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干部”与“官场”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上，一般古代或现代文学史，章节标题多为大家名作，比如曹植、陶潜、李白、杜甫、明代四大奇书、《红楼梦》，或者鲁迅（有时分为两章）、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
可是各种“当代文学史”（迄今至少已有72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章节标题大都不用作家名字，而是先分题材，革命历史小说、农村小说等，整个分类颇有计划经济的风格。一方面，的确因为五六十年代文学比较有“计划”，有“文艺军队”的战略部署与战术策略；另一方面，今天说“有高原无高峰”或有争议，回首“十七年”，的确是“有名作无大家”。“红色经典”都是作品比作家有名，题材比风格重要。
《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在这个历史阶段，整整“十七年”或者“三十年”，只有两部小说列入100强——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等，是否也属于20世纪最重要的百部中文小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但不管怎么样说，王蒙这个短篇的重要性却是毫无疑问的。
一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王蒙（1934—）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没有之一。王蒙在时间上贯穿始终，在每一个文学转变阶段都有作品，有评论，都引领风骚。王蒙和茅盾一样，既懂政治又爱文学，对两者都十分忠诚。怎么处理文学和政治的紧张关系，是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家的重要课题，王蒙在这方面有比较成功的平衡和探索（虽然也和茅盾一样，有委屈和困难）。茅盾参与过中共建党，1949年后任文化部部长，王蒙也是文化部部长，而且是作家中极少数的中央委员。王蒙50年代就写长篇《青春万岁》；80年代初《春之声》《布礼》等意识流实验，引人关注；他的《活动变人形》，代表当时反思小说的水准；1989年有《坚硬的稀粥》，后受到批判。王蒙70岁后还不断地推出“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系统回顾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王蒙是唯一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作家。
但是这么漫长、辉煌的创作过程，在今天乃至今后的文学史上，王蒙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恐怕还是他20多岁时写的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短篇？
我的看法可能会令一些人惊讶：因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20世纪50年代的《官场现形记》——可能王蒙先生，或者李伯元醒来，都会奇怪这个联系，容我慢慢解释。
二20世纪50年代的《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属于“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前所未有后来也少见的对“官本位”社会形态的全面批判，其文学史价值长期以来被低估。无论是捐官和腐败的必然联系，还是金钱在官场中的运作规则，或者师生、同乡、亲属和性关系在政治制度里的调节作用，乃至商业、军队、外交、救灾等各个领域不同又相通的贪腐规则，李伯元的长篇都有巨细无遗、一视同仁的无差别批判，并且批判还不露感情，讽刺还不显锋芒。小说把官场问题视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其细节力量和现象分析，远超过思想和时代局限。当然，《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社会批判的广度和细节远远不如《官场现形记》，但是思想高度不同。甚至，王蒙原意不在批判，而是歌颂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群体，只是稍微指出一点需要警惕、可以改进的地方。但王蒙这篇小说却在半个世纪之后，又一次把官场置于文学矛盾中心，重新成为小说里的中国问题的焦点。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这不完全是王蒙的原意，这是被读者的兴趣、评论家的包围、领导的指示、文学史的书写，最后合力造成的一个文学史现象。
王蒙自己根本不会用“官场”这个话语。有一次和他一起做节目《锵锵三人行》，提到周扬50年代在文艺斗争中的种种策略教训，我好奇说周扬当时会不会有仕途的考虑？比方说官职、权位等。王蒙先生当场就说：在周扬的词典里，恐怕没有“仕途”这个词汇。所以，50年代的王蒙应该也绝不会觉得他所写的是“官场”，而是一个青年教师参加革命工作碰到的问题。小说创作原意就是警惕官僚主义，或者是检讨青年成长历程。
李伯元他们当年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关键在官场，这个想法被“五四文学”否定了（或者至少轻视了）。“五四”的视野不仅是关注“官”，也不仅是关注“民”，而是关注“人”。第一，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对抗——清醒的“狂人”，孤独的“超人”，“沉沦”的男人，还有拯救女人而失败的知识分子。第二，观察被侮辱者会不会也损害他人，穷到阿q、祥子，富到吴荪甫、“财主底儿女们”，最典型的是中间状态的李石清等。第三，体会女人们如何“从困境走向困境”。总之，从20年代到40年代，很少官员主角，华威先生、魏连殳或者病愈候补的“狂人”只是例外。少有官场舞台。“五四”主张“人的文学”，探索官民、穷富之间相通的国民性，并不以为官民必定势不两立、穷富必然你死我活。“五四作家”并不认为解决官场的问题就能解决中国所有的矛盾。官员坏，当然，但换别人做官，会好吗？革命好，诚然，但阿q的革命梦美好吗？
“官场”在小说中重新出现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小二黑跟小芹的恋爱遭到双方父母反对，更遭到村干部破坏，但最后得到“好官”区长支持，如愿结婚。从赵树理的“解放区小说”开始，小说人物有一个最基本的四分法，“好官”对“坏官”，邪不压正；“先进”帮“落后”，民众进步。“解放区文学”的人物四分法，在美学趣味上是晚清“官民对立”模式的重现和修正。从政治上讲，“好官”加“群众”就等于“人民”，“落后群众”如果不跟上的话，就会失去“人民”的资格。“人物四分法”也是“人民文艺”的关键。
三革命机器的内部矛盾
《小二黑结婚》将晚清官场故事模式翻转，过去官场只会压迫人民，现在“新官场”为人民服务。官员/官场的概念，逐渐被干部、领导、同志、公仆等新的话语所取代，隔了十几年，王蒙写的已全部是干部队伍内部矛盾，以全新语境重现官场内部“忠奸对立”的传统模式。毛泽东在王蒙小说里发现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这个角度，点出了干部公仆与官员官场两种话语系统之间的隐形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