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后来80年代文学的生命力和“现代性”所在——他们也都不怕“落后”，不必追赶潮流，他们都明白沈从文的话，“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二对古老中国的信心和怀疑
沈从文并不否认乡村苦难、城市危机，他和30年代主流的主要分歧，是即使面对乡村苦难、城市危机，他对古老中国传统，仍不失信心。在《边城》里，这种对古老中国的悲壮信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都既是信心，又是怀疑——一是见义让利，这种风气能否延续？二是在兄弟亲情与个人爱情之间如何抉择？三是为什么众多善良的人，好心好意合起来却做成一件坏事？
“边城”里的人，好像不大看重钱。摆渡老头说政府已有补贴，有人硬给过路费，他就回赠茶叶等。在目前还是部分资本主义的香港，见义让利已经是一种神话。按沈从文的说法“人心深处仍有过去伟大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过紧要关头，傩送以及他的家人，还是要在渡船与碾坊之间纠结。经济因素依然影响淳朴的民风。这是第一层最表面的信心与解构。
第二层信心与解构的关系更加戏剧性，有钱人家两兄弟，同时看上一个穷女孩，居然没有强求巧夺，而且君子协定——轮流来唱山歌求得这个女子的芳心。实际操作中，大哥唱不好，弟弟代唱，一天隔一天，等于是抽签、拈阄，跟觉新父亲替长子娶瑞珏是同一个方法。不过这是年轻当事人自己选择。这个情节典型展示了传统道德“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衫”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一夫一妻、爱情神圣”之间的两难。妥协的结果，大哥失败淹死了，傩送也伤心出走。这个传统中国的伟大处，在江上像竹排一样搁浅。
小说的第三层矛盾是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悲剧”：不是好人与恶棍斗争，亦不是意外事故疾病，“都是善良的人，仅仅因为各自所处的地位、身份、性格，形成了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这是最难写、最无解的人性悲剧（巴金《寒夜》也写到这个境界）。老人一心为外孙女的婚事操心，努力撮合翠翠跟大佬。穷家女能够嫁个当地乡绅的儿子，也算是对她冤死的妈妈有个交代。但老人和翠翠虽然朝夕相处，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缺乏沟通。
这种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边城”。即使当代社会信息发达，天天手里感触手机，有没有重要的心思想法不能完全跟关系最密切或者最爱的人沟通的情况呢？各位读者，不妨反省一下。
《边城》的社会结构，看似简单，其实更复杂。两个富二代追一穷女子，最麻烦是他们的父亲在地方上有钱有势，却不是黄世仁（30年代小说里，善良的富人已不多见。但八九十年代的小说，比如《古船》《白鹿原》等，却都描写开明士绅）。然而船总又不信任老船夫，或者因误会，或者有偏见。于是，一群善良的人们，合在一起造就了女主角翠翠的悲剧。最后，她不知道傩送明天、明年会不会回来。她在船总家里算什么？未来的媳妇？收容的穷丫头？船总的养女？还是……？
所以《边城》是一首牧歌，美丽、忧郁、凄凉。按照夏志清的推崇，沈从文“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虽然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在虔诚信仰旧中国传统的同时，也在解构这一种美丽人伦关系以及它所维系的社会秩序，但至少，作家不敢轻易漠视旧的乡下的中国的一切。
沈从文：《边城》1934年1月，在《国闻周报》第11卷11期16期，单行本同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台北：金枫出版社，1998年，36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沈从文：《边城·题记》，《边城》，台北：金枫出版社，1998年，32—33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3页。
截至2021年1月，中国知网硕博论文库以“沈从文”为关键词搜索出论文660篇，以“鲁迅”为关键词搜索出论文833篇，“张爱玲”的为740篇。
参见《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367—368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