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华威先生》
官场与国民性
从“五四”到40年代的现代文学，一般学术界的共识，最重要最成功的文学形象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但如果从1902—1903年梁启超、李伯元开始读上世纪中国小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晚清小说主要写的是官场。而且1942年以后，“十七年文学”及80年代以后的小说，官员（干部）也一直是重要人物形象。这就迫使我们要重新思考上世纪文学之中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三角关系。
晚清小说主要描写官场，“五四”小说主要关注国民性，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同时描写官场与国民性。
一30年代中国最杰出的幽默短篇小说作者
《华威先生》1938年4月16日发表在《文艺阵地》，这个期刊的背景需要回顾。1937年的10月，茅盾从上海到汉口，想编一个抗战期刊，之后战火连天，作家到处流离——汉口、长沙、南昌、杭州，又到上海、香港、广州等。
到1938年2月，茅盾在武汉决定办《文艺阵地》，当时邹韬奋也在。在长沙，张天翼就交给茅盾《华威先生》的稿子。之后茅盾到广州，想在广州印这个杂志，但情况又有变化，萨空了邀茅盾到香港编《立报》副刊，所以《文艺阵地》是在广州排成，在香港出版。
因为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文艺阵地》的创刊号引起强烈反响。《文艺阵地》18期以后，由楼适夷代编，编务后来又移到上海，40年代被查禁。茅盾又在重庆复刊，最后在1944年停刊。这是一个典型的抗战文艺期刊，也是香港文学的一部分。不过在香港大概很少人认为《华威先生》是香港文学。
张天翼（1906—1985）早年读北大，1931年加入“左联”。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天翼与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放在一样高的艺术地位，认为他是“30年代中国最杰出的幽默短篇小说作者”。多年之后，夏志清还很遗憾人们没有足够注意他对张天翼的特别推崇，“在同期作家当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有如此清楚冷静的掌握。他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冗长的段落结构，他只是以精确的喜剧性来模拟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特别他运用起方言来，那绝对精彩。我每次都要提到他，可就是没有多少人响应。我明明讲了四个人，可大家后来只提前面三个，就是忘记了张天翼。有人说我……凡是共产党的作家都不好，这其实是冤枉，张天翼不就是左翼作家吗？”
二永远在“忙”的华威先生
现代文学人物中，我们会用来形容现实生活中人，第一就是阿q，第二就是华威先生。比方说某人有“阿q精神”，也会说某人像“华威先生”。这是一个常常可以在周围发现的典型人物，甚至也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华威先生的特征。
小说第一段，“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暗示叙事者“我”和华威先生有关系，都在官场，常常一起开会，而且也沾亲带故，又有距离，“我”只是观察者，没有太多评论，只是描述华威先生的行动、举止、表情、谈吐，语气之中渗透讽刺。
华威先生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忙——不是真忙，而是显得很忙。这是他的特点，还是官场中人的一般特征？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接下来是外貌描写——挟着公文皮包、拄手杖戴戒指、包车必须快跑。“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面忙、一面抱怨忙的人，或者说，我们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抱怨。中国人见面打招呼，通常是——“吃过饭了没有？”或者——“最近好吧？”又或者——“最近忙不忙？”怎么回答呢？看关系远近。如果关系一般的同事、朋友，我们通常说——“忙啊，忙不过来。”其实不一定真忙。碰到好朋友，也许我们就说——“无聊，无所事事。”为什么大部分情况我们要装得自己很忙，貌似抱怨，实则炫耀。出租车司机、餐厅营业员，真的很忙，却不会炫耀。显得很忙，通常是强调有很多会要参加，忙于出差、接项目、做生意，特别是见领导。忙，说明有价值，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学术界，在商界，尤其是在政界，在官场，忙就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忙什么，忙出什么成果，反而不重要了。
晚清小说写官员，主要描绘贪，较少强调忙。忙，作为官场时髦甚至职场美德，可能还和现代社会制度与官场问责形式有关。中国士大夫传统，当然也有鞠躬尽瘁的例子，但太忙碌也可能代表太功利，高手能人有时故作清闲状。华威先生的忙，是民国新官场新气象。
但忙也好，闲也罢，官场核心还是权。权，则必须在众人他者态度中才能确定。“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我不能当主席，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虽然不做主席，却能推举主席。样子要低调，权力要保持，这是新官场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晚清小说里，官员对上当然恭敬无比，但鲜有对下也装作（哪怕只是装作）谦逊姿态。将上下级关系的貌似平等也作为官场游戏规则，应该也是“现代性”的追求。华威先生推举了主席，却要求主席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平等谦逊姿态装得不太像，两分钟以后他就打断了主席的话说——“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这种情况重要的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在显示或验证自己拥有打断别人（哪怕是主席）的权力。官场里的权力有时不在于说什么做什么，而在坐在哪里，迟到早退，说话时留着人们鼓掌的时间等形式因素。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刮了一根洋火。“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