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
怀疑“现代性”？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一条官路，一个地方，一条小溪，一座小塔，一户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假如不算这个“有座白色小塔”，也是“七个一”。文笔和画面清淡朴素。为什么这么一个偏僻山村的老人、少女、黄狗的故事，会成为3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为什么这么边缘的故事，这么冷僻的人和事，竟会影响社会的中心和时代的主旋律？
将沈从文（1902—1988）的短篇如《萧萧》《柏子》《丈夫》，和其他小说家笔下的30年代的中国社会比较一下：第一，都是苦难的乡村。从祥林嫂、闰土，到《官官的补品》《春蚕》，都写农村破产，《生死场》细节更加惨不忍睹。所以，“乡村苦难”是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大背景。第二，大城市看来繁华，其实充满危机。无论左翼的《子夜》，还是新感觉派《上海狐步舞》，上海都是建在地狱上的天堂。第三，城乡贯穿同一种家庭式的社会结构，年轻人必须顺从老人，权力大说话就是真理。主流作家巴金、曹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提出了反叛、控诉、挑战。所以，城乡苦难背后是新旧冲突，新旧冲突背后是西方文明与古老中国的对抗——简而言之，城比乡更开化、新比旧更进步、西比中更文明。这就是《边城》的写作背景。
一《边城》的假想读者
在乡村苦难、城市危机、人伦困境的背景下，这个“一溪一塔，老人、少女、黄狗”的田园牧歌，究竟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还是“堂吉诃德式”的干预入世？如果3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被概括为“乡不如城，旧不如新，中不如西”，沈从文对这种当时被简单理解（或误解）的“现代性”主旋律，颇有些困惑和保留。读《边城》，一定要读小说的“题记”。“题记”说的是这部小说写给谁看，或者更直接的，是为了反对什么和提倡什么而写。沈从文说有两类人不会喜欢他的作品。“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一句话已经排斥了两类人，一是“评论家”，二是“大多数读者”。这个“大多数读者”不是政治含义的“大众”，指的是城里大部分普通读者。今天出书，作家和出版社最看重这两个接受群体，“大多数读者”就是销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评论家”代表专家意见，进文学史要靠专家。两者也会互动，专家引导“大多数读者”，读者多了评论家也不能忽视。为什么沈从文写《边城》两者都要拒绝？沈从文解释说这两类人不喜欢《边城》的原因有不同又有相通，“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看来，沈从文貌似排斥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真正在意的是“落伍”，较劲的是潮流。“‘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有理性的人没法明白，就是说缺乏理性才追逐潮流。“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
沈从文在这里，悄悄把“落伍”“潮流”等时间概念，转换成“边城”“乡下”等空间概念。《边城》的潜在副标题就是不在“中原”（主流）。金介甫说沈从文的创作“得益于他没有受社会分析模式的先入之见的约束，得益于他没有在描绘所看到的现象时的民族主义自我意识”。其实也可以说沈从文觉得那些理论家批评家的“社会分析模式”和“民族主义自我意识”并不符合他自己观察体验的地气民情。究竟什么才是“现代性”？是全盘西化？是民族主义？还是乡村经验？主流评论家只会在书本上激进革命，却看不到中国社会的某些地方，包括边城乡村中人伦秩序及意义。“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所以这个作品，志在道出这个民族（范围又悄悄从地域概念“边城”扩大到政治概念“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这便透露了小说家的高远梦想。沈从文其实也写乡村苦难，也写城市繁华，但不同于巴金等人企图（也只是“企图”）与“封建”传统人伦关系彻底决裂。在沈从文那里，中国传统人伦关系及心理秩序还能不能在“现代”继续存在下去，变成了一个极严肃的问题。
在巴金、曹禺他们看来，中国社会太腐败了，“子夜”过后，必有“日出”，传统衰落是没有悬念的，革命是必将到来的。沈从文却觉得乡土人伦秩序仍然美好，只是在现代社会能不能存在下去，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边城·题记》同时拒绝批评家和大多数读者，但态度还是有区别。对批评家，沈从文是抗争；对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沈从文是劝告。作家认为赶潮流的读者诚实、天真，只是“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通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了”。所以沈从文觉得，城市青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被时代操控，赶时髦（时间）；第二是离乡村，离真实的世界太远了（空间）。所以，沈从文“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放弃了评论家、大学生以后，沈从文的《边城》准备写给谁看呢？准备写给翠翠、傩送他们的同乡看吗？当然不是。从鲁迅开始一直到日后的莫言、贾平凹，乡土文学从来都不以农民为主要假想（或实际）读者。“五四”新文学的主人公，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但假想读者不是普通农民（以农民为主要读者，以小学为平均接受能力的文学，是从延安以后开始的）。沈从文虚拟了的《边城》“理想读者”，其实标准很高：“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这个要求非常苛刻，仔细分析包括三条：
第一，远离学校，又懂中文。民国时期很多作家都在大学教书，本来大学生是第一批读者。何以沈从文希望他的读者“远离学校”？部分原因是沈从文乡下习武出身，没有正规学历。写小说成名后，经胡适介绍到大学教书。没有出国经历和足够外文训练，沈从文在大学又自卑又自傲，也对大学体制弊病加倍失望。比较反讽的是，几十年后沈从文作品也是在大学里开始重新走红，现在研究他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据说仅少于鲁迅与张爱玲了。教育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包括沈从文作品的重要阵地。
第一要离开学校，第二个要求是“在那个社会里生活”，意思是说要有底层边缘的生活经验。
第三个要求最高，要“极关心全个民族时空条件下的好处与坏处”。沈从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长河中，当时很“落伍”，后来成先驱。当时看似痴人说梦：又要“离开学校而懂中文”，又要“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还要“极关心全个民族时空条件下的好处与坏处”。万没想到半个世纪以后，因为上山下乡等各种运动，中国作家基本上都按照沈从文的三条标准而产生：阿城、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王小波、莫言、贾平凹、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