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来源是丁玲听到一个传闻，“其中的主人公虽然没有其人，不过我却听到过这样一件新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同志要到医院里去，他告诉我说，是去看一个刚从前方回来的女人，那个女人曾被日本人强奸了，而她却给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把病养好了以后，又派她到前方去做原来的工作。她是恨透了日本人的，但她为了工作，为了胜利，结果还是忍痛去了。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难过。”这里有一句话听上去有点残酷：“又派去做原来的工作”。后来的革命文学，一般只写这类故事“非常感动”，张爱玲《色，戒》就主要写“非常难过”，只有独特的丁玲，既写感动也写难过。萧军的日记1940年8月19日也有记载了一段类似的故事：“一个从侮辱中逃出的女人，一个在河北被日本人掠去的中年女人，她是个共产党员，日本兵奸污她，把她挟到太原，她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做了不少有利工作，后来不能待了，逃出来，党把她送到延安养病——淋病……”萧军当时和丁玲关系密切，但也没明说这是他提供给丁玲的素材或是丁玲告诉他的故事，细节上也已经和丁玲后来写的故事有所不同。
1983年丁玲“解放”以后又回忆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说：“文章写了三分之二，我觉得写得不好，就撕了，改用第一人称。”改用第一人称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有侦探小说的角度，铺垫层层，随着“我”的目光，一步一步慢慢揭开贞贞之谜。第二，这个观察角度，等于看到了贞贞在她的家乡被示众，被围观鄙视，但是这个围观者当中也有阿桂、刘二妈等朴素的同情者，同时夹杂“我”的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只有“我”注意到鄙视贞贞的更多的是女人：这些女人因为有贞贞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强奸而骄傲了。
这些女人看贞贞得到的满足，只是“我”发现的。“我”和霞村的既投入又抽离的关系对立，也像《三八节有感》和另一篇小说《在医院中》所显示，某种程度上正是丁玲和延安的复杂关系。
在“我”和贞贞的交谈中，贞贞并没有太多控诉日本人暴行，反而不理解日本人也有人性的一面，比方说那些军人为什么藏着自己家里女人的照片，宝贝似的。在旁边听的阿桂插话说“做了女人真倒霉”。“做了女人真倒霉”这句话后来被王德威写评论的时候用作标题。贞贞很朴素地讲她生病了，痛得要命，肚子里像烂了一样，可是还走30里地来完成任务，“后来阿桂倒哭了，贞贞反来劝她，我本有许多话准备同贞贞说的，也说不出口了，我愿意保持住我的沉默。”贞贞被这么多村民鄙视、同情、侮辱、围观，只有在“我”这个外来的知识分子身上获得了理解，所以小说里说我们的关系就密切了，谁也不能缺少谁似的。两周以后“我”要离开了，贞贞忽然显得很烦躁，小伙子夏大宝还来看贞贞。“我以为我是非常的同情他，尤其当现在的贞贞被很多人糟蹋过，染上了不名誉的，难医的病症的时候，他还能耐心的来看视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弃她，不怕别人笑骂，他一定想着她这时更需要他……”其实大宝来求爱、求婚时，心里带着犯罪感，因为当初是他不敢与贞贞私奔，贞贞赌气去了天主堂，才发生了被日本人抢去的事情。
“我”临走的时候问贞贞为什么你拒绝大宝？贞贞平静地说，“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
不仅村民这么看，贞贞也自觉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如果能去延安养病，在不认识的人的面前，她会比较快乐。最后，她实现了这个愿望，小说结尾时，“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的前途”。
小说里贞贞、“我”和霞村构成一个三角关系。贞贞是苦难民众，遭遇奇特命运悲惨，令人同情；“我”是干部身份的知识分子，哀贞贞之不幸，怒村民之愚昧。这些都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农民关系的沿袭。但新的因素是“霞村”。小说题目不叫《贞贞》或《贞贞的故事》，而强调“我”在“霞村”，增加了解读的复杂性。不知是否真实地名，但字面上看，“村”是空间，“霞”是时间，“村”里有旧生态，“霞”却是曙光。“霞村”既存在从柳妈、闰土以来的乡民保守愚昧，又是可以接待像“我”这样干部的解放区根据地，背后包含了新生的政权力量。官场政权已在现代文学中消失已久，而且晚清小说是官民对立，像“霞村”这样的官民混杂的意象，是20世纪中国小说在1942年的“新生事物”。新政权新文化理应批判乡民蒙昧，但又要顺应民风调控民情。“霞村”的内涵一复杂，“贞贞”与“我”与“霞村”的关系也变得吊诡：“贞贞”与“霞村”血肉相连，却只有“我”这个外来人才理解她；“霞村”无法原谅接受一个慰安妇，只好让她继续再做间谍；“我”对于乡民歧视贞贞很不满，但对于去延安医病后再去执行同样的工作，既感动又难过，其实是对旧传统新官方的混合体不知所措。《三八节有感》里有批评，结果是自己被批判。《在医院中》抱怨官僚主义，结果也无济于事。在某种意义上，丁玲初到延安时，她和延安的关系就像“我”和“霞村”的关系：认同，但也批判。等到丁玲最后离开延安时，她和延安的关系更像贞贞和“霞村”的关系：已经血肉相连，又隐隐怀疑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人人都好像在帮助她，走向“光明的前途”。
王德威认为，就文字艺术的试炼而言，丁玲的小说或者流于煽情造作，但她对女性身体社会地位及意识的体验，是有心人探讨性与政治或者女性与政治时候的绝佳素材。贞贞回村被乡亲歧视，还不能声明自己是为革命牺牲肉体。到了1958年，丁玲被批判时，《文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丁玲“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说丁玲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做随营妓女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神化，而且说贞贞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原来50年代的革命理论家跟霞村的杂货铺老板是一脉相承的，所用词汇直到今天在网络上还是常常可以见到。
百年中国，百年小说，太有戏剧性了，鄙视或者批判贞贞固然是极左加封建，但赞扬贞贞牺牲身体为革命，又何尝不隐含着女性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和《死水微澜》以及将来我们要读的《白鹿原》《红高粱》一样，女性身体在男性社会中具有某种神话意义。日本学者中岛碧在《丁玲论》一文当中说，贞贞是个慰安妇，现代文学当中写慰安妇的作品非常罕见，《我在霞村的时候》倒是一篇。在我看来，《我在霞村的时候》代表了延安文艺的最高水平，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人把它改编成电影，应该可以像李安改编《色，戒》那样，“把病养好了以后，又派她到前方去做她原来的工作……”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941年6月；《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选》，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选》，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516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丁玲：《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参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245页。
参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245页。
《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收入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收入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华夫：《丁玲的“复仇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文艺报》1958年第3期。
［日］中岛碧：《丁玲论》：“女主人公贞贞，过去曾被日本军拉走，强行作过‘慰安妇’”，原载日本《飙风》1981年第13期，参见孙瑞珍、王中忱：《丁玲研究在国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