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梅雨之夕》
“第三种人”的困境
一六次文艺论争
“五四”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7—1936），据李欧梵在《剑桥中国史》里的整理，至少发生过六次文艺论争，需要极简回顾。
第一次是太阳社和后期的创造社批判鲁迅“醉眼朦胧”与“阿q已经死去了”，并问鲁迅站在什么阶级、什么立场上从事文学。其中最严重的指控，即郭沫若说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与“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这些革命作家后来向鲁迅认错，鲁迅去世以后，郭沫若对鲁迅评价很高。
第二次是鲁迅与梁实秋的笔战。翻译论争有点文人相轻，“阶级性”问题却是鲁迅与梁实秋及自由主义阵营的严重分歧。文学到底是必须写阶级性还是必然要写人性？恐怕至今仍是有争议的话题。当时鲁迅笔头辛辣，又有左翼阵营声援，似乎占了上风。
第三次论争是30年代初，鲁迅、冯雪峰和“左联”对“民族主义文学”论战。国民党系统的文学派别“民族主义文学”，以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等为代表人物，核心观点是“九一八”后，文学应该放下阶级矛盾，共同提倡民族抗争。抽象看口号，“民族主义文学”和1936年的国防文学似乎接近。但“民族主义文学”强调的是黄种人对抗西方人，并不全是抗日的意思。没有几篇文章，论争就见胜负。国府除了检查制度或警察抓人外，正面参与文学运动，这是比较有名的一次，迅速失败。
第四次论争发生在左翼阵营内部，茅盾和瞿秋白争论文艺如何大众化。瞿秋白认为“五四”文人的语言太欧化，不是大众文学，茅盾就为“五四”新文学辩护。讨论参加者不多，但影响深远——延安以后，文学如何大众化，仍是重要课题。
二“第三种人”施蛰存
第五次论争的主角就是施蛰存（1905—2003）——他和冰心、巴金一样，见证了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施蛰存是杭州人，早年住苏州、松江，中学时在鸳鸯蝴蝶派刊物发表过作品，读过上海大学。因为30年代主编《现代》杂志，加上周围的一批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李金发、戴望舒都比较倾向于现代主义，所以被称为“现代派”。“现代派”要打引号，因为并不等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现代》杂志上面其实什么派别的作品都有。主编施蛰存当时才二十七八岁。有两件事情使《现代》杂志卷入了文学论争。
一是胡秋原、杜衡（苏汶）、施蛰存等人，在30年代左右文坛对阵时，希望自己能置身论争之外，做“第三种人”：“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虽然他们自己的定义很小心，但常人理解就是想走“中间道路”，马上被“左联”批判了。阶级斗争非友即敌，怎能允许“第三种人”？“左联”名副其实，主张“文艺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战斗意识强于统战策略。回到当时的文化斗争语境，批判“第三种人”的目的，恐怕并不只是打击胡秋原、施蛰存——胡秋原、施蛰存在社会上影响不是很大。批判第三种人的效果，也许是让一些其他“民主主义作家”（巴金、曹禺、老舍等），不要在左右中间走第三条路。实际上，曹禺、巴金的政治倾向都比较靠拢“左联”，靠拢革命，老舍后来也有了转变。
除了文艺斗争大背景，还有一件小事也影响了“第三种人”的命运。施蛰存曾在报上写文章劝青年人多读《庄子》《文选》，说这样才能写好文章。鲁迅看了以后不喜。早在20年代鲁迅就看不惯胡适等提倡“整理国故”，现在施蛰存本人也就二十七八岁，还要装作很老成的样子向青年人推荐《庄子》《文选》，鲁迅认为这会引导青年脱离现实革命斗争，所以就套了一句杜牧的旧句讽刺施蛰存，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改成“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其实，私下鲁迅并没有轻视《庄子》《文选》的意思，他反而嫌施蛰存文章哪有一点《庄子》《文选》气？施蛰存抗战以后一直在大学教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等。在华东师范大学，他带的研究生，或魏碑考证，或唐诗研究，说明他的古典文学底子非常好。多年后我和李欧梵教授到施先生愚园路寓所拜访，谈起《梅雨之夕》走的是哪一条马路，虹口舞厅革命党人聚会等细节，十分清晰。90多岁获得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上台致辞，神清气爽：“你们终于想起我了……”全场掌声。
施蛰存和《现代》杂志，令人反思：后来大半个20世纪，作家是否还可以选择做“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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