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啼笑因缘》
鸳鸯蝴蝶派代表作
一作家兼报人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于1930年3月到11月在上海《新闻报》连载，1931年12月由上海三友书社出版单行本。从30年代起，《啼笑因缘》不断地被改编成各种电影及电视剧。如果说1906年的《玉梨魂》是鸳鸯蝴蝶派早期代表作，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则可以称之为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的经典。在专家评审的《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里，《啼笑因缘》排第27名，《玉梨魂》排第59名。
《玉梨魂》与《啼笑因缘》的区别，除了骈体文言与旧白话以外，还在于《玉梨魂》当时是打正旗号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对“鸳鸯蝴蝶”这个标签则有些犹豫。《啼笑因缘》的序文是用新文艺白话写的，写完以后张恨水还拿给他的邻居老舍看，老舍说写得很好。后来有一些评论者，包括张恨水的家人，更愿意把张恨水称为“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小说很出名，可是他并不把自己的小说拿给母亲看，他买来送给母亲看的就是张恨水的小说。张爱玲后来也很喜欢张恨水的小说，说“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人，出生于江西广信府，本名叫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南唐李后主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共50多年的写作生涯，张恨水创作了100多部小说，总字数达两千万，比较出名的还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八十一梦》等。除了写作以外，张恨水还做了安徽、北京、天津各地的报纸编辑和记者，1927年当了北京《世界日报》总编辑，他是一个作家兼报人。
写作之外，大多数“五四”主流作家都在大学兼课教书，张恨水比较像李伯元、吴趼人等晚清小说家（后来还有金庸等报人/作家）。同样写小说，报人比较重视读者的反馈和销量，教授比较关心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简单来说，民国文学就靠这两个轮子联系社会，一个是报纸传媒，一个是学校教育。用什么方式连接地气，也会决定文学的倾向。
但报人也有两种：为报纸工作，或为自己办报。张恨水从19岁到汉口投靠在报馆工作的本家叔伯张犀草起，前后媒体生涯40年，基本上还是“高级打工”。他当过天津《益世报》和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兼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并为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写稿。一度担任《世界日报》副刊主笔。1936年在南京与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及重庆版经理直到退休。除了短暂的《南京人报》，张恨水作为“报人”，主要是写手而非老板，作家身份比报人工作更重要。
民国时期，中国最出名的两份报纸《申报》和《新闻报》都在上海。1929年5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到北京向张恨水约稿。“言情”当然是必须的，还附带一个要求——上海市民要看武侠，要看噱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具体的文化产品订货单。于是，小说里后来就有了一男三女模式。其中有个女的，关秀姑，就会武功。噱头是另外两个女的，卖唱少女凤喜，和都市富家女何丽娜，相貌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就引出了男主人公跟读者的不少困惑和白日梦。
二一个男子三个女人
男主角樊家树，江南书生到北京。“五四”新文学或鸳鸯蝴蝶派，男主角都是书生，在作家是文人自恋，可为什么那么多读者也相信？这个问题值得探究。樊家树在天桥看到十几岁卖唱少女凤喜，美丽可怜，楚楚动人，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书生与风尘女的经典桥段，在文化工业流行文学里也不过时。刚要读书识字的少女凤喜，很快又被军阀刘将军看中。先是找她打牌，故意让她赢钱。凤喜家里太穷了，看到钱又诱人又烫手，白天很喜欢，晚上睡觉时，想起了樊家树对自己很好，就感到内疚、惶恐。后来刘将军索性派兵把少女带入府里，说是唱大鼓书，其实要逼其为妾。凤喜吓昏了，又醒过来，见到了刘将军跪着求爱……
小说里的另一条叙事线索，讲一个美貌善良且习武功的女人关秀姑，也喜欢书生男主角，但知道樊家树喜欢卖唱女，就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还尽量来维护樊家树（侠女兼圣母）。凤喜被抢进刘府时，小说中有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情节设计——关秀姑的父亲关寿峰和他的习武朋友在屋外观察，如果刘将军强行施暴，众人可以立刻相救……可他们看到屋内什么情况呢？
刘将军笑道：“这两本账簿，还有账簿上摆着的银行折子和图章，是我送你小小的一份人情，请你亲手收下。”凤喜向后退了一退，用手推着道：“我没有这大的福气。”
刘将军向下一跪，将账簿高举起来道：“你若今天不接过去，我就跪一宿不起来。”凤喜靠了沙发的围靠，倒愣住了。停了一停，因道：“有话你只管起来说，你一个将军，这成什么样子？”
刘将军道：“你不接过去，我是不起来的。”凤喜道：“唉！真是腻死我了。我就接过来。”说着，不觉嫣然一笑。
张恨水的这个情节设计太厉害、太阴险，他给女主人公一条她不知道的活路，也给了女主人公一个严肃的道德审判。纯真女子被都市、被权贵、被财富所毁了，用沈从文的话说——“毁了的故事”，现代小说有很多。张恨水在这里，偏偏就是不给这个堕落的女人一个别无选择完全被迫的理由。就因为这个女人，在“no,no,no……”以后“yes”，还“嫣然一笑”。小说后半部再写她在将军府里挨骂、被打、受虐，甚至羞愧、成疾、发疯，人们始终不会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情。就是说社会固然害了她，她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
我们今天重读《啼笑因缘》，不仅因为张恨水的名字不能在文学史上遗漏，还因为这部小说，可以用来分析现代通俗文学的一般特征。通俗小说的一个基本格局，就是先让读者满足白日梦，突然遇上了一个富人、才子、大官，但后来总要惩罚金钱虚荣冒险当中的失足者，这种惩罚就让读者安心：亏的我没碰到这样的事情，或者亏的我不会这样做。
张恨水后来解释：“至于凤喜，自以把她写死了干净；然而她不过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意志薄弱的女子，何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可是要把她写得和樊家树坠欢重拾，我作书的，又未免‘教人以偷’了。总之，她有了这样的打击，疯魔是免不了的。”
这段话典型体现了通俗文学的严肃原则，作家在满足大众趣味的同时，又要兼顾世俗道德。通俗文学必须有一个道德包装，但核心还是满足人的欲望。就像香烟外壳警告危害健康，烟还是有人买的。
凤喜这条故事线，其实来自当时一个社会新闻。地方戏演员高翠兰，被一个军阀旅长抢去了，当时舆论纷纷谴责旅长。张恨水在家里吃饭时说：“如果高翠兰一点都看不上旅长，旅长何以用动念抢她。”果然，不久人们就看到两个人愉快的结婚照。张恨水利用且改造了这个“逼良为娼”模式，《啼笑因缘》既不同于传统小说“贞女不屈，维系世风”，又有别于左翼作家的“弱者无辜，社会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