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干部化有三种不同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延安及解放区作家，本来就是党的干部，然后从事文学创作，这是最直接最自然的作家干部化。洪子诚《概说》专门列表，详细列出31位“主流作家”的籍贯、学历、主要经历和主要作品，以分析这些作家的“文化性格”，其中小说家有柳青、赵树理、杜鹏程、周立波、梁斌、欧阳山、峻青、王愿坚、王汶石、杨沫、吴强、马烽、西戎、李准、茹志鹃、浩然等，基本概括了“十七年”小说的中坚力量。
关于作家干部化的第二种方式，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使国统区作家全部进入新的干部体制，是意识形态管理？还是城市居民的单位变化？中国的作协制度部分参照苏联形式，作协主席第一届是茅盾，副主席是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锋、邵荃麟。从晚清到40年代，完全靠稿酬、版税生活的作家很少，他们在写作的同时，或者参与出版，或者兼职教授（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四章第三十二节《文人经济状况和写作生活方式》中，对民国不同时期的作家生态，有颇详细的介绍）。简而言之，二三十年代文人收入相当于中产阶级，抗战后生活就十分艰难了。1949年后，成为作协专业作家，就是干部，就有生活保险，有不同级别，比如文艺一级是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二级有舒群、罗烽、白朗、陈企霞等东北作家群，马烽、西戎、康濯等是三级。文艺一级工资高于行政七级，行政七级等于司局级或者至少是正处级。
作家干部化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附加“社会荣誉”：“许多知名作家，往往被委任各种机构各种社会组织（直至中央的机构）的负责人，或授予各种称号，委以各种虽说没有多少权力的职务。除官职外，通常可以供安排的有：从中央到各省、市妇女联合会委员、工会委员、青年团组织的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代会常委会委员等。获得上述职务、称号的，当然也伴随一系列的物质上、社会待遇上的收益。……如何不辜负这一‘名声’与‘位置’，自然要为他们所考虑。”
50年代文学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稿费、版税制度的改革，一是稿费相对偏高，二是版税渐渐取消。
1956年前后，制定了统一稿酬实施标准。50年代中国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是40块左右，如果作者领取最低稿费“每千字十元”，每个月只需写4000字，便已达到中等生活水平。今天稿费以千字两百计算（当然可以更高，但这是我2021年发表论文收到的稿费），达到中等生活水平（2019年上海平均工资10662元）需每月发表5万字左右，作家、学者比50年代辛苦十来倍。或者倒过来说，当时中国作家的经济环境比同时代其他人更舒适，也比之前和之后的同行们更优渥。
要是在50年代，这位作家非常勤奋，他也写10万字，稿费每月1000块——按张均的计算，《红旗谱》作者梁斌“10万稿酬相当于1名普通职工不吃不喝200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稿费收入20万左右。
60年代后稿费逐步降低，1966年后则取消了稿费。但1949年后中国作家的经济状况一度的确相对优渥（巴金是不领工资只获版税的特例）。更重要的是，原先稿费与印数挂钩递减，后来完全废除了版税，于是书一出版，收入固定，与销量无关。这个稿费制度变化对当代文学影响深远。
50年代的文学生产环境，也有一些规律：
规律之一，文学批评跟作家身份及出版权利紧密联系，是一种“三合一”的综合机制。民国作家如鲁迅、郁达夫，找房子、看医生是一回事，和出版社交涉版权是另一回事，别人怎么评论你的作品又是一回事。在50年代，作家的个人生活和出版权利和被评论情况，紧密相关。当时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如周扬、张光年、邵荃麟、林默涵、冯雪峰、刘白羽等，都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或党组成员，分别负责《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等权威杂志。从现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看，原先有报刊媒体或学校教育两个轮子，现在两个轮子成了一个独轮车或“磁悬浮”。从作家选择看，既不需担心读者销量，也不需考虑大学兼职，作协让作家的身份、收入和贡献也“一体化”了。
规律之二，当代文学评论不仅引导而且也创造读者。文学评论本身本来总有专家意见和读者需求的差异矛盾，现在专家就是领导，甚至群众意见，也可以由专家制造。洪子诚举过一个例子，1951年6月《文艺报》第4卷第5期发表读者李定中批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来信，《文艺报》加“编者按”支持这封读者来信。“但实际上，来信与编者按都出自当时《文艺报》主编之手。……”另一方面，专家制造读者，不仅为了忽视否认读者的多元需求，更是为了制造文学与“人民”的天然联系。
规律之三，50年代如有文学论争，双方力量一定不均衡，不要说五五、四六，三七都不可能。一旦论争，很快就变成一九，一是靶子，九是批判方。潜规则是对外处罚比较客气，对内错误倾向惩治更加严峻。如果说旧时代是意识形态被动防范，当代文学则是主动管理，把所有的作家编入革命队伍（依法管理出版，则是在80年代以后的改良与发展）。
对于巴金这一辈作家来说，50年代初期相对而言是比较和平的年代。不像二三十年代，激奋郁闷离家出国再归来，也不像抗战时期，颠簸辗转斗争。至少在生活条件上，比较安定，甚至优渥。可能经常要“洗澡”，要跟上革命形势，要经受运动的考验。写作是有些困难，整整一代作家都基本没有新作，除了一个老舍。他们当然不知道，再过十几年是怎样的情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36—38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iv。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00年第3期。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36—38页。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27页。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44—352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27页。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3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