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扬等评论家看来，《小二黑结婚》在为工农兵服务方面很有成效。“先普及后提高”，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其实《小二黑结婚》也是“有经有权”。权宜的方面，就是符合当时边区农村读者的审美需求。如果说李伯元、徐枕亚、鲁迅等人的假想读者应该有中学以上文化，那么延安文艺的假想读者可以是小学程度。“经”的方面，其实《小二黑结婚》也贯穿了通俗文学的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香港的翡翠台，湖南的芒果台，和《小二黑结婚》一样，也一直贯彻《讲话》的“先普及”的精神。第一，以情节主导叙事；第二，人物善恶分明；第三，大团圆结局。今天出版商判断作品是否畅销，第一，还是看故事，第二，判断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重要标志，就是有没有绝对的坏人。曲折故事和善恶分明，从来是通俗文学两大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小二黑结婚》标志着20世纪中国小说中通俗文学与革命文学开始合作。
虽然有善恶分明，但是读者最感兴趣的，却还是二诸葛、三仙姑等中间人物，只有这两个人物比较接近圆形人物。二诸葛是赵树理写自己父亲，自然笔下留情。三仙姑当时被人嘲笑，后来人们也会思考：为什么中年女人不能打扮，为什么脸上涂粉就叫“驴粪蛋上下了霜”……赵树理在50—60年代仍然一直提倡“中间人物论”，后来受到批判，因为政治潮流越来越要求文学歌颂英雄。赵树理很有骨气，一度被推崇为“样板作家”，身为“赵树理方向”，依然一直坚持自己的感觉，写农村写农民，可惜的是“文革”当中被批斗致死。
三《小二黑结婚》：从写“官”到写“人”到写“民”的转折
把《小二黑结婚》放在从晚清到当代的小说人物系列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它的关键性转折意义。
晚清四大名著，主要批判讽刺黑暗社会现实，主人公是各级官员，而且贪官清官，都是坏官。民众，不管地主还是仆人，不管是小姐还是妓女，总之是被欺负受冤屈。“民”的具体阶级成分，并不细分。界限最清楚的就是官与民、官欺民、官压民。
到了“五四”，小说人物转了——首先官少了，几乎没有了。整个现代文学里以官员为主人公的作品屈指可数，《动摇》和《华威先生》是罕见的例外。“五四”小说或者描写官方的爪牙帮凶（康大叔、孙侦探），或者写“仕途”如堕落者（魏连殳、狂人）。与晚清相比，“五四”作家重点写民和官的相通之处——就是人，就是国民性。阿q是雇农，做梦也想地主女人，并驱使小d；吴荪甫是资本家，又是失败的英雄；觉慧、觉民与高老太爷抗争，价值观却有相通之处；华威先生虚张声势后面是失落恐惧，等等。
《小二黑结婚》的转折意义在于——
第一，官员又重新成为重要角色，无论是负面角色金旺、兴旺，还是主持正义的区长，各有善恶使命，从此官员重回中国小说中心舞台。而且以后在区分官员善恶时，还有好官办坏事，或者好人变坏官（或者反过来坏官反省顿悟），或者坏官却又帮助民众等不同变化。总之《小二黑结婚》以后，在中国小说里又会反反复复看到很多官员身份的主角，以及由他们的上下级及不同阵线所组成的“新官场”，一直到21世纪，迄今没有衰减迹象。中国古代小说历史悠久的“忠——奸”对立的情节模式，在晚清“新小说”被瓦解，在“五四”被转化为“贫——富”“新——旧”或“中——外”矛盾（《子夜》），到延安又重新出现官场的“忠——奸”之分。
第二，官有忠奸，民亦两分。小二黑、小芹先进，二诸葛、三仙姑落后。先进都是一样的先进，落后却有不同的落后。因为落后的后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内涵：一是年轻人要反家长权威，背后是宗族祠堂文化（族权）；二是二诸葛的迷信，关系乡间的知识和信仰系统（神权）；三是三仙姑的势利，说明普通农民之中的穷富差异以及性别歧视。后来赵树理的小说，还有其他写农村的如《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家最花笔墨的、读者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落后的群众怎么一步步地被劝、被帮、被改造（或很难被改造）。所以好官对坏官，是政治框架；先进群众帮落后群众，是艺术内容。从《小二黑结婚》的人物四分法，后来发展到50年代《红旗谱》的穷富国共阶级斗争模式，农民“落后”的丰富内容被简化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农村中的“政权”“族权”与“神权”的复杂关系，才在90年代《白鹿原》等作品中得到高度重视。
从写“官”到写“人”，再到写“民”，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当中，《小二黑结婚》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486—487页。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377—378页。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75页。
1943年9月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