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时怀疑创造社突然激进，有投机成分。回头看历史，公平地说，李初梨、成仿吾这些人虽然观点有点幼稚激进，但是他们投身革命，冒着生死，甚至参加长征，确实不是投机。他们对鲁迅的批判，是集团作战，一浪接一浪，成仿吾写文章，说鲁迅“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鲁迅后来就干脆把他当年的杂文集题为《三闲集》。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4期上又说：“鲁迅，对于布尔乔亚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无产阶级）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还有一篇潘梓年的文章称鲁迅是“老头子”。整批的批判当中，最激烈的帽子，来自杜荃的一篇文章，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说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这个杜荃就是郭沫若。面对这么严重的指控，有几个月鲁迅居然没有正面回击，平常谁吵得过鲁迅？
鲁迅的一时手足无措，既因为来自左翼的批评貌似有理论支撑，也因为同时他还受到另一方面的攻击。1929年，留美回来，还不满26岁的梁实秋在《新月》杂志上批评鲁迅翻译有问题。“硬译”，和“抄袭”及“老头子”一样，都是伤人自尊的标签。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描绘了自己两面受敌的处境：“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对着“新月”和“太阳”，左右开弓，比较起来，鲁迅对梁实秋是正面作战，火力全开，对创造社等人却只是讥笑嘲讽，曲折警告。为什么呢？原来就在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年轻革命党人激烈批判鲁迅的时候，据朱正的《鲁迅传》记载，1929年11月，李立三找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吴黎平，指示：“一、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在中宣部部长的劝导下，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等人去拜访鲁迅，认错道歉，再请鲁迅出山，做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后来才知道是个名义上的领袖）。
当时党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实际掌权是李立三，史称“立三路线”。对鲁迅来说，两面作战也是太累了。突然其中一方骂鲁迅为“法西斯谛”“老头子”的年轻激进作家能上门道歉，多少有点弥补老作家的自尊心。所以，后来有鲁迅、茅盾、叶圣陶，包括郁达夫等在内的不少作家，参加“左联”的活动。李立三甚至亲自约见鲁迅，希望公开支持他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即革命可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鲁迅是拒绝了。但在这时鲁迅认识了两个他喜欢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和冯雪峰。他们对晚年鲁迅的文学和政治活动有非常大的影响。
和“左联”合作以后，鲁迅写文章批判梁实秋和新月派，就从翻译问题上升到文学的阶级性了。他也讥笑批判施蛰存等想做“第三种人”的作家，30年代的文艺批评空气就有了很大的变化。20年代末那一系列对鲁迅的批判，最后导致了“左联”时期鲁迅表面上成为文坛主帅。他自己的小说少了（《故事新编》的艺术成就的确在《呐喊》《彷徨》之下），但他参与的多次文学论争，对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参见许子东：《现代文学批评的不同类型》，《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6—13页。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载《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15日）。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月刊第2期（1928年2月15日）。
1927年11月《北新》第2卷第1号发表了署名为甘人的《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一文。其中提道：“鲁迅从来不说他要革命，也不要写无产阶级的文学，也不劝人家写，然而他曾诚实地发表过我们人民的痛苦，为他们呼冤，他有的是泪里面有着血的文学，所以是我们时代的作者。”李初梨本段话便是针对该文所做出的回应。参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于《文化批判》月刊第2号（1928年2月15日）。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1—62页。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2页。
同上。
《文艺与革命》，《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5页。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
参见潘梓年（署名弱水）：《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载于《战线》周刊创刊号（1928年4月1日）。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原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26页。
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并未注明杜荃的真名。为了修订1981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陈早春做了详细严谨的考证，并专门向上级汇报，经周扬和胡乔木批准（也征求了中联部副部长、后期创造社成员李一氓的意见），在杜荃笔名后加“（郭沫若）”。之前冯乃超曾访问郭沫若，问及此事，郭沫若说“我记不得了”。参见徐庆全《“杜荃（郭沫若）”：惊动高层的〈鲁迅全集〉一条注释》，见《纵横》2004年第4期。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12页。
朱正：《鲁迅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250页。
同上，255—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