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林震调到组织部工作，十分兴奋，这是很有朝气，十分正直，非常诚实的一个青年，对当时的组织部——正是管理“官场”的机构——充满了期待，眼里不容沙子。小说里群众只是背景，如麻袋厂工人、不收钱的车夫等，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组织部里面。林震的上级是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身材高大、衣着整洁，长得英武，但粉刺较多（“粉刺”标志负面角色）。在工作中韩常新弄虚作假、贪图荣誉，到麻袋厂里了解建党情况，对厂长王清泉作风问题视而不见，对厂组织委员魏鹤鸣的汇报情况不闻不听，回头却能写一个非常漂亮的、上级很喜欢的“抓建党，促生产”的总结报告，让林震目瞪口呆。类似的例子多了，林震就去找副部长刘世吾。
刘世吾当然是小说里最精彩的一个人物，没有这个人物，这部小说不会这么出名。刘世吾也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最重要的干部/官员形象之一。这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副部长，深藏不露，平时装糊涂，有条件时，办事非常有效率，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精致的官僚主义者。当林震因为干预工厂事务受批评时，刘世吾表扬林震动机是好的，但又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林震感觉受挫折时，有个女干部赵慧文，请林震“到我家坐坐好吗？省得一个人在这儿想心事”（本来就是同志间的纯洁关系，坐坐就真是坐坐……后来秦兆阳等《人民文学》编辑修改小说结尾，将林震和赵慧文关系向爱情方向发展了——这也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中“集体创作”的一个范例）。赵慧文家里有小孩，他们一起听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然后就议论组织部的人事关系。
一般来说，能够和在公司单位里的人议论其他同事尤其是领导的是是非非，说明俩人关系不同寻常。但赵慧文和林震也就是议论而已。他们谈论韩常新的问题，也讲到刘世吾，说“刘世吾也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原来赵慧文也曾经像林震一样意气风发、嫉恶如仇，但是在组织部日子久了，单位里压力大了，也就失了朝气、激情。反过来，劣币淘汰良币，韩常新倒是升了副部长。后来，麻袋厂王清泉和魏鹤鸣的冲突又升级了，甚至引起党报的注意，组织部内部就出现了争执、僵持的局面。小说结尾，林震只好去找更大的官——周书记，“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总之，干部之间的矛盾，不同层级总有正反双方。厂里有一级，组织部又是一级，说不定之后区委书记与区委常委会又有一级。官场内部的冲突，总要找更高的官员解决问题。理论上，干部应该朝向下看，首先考虑群众利益。实践中，官员却一层层往上看，先看领导意思。这种新的（是吗）官场游戏规则不仅出现在小说里，也出现在小说外——小说发表后才几个月，仅《中国青年报》和《文艺学习》就收到评论稿1300多篇，包括不少著名作家、评论家的文章，很多支持，但也有批判。李希凡说《组织部》“激烈地批评了一个党委机关，一个具体化到北京的一个区委，甚至在它隐射的锋芒上，还不止于此”。马寒冰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中央和北京市委居然不闻不问，听其存在，这是不能相信的，也是难于理解的。”正反双方争论果然一级级上升，到1957年3月1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讲话既批评王蒙，更批评李希凡：“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李希凡说王蒙小说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附近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于是，争论到此为止（马寒冰因批评王蒙而被上级批评，承受不了压力而自尽，再过一年，他的观点又是正确的，王蒙被划成右派）。
小说里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就是林震与刘世吾性格异同，一个激动、热情，一个世故、圆滑，但他们却心心相通。为什么相通？原来他们都爱好文学，都爱好俄罗斯、苏联小说。林震以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当中的女英雄为榜样；刘世吾喜欢看《静静的顿河》。好像在官场里面，不管你是新鲜血液，或者是支撑的树干，看严肃文学的书都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表现。所以不爱看书的韩常新，刘世吾就看不起他——这个细节，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官场想象，试图证明官僚主义老将刘世吾可能曾经也有过林震般的初心。放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脉络中看，曾朴他们当年也相信科举“考”出来的官总比花钱“捐”来的缺要好些。时代不同了，但是希望官员喜欢读书，假定知识分子做官至少会好一些——这种作家与读者的无意识文化期待仍然在延续。
第二个关键点是林震与刘世吾的仕途命运。如果刘世吾以前也像林震这样，这么激情，这么正直，这么勇敢，那小说是不是也在暗示，将来林震向刘世吾的方向演化、转变也是一种不可避免，是一种规律呢？（再读《静静的顿河》也没用？）如果年轻人林震一直在官场，也必须逐渐成熟，也必然逐步世故；或者倒过来说，像刘世吾这样的老江湖，当年也是从林震这样的年轻人的书生意气发展过来的，这说明——没有林震般的“初心”，便没有刘世吾的“成功”？还是说林震般的“初心”，必然导致刘世吾的“成功”？
王蒙20多岁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70多岁时读老庄哲学，经验多了，看透世事，既不忘初心，也与时俱进。重读这篇在50年代引起巨大风波的“新官场小说”，人们第一会反省：官场腐败，究竟是不是中国各种问题的关键？第二，官场异化，究竟能否避免？从林震到刘世吾的转化演变规律，到底是不以成绩而以忠诚来决定的干部升降机制导致，还是说任何制度后面，仍然是人性的理由？林震所看到的刘世吾现象，到底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还是负面的“普世价值”，权力必然使人世故腐化？
小说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刘世吾不是清官，也不是贪官。王蒙这个短篇既延续又突破了中国官场故事的传统忠奸模式，将晚清小说对“官本位”现象的批判带入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意义深远。这篇小说题目曾被《人民文学》的主编秦兆阳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么一来，主语就是“青年人”了，可以读成一部成长小说，是一个年轻人参加革命（或者进入公司）的必然历练过程：坚持理想和原则，还是适应环境而生存？而原题《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主语是“组织部”，这是更明显的官场小说，也是50年代最早描写革命机器内部矛盾的小说。作品涉及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有点超前，也可能超过王蒙自己的预期。
这是笔者在2010年做的不完全统计，参见《四部当代文学史》，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以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83—85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的讲话（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12日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都谈到王蒙小说发现官僚主义问题。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
参见洪子诚：《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16—117页。
李希凡：《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汇报》1957年2月9日。
参见洪子诚：《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12页。
同上，113页。
同上，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