还可以看论者到底是从文学出发，还是从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研究出发。从文学出发，写人就是目的；从其他的学科出发，从政治需求出发的话，那人，包括文学，也可能是工具手段。
第三，除了主客观和出发点以外，“工具手段”在当时其实是特别的，触及50年代“文学要成为斗争工具”的政治现实。钱先生或者是书生意气，有心挑战，或者是不懂世故，误闯雷区。从国家意识形态管理层面重新检讨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工具论”，那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也是《上海文学》率先发表题为《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文章，大背景是拨乱反正）。钱谷融先生质疑文学是否应该成为工具是在1957年，确实有点超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