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还真不多，就讲两点。直接道出新官场文化在“忙”与“权”之外的第三特征，那就是“一个中心”。第三特征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从李伯元笔下的晚清官场，到张天翼小说里的抗战会场最关键的传承。反复重申一个中心，就是不允许有反对意见。
……“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可是“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人们要说，他又没时间听了，要人们去他家。一个长发青年抱怨：“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华威先生说，“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然后他就去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那里会已经开了，他拍手打断会议，说我还有会，让我先讲两点，又是第一，工作要努力，第二，认清一个领导中心。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艺界抗敌总会的会场，先和一个小胡子密谈了几句昨晚喝酒的事情，之后主席就打断别人发言说，让华威先生先说，他又在讲领导中心的重要性。
小说里描写的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华威先生确是威权人物，真有实权，所有这些会议非他到场不可。他到了，会议的级别就提高了，就可能有实质性的协议。他兼了这么多的委员会，什么事都离不开他（也说明他对别人都不放心都不放手，整天提醒大家只有一个领导中心）。
还有第二种可能：这些会他到不到其实没多大关系，又是抗战文艺，又是妇女，又是通俗文艺等，和党务或军事会议相比，似乎都也不大像战争年代的重要议题，只是因为他资格老、关系多，才到处要插一脚。是为了满足个人虚荣心，也是一种官场上的浮夸作风，如此而已。越忙，越说明地位虚弱，朝夕不保，其实是官场中的弱者。这便带出了官场形态之四：发言提议越大声越积极，通常是越没实权的人——这也正是官场文学与国民性主题的相通之处，或者说在官场文化中“自欺欺人，被欺者欺人”的国民劣根性秩序颠倒：看似欺人的官员，其实可能正是被人欺负（恐惧被抛弃）的人物。
小说的最后两段尤其精彩，一个是华威先生发现妇女界组织“战时保婴会”竟然没有找他，他便十分生气，找人来问。问话当中，听到有个人又去了一个叫日本问题座谈会。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更加发火了，这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
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最后这个细节，我们不要笑别人，也会看到自己。官场和文化、学术场域不无相通之处，都遵循官本位的基本结构原则。在同行那里，如果听到一个什么学术会议，主办方请我，我也未必去，但居然没找我，本来应该或者可以参加的，我却一点都不知道，没人通知我，这时会不会有一种被忽略、被抛弃的感觉呢？
从这个角度看，华威先生不仅不是个威权人物，而且是一个害怕被人忽略、抛弃的小官僚。或者说即使是威权人物，同时也可能害怕被人忽略、抛弃。小说开篇皮包、手杖，神气活现，到了小说结尾，在床上还要打寒战，怕错过了明天的什么会议，契诃夫笔下的公务员形象，概括着官僚文化的普遍精神。官场文学一旦与国民性反思结合，小说就不仅写华威，不仅写国民党，不仅写官员。
三《华威先生》会不会被敌人所利用？
小说在抗日期刊《文艺阵地》上发表后，引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关于“暴露与讽刺”的文艺论争。林焕平称赞“华威先生”，认为小说表现了一个救亡要人的典型，这类人物在现实中实在不少，张天翼小说是一个有力的讽刺。但也有人批评，早期香港作家李育中说：“在紧张的革命行进和作生死决斗的时期，严肃与信心是异常需要的，接受幽默的余暇是太少了。何况幽默有时出了轨，会闹出乱子的，伤害着严肃。”
有学者认为李育中的观点是受了郭沫若浪漫主义抗战文学主张的影响。郭沫若当时认为抗日文艺应该正面宣传，以鼓舞信心为主，而《文艺阵地》的主编茅盾就比较重视对国民黑暗性的写实批判意义。抗战初期茅盾也曾经到过武汉，董必武问他愿不愿意留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政治部第三厅都需要人。茅盾说，做这种工作我是外行，我还是去编杂志，写小说。后来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衔的是中立派老舍。鲁迅去世以后，为什么是“鲁、郭、茅”，而不是“鲁、茅、郭”呢？按照政治资历，茅盾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文学成就《子夜》也不在《女神》之下。当时是周恩来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华威先生》引起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茅盾和郭沫若在抗战文艺思想上的一些分歧。
小说发表几个月以后，增田涉将它译成日文，在日本的《改造》期刊上发表，“编者按”借机诋毁中国抗日，用这个小说来鼓舞日本的士气，所以更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讨论了：战争期间，暴露抗日官员都是这样虚荣，这是否帮了敌人的忙（类似问号今日还有）？
离开特殊的战争背景，我们在《华威先生》里却可以读到民国官场的四个特征：忙，权，中心，害怕。
这只是抗战中的官员吗？这只是讽刺一个官员很忙，到处开会，看上去很重要，实则是怕失落？这样的官员是不是跨时代的呢——到了50年代初，有人问张天翼这个问题，说小说描写官僚主义是不是有现实意义？张天翼马上否认说，这只是写抗日战争的官员，只是讽刺国民党的官员，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后来张天翼一直写儿童文学。
季进：《夏志清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张天翼《华威先生》，《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现代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475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李育中：《幽默、严肃和爱》，引自苏光文编：《文学理论史料选》，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228页。原载《救亡日报》，1938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