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鲁迅
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一第一批攻击鲁迅的年轻革命作家
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的变化，当然还没有后来1942年那么大，但已足以影响现代文学史甚至中国历史的发展。简单来说，20年代有不少社团、风格、流派，基本上都是作家之间的文艺批评，30年代以后，虽然作家也在争论、笔战，但实际上是团体、社团、集团之间的论战。
回顾整个20年代，其实文坛也一直充满了争吵、笔战。大致划分，文坛有四派。第一是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现代评论派，也叫新月派，英美留学，大都是学者、诗人，政治倾向比较温和改良、自由主义。第二是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留日归来，早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1926年后倾向激进的革命，郁达夫离开，郭沫若等主张文学“要做党的喇叭”。第三是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主办的《语丝》杂志，虽然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鲁林关系后来也不好，但是《语丝》在文坛上比较中立，对现代散文的影响也比较久远，后来鲁迅又办《奔流》，类似倾向还有沉钟、浅草、莽原等。第四是人数众多的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成员非常庞杂，倾向不太明显，但大部分都是老师，或学者，或杂志主编，茅盾等人和创造社一直关系不好，文人相轻。
简单勾勒20年代后期文坛地图，是为了观察“批判鲁迅”的历史背景。鲁迅之前一直和现代评论派尤其是陈西滢笔战，反复嘲笑攻击打引号的“正人君子”。明的理由是鲁迅看不惯欧美派的绅士靠近统治阶级，不同情工农。暗的原因，也因为顾颉刚曾和陈西滢议论说《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书。对文人学者来说，抄袭指控可能比政治批判更加刺激自尊心。因为与胡适阵营不和，鲁迅去广州时，曾经计划要和创造社联手，成立新的战线。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鲁迅1927年到了上海从事职业写作，第一批攻击他的，恰恰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革命作家。
1928年1月，冯乃超在创造社新杂志《文化批判》撰文，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今天要是说哪个作家学托尔斯泰，应是称赞。年轻革命作家真是年少气盛，说鲁迅还好没学托尔斯泰。冯乃超也不只是批评鲁迅，他说叶圣陶是民国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倪焕之》的缺点其实不是厌世，而是急于入世）。冯乃超也批评郁达夫、张资平，被他肯定的作家就一个郭沫若。鲁迅为“五四”呐喊，一向相信进化论，相信青年，自己也一直是一个战士的形象，现在却被人说是“落伍者的悲哀”及“隐遁主义”，可想鲁迅当时如何感到吃惊。
紧接着，《文化批判》第2期发表了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的文章《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李初梨在1928年所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一针见血地触及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核心矛盾。
二为文学而革命vs为革命而文学
“为文学而革命”，就是作家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他应该或者必然关心社会，关心现实，同时也关心革命，因为革命是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现实。所以文学是使命、是目的，革命是工具、是手段。反过来，如果是“为革命而文学”，那革命就是目的，就是使命，文学就变成了工具和手段。作家为什么而从事文学？为了救国、启蒙、忧国忧民，所以后来巴金、“左联”、延安、50年代，这是一条红色的主线，比较更接近于职业革命家的追求。
回到20年代历史语境，这两个口号、两种说法其实都成立，都有自己的逻辑，关键是写小说的人，把自己视为艺术家，还是革命家？当然两者也可以统一，比方说在鲁迅的身上。李初梨当年批判鲁迅，意思就是必须以革命为目的，以文学为手段，否则，“他如果为保持自己的文学地位，或者抱了个为发达中国文学的宏愿而来，那么，不客气，请他开倒车，去讲‘趣味文学’。假若他真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一个，他就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bourgeoisie，资产阶级）意德沃罗基（ideology，意识形态）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所以我们的作品，不是像甘人君所说的，是什么血，什么泪，而是机关枪，迫击炮。”李初梨的文章，最后告白，“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
李初梨20年代末提出的这三个问号，在后来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一直反复地响起，一直大约到70年代末，每个作家都要面对这三种质问，而且每个人还要拷问自己，我是什么阶级的人？我写了什么阶级的文学？表达了什么阶级的痛苦？
伟大坚强的鲁迅，当时也有点蒙了，这个文章批评他以后，他沉默了好几个月，才有篇应战文章。他说：
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
意思是说这些人把文章写得朦朦胧胧，是因为官僚军阀的压力，使得批评家不敢放开说话。这番话其实讲现代评论派倒是符合实际，用来回应年轻激进的后期创造社，鲁迅说得也有些朦胧。
不过他说，“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鲁迅在这里婉转表示，我其实是革命的，但你不要叫我当机关枪、迫击炮。回答李初梨的三个问号，我倾向革命，但归根结底我是一个作家。“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鲁迅的另一段话其实更能说明他理解的文学与革命之关系：“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是因为它是文艺。”
三鲁迅被两面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