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为了让读者在吴荪甫和赵伯韬的争斗当中，比较同情前者：一来强调吴荪甫以及王和甫、孙吉人等人发展民族工业，而赵伯韬有美资背景，主要从事金融债券投资（今天可能国际资本更吃香）。二来写赵伯韬花钱买通前线的军队后退30里以操纵市场，典型官商勾结（可否理解成政治经济不分家呢）。三是生活作风，吴荪甫被戴绿帽，赵伯韬酒店开房，享受同行女儿（好色总是作家处理负面人物的常用手段）。
也是听了瞿秋白的建议，为证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小说第十四章吴荪甫在四面楚歌、精神崩溃之际，临时抓住家里给他送茶的王妈（女佣）来发泄去火。这个细节和主角的悲剧性格不太合拍（兔子不吃窝边草）。如果不要理性界定两面性，只是像写七巧一样写一个“彻底的人物”，写一个复杂的英雄的胜败，作品会不会有更大成就？
《子夜》能够主题先行，也靠材料丰富。晚清作家不少素材靠报纸征集而来，“五四”文人如何熟悉商场细节？原来1930年秋天，茅盾因眼病不能读书写字，那时他常去一个银行家（表叔卢学溥）家里，在客厅里认识了各路商界人士。如果不是这次眼疾，20世纪小说的士农工商，几乎会缺少一个阶级的代表。
四《子夜》中的其他人物
男主角作战商场，家庭内外，还有女人家属以及围着她们转的清客闲人们，人数虽不少，但独特形象几乎没有。除了吴、赵之间有个传信的李玉亭，“那位新诗人范博文、留学生杜新箨、需要‘强烈刺激’的张素素、吴荪甫的年轻太太（一脑子充满了从教会学校来的浪漫思想）以及其他较年轻的一群，在整个故事里穿梭着，一点个性都没有，连丑角都不如。”巴金、曹禺等人，在作品里总是寄希望于年轻人，相比之下茅盾在《蚀》和《子夜》里对年轻人都没有优待。夏志清批评茅盾的《子夜》：“平时描写得最见功夫的女主角，不管是多愁善感型的也好，玩世不恭式的也好，都失去了水准，沦为漫画家笔下的人物。”“茅盾的小说家感性，已经恶俗化了。”这个批评有些言重了。《子夜》里穿插着不少调节小说色彩与节奏的活色生香的女人：跟赵伯韬睡觉的徐曼丽，由赵营转投吴荪甫的风骚女刘玉英，还有被他父亲当作礼物和密探送给赵伯韬的年轻女子冯眉卿，还有多愁善感的邻家姐妹……虽然相比《幻灭》《动摇》，这些女性人物并不是小说主角。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倒认为茅盾小说一再描写女人乳房，是用部分代全体的手法，“体现女性的性的宿命性力量，不是引诱，而是破坏，一种对旧世界的破坏。”
《子夜》众多人物中有两个配角值得注意，一是冯眉卿的父亲冯云卿。他在乡下搜刮农民，用收租的钱到上海来炒股，结果失败。土财主投机失败，便想出绝计：向金融大鳄赵伯韬献出女儿以刺探商场情报。这段插曲，是从晚清海派小说衍生出来的老桥段，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里最狗血的一段，就是官员要将亲生女儿献给上司做妾。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把这个女儿变成了媳妇，公公跪在那边求儿媳妇，也是要把她献给有权势的人。李伯元写这个故事只用了一页，吴趼人写了一万字，从冷冷的嘲讽变成了煽情的渲染。在晚清作家看来，官员、商人所做的最无耻的事莫过于牺牲自己家里的女人——而且是下一代的女人，去为了自己的仕途和财富。这个社会批判的伦理核心，一路延续到30年代文学（《上海的狐步舞》里也有街头老妇向路人推销自己媳妇）。不同之处是李伯元、吴趼人，既写献女的官员无耻，也写女儿媳妇的被迫、不情愿。茅盾却用主要笔墨来突出冯云卿的矛盾心理——又想靠女儿献身取情报打翻身仗，又觉得自己这样做斯文扫地，内心耻辱无地自容。也就是说李伯元、吴趼人笔下，献女的官员自己只有无耻没有痛苦，需要牺牲的是下一代——象征意义上就是清朝官府无可救药，国民前景惨被牺牲。但到了茅盾笔下，献女的士绅充满了内疚，而作为礼物的下一代却蒙昧无知，甚至以为受宠了——象征意义上，就是传统社会痛苦困境，新一代却愚蠢麻木快乐至死。
同一个故事，不同的演绎方法。《子夜》和晚清海派小说的这种细节变化，学术界注意不多。
《子夜》里还有一个人物，值得特别注意，就是吴荪甫丝厂的工头屠维岳。从小说情节看，屠维岳是吴、赵之后第三号主角。为什么茅盾要花这么多笔墨来写一个年轻的工头？因为小说主轴是强调资本家吴荪甫两面作战——既对抗国际资本代理人赵伯韬，又要镇压自己厂里的工人罢工。这个屠维岳，就是小说当中劳资冲突的磨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前线战场（而且是“敌方”的前线）。作家刻画吴荪甫和屠维岳的关系，花了很多笔墨，值得重视。小说一再强调老板吴荪甫易怒、多变、刚愎自用，可是这个下属屠维岳，却非常冷静、自信、不动声色。撇开两个人做的事情不论，他们的上下级关系倒是任人唯贤，用人唯才。吴明明不喜欢屠的性格，屠也不吹嘘拍马，但是吴仍然重用屠维岳，屠也尽心尽力为老板做事。当然，在中国（也许不仅是30年代），这样使用人才的结果也是悲剧收场，被吴家的裙带关系所破坏。同时我们也看到，再卑微恶劣的角色，也可以成为丰满复杂的文学形象。
由屠维岳的计谋延伸到工人们的罢工，后面就有玛金、蔡真、克佐甫等地下党人。这些地下党员意见并不统一，有比较策略的务实派，也有比较教条，动不动就用公式批判别人的“左倾”盲动分子。小说还描写这些地下党人同居、同性恋，比较开放的性自由。对比以后几十年越来越概念化、公式化的地下工作地下党的描写，读者也许不能判断哪一种地下党文学更符合历史现实，但是从小说社会背景的复杂性看，茅盾写的地下党也充满“矛盾”。
茅盾自己，40年代以后，也再没有像《子夜》那样描述革命了。按照书中象征，“子夜”过去了，天已大亮了，一切昏暗、混浊、复杂的东西都消失了。到底是消失了，还是看不见了？是看不见，还是不想看了？这些问题以后都要讨论，等到了延安文学的阶段。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xliv。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15年，535页。
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叶圣陶散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95—496页。
徐俊西主编，杨扬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茅盾卷》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9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6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178页。
杨义：《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06页。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新疆日报》副刊《绿洲》，1939年6月1日。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10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178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179页。
［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英文版，84页，90页；参见［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