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一个作家怎么可以在几天之内，又怀念妻儿，又狂恋女学生，又鼓吹革命，又流落街头，碰到中年性工作者……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做这么多不同的事情，不被惩罚已算幸运，为什么要写出来？发表了，人们又会怎么看呢？那个时代，当时社会又怎么会容忍甚至理解这种现象呢？
据郁达夫日记，1927年1月25日半夜，他遇到了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坐到天明（原来只是坐到天明）。第二天日记说，“从她那里出来，太阳已经很高了。和她吃了粥，又上她那里睡了一睡。”（什么叫“睡了一睡”？含糊其词，何必写出来呢？）“九点前后，和她去燕子巢吸鸦片，吸完了才回来，上澡堂洗澡。”然后，郁达夫又去创造社出版部鼓吹革命文学，又给妻子和岳母写信，晚上又在打听王映霞的地址。
郁达夫之后能和王映霞在一起，也不完全是因为死缠烂打、狂追热恋，部分原因是王映霞的外公——王二南先生自己写诗，很欣赏郁达夫的文才。王映霞小名金锁，金锁改姓王，就是因为她外公。郁达夫后来也没有跟孙荃离婚，只是出现了一种当时叫“两头大”的局面，当时的社会习俗也允许，谁也不做小，谁也不做“小三”。王映霞当年如何大美人？照片上也看不出来。不过80年代，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郁达夫，丁景唐先生建议我去拜访王映霞。那时她应该70多岁了，但确是仪表非凡，很有风度。这次再写有关郁达夫的文章，在下书架上找到一本《达夫书简》，上面写着“给子东小友”，还盖了两个章。很少有谁称我“子东小友”，现在听上去很舒服。
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一起以后，创作完全转向了，之前是颓唐、伤感、民族、性、郁闷，之后就是潇洒、游记、散文、寓情、净化。一个女人对作家有这么大的影响，即使在“五四”时期，这样的例子也不多。
《日记九种》还有不少精彩细节。如1927年3月7日，初见王映霞的一个多月之后，“约她一道出来，上世界旅馆去住了半天”（开旅馆半天，做什么），“外面雨很大，窗内兴很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她激励我，要我做一番事业，她劝我把逃往外国去的心思丢了。她更劝我去革命，我真感激她到了万分。答应她一定照她所嘱咐我的样子做去，和她亲了几个很长很长的嘴。”kiss激励革命、爱国！“今天的一天，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融化在一处了。晚上独坐无聊，又约了蒋光赤谈到天明。”
蒋光赤是当时左翼文坛的代表人物，本名蒋光慈，为了表示“左倾”特地改名。50年代复旦学生一度也重写文学史，“鲁、郭、茅”之后，第四位就是“蒋”（可是在特定时代语境，又姓蒋，又一个光，怎么改也没用）。真不知道郁达夫初次kiss以后，跟蒋光慈这一个晚上谈了一些什么。但是仅仅四天以后，3月11日记，“映霞在我的寝室里翻看了我这日记，大发脾气，写了一封信痛责我，我真苦极了……一个人在风雨交迫的大路上走着，我真想痛哭起来，若恋爱的滋味，是这样痛苦的，那我只愿意死。不愿再和她往来……我恨极了，我真恨极了。”（原来kiss是可以的，但写kiss是不好的）不过这些日记，几个月郁、王在一起后就发表，并没怎么删改。
人们不禁会有疑问：郁达夫的这些日记，不管是真的记事备忘，或者有意无意有虚构创作成分，写恋爱写革命就可以了，写愧对妻儿也还可以理解，但何必要写隐私当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一面呢？何必要追女生不成，就去四马路宿娼、吸鸦片呢？不管是真宿还是假睡。他较早的日记里边也有一笔，1927年的1月3日，“路上遇见了周静豪夫妇。周夫人是我喜欢的一个女性，她教我去饮酒，我就同她去了，直喝到晚上的十点钟才回家睡觉。”跟人家夫妇一起去，直接在日记里说，喜欢人家的太太。想想就行了，还需要在日记里记下来并拿出来发表？同月9日记，“和两位俄国夫妇上大罗天去吃点心和酒。到十一点钟才坐汽车返寓。这一位俄国太太很好，可惜言语不通。”同样的道理，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小事，你跟人家俄国人的太太，根本话都说不了，记在日记里说谁的太太好……
我们在一百年后写日记，这种心思还会写吗？出版社发表之前，不看看吗？这又不是微信，现在微信、脸书也一样不敢写吧。
这些看似无关大局的小事情，却带出两个严肃的问题。第一，说明郁达夫无论为人，或者是写作发表日记，都是不拘小节。或者他不认为自己生活和人性中的这些弱点有什么错，至少它不是罪。这是一种对自我，对人性的一种信任。或者他明知人人都会掩饰这些“小节”，其实是习惯成自然的虚伪，所以他就故意暴露自己缺陷弱点，“隐善扬恶”，以显示真实。第二，也说明“五四”时期社会道德氛围相当宽容，允许、理解，甚至欣赏文人有可以这样自己表达的真性情。
20年代中国作家的心态和生态环境，后来再也没有了。
四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戏剧性爱情
王映霞后来也介入了30年代上海的文化圈。鲁迅著名的旧体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前面题字就是“达夫赏饭”。王映霞主张移居杭州，在杭州盖了一个别墅“风雨茅庐”，也和不少国民党要人交往，当时她喜欢坐的车就是杭州的002号，是市长的车。但盖别墅也欠了债，现代文学极少能有纯粹的职业作家，郁达夫1936年就去福建做参议员。抗战中“风雨茅庐”成了日本人的养马圈。郁达夫认为王映霞逃亡途中在兰溪和国民党官员许绍棣有染。许绍棣之前因为通缉鲁迅而出名。郁、王的婚变在武汉闹上了报纸，不少朋友去调解。1989年夏天，我在德国巧遇94岁的画家刘海粟，他告诉我一些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因为他当时也参与调停。刘海粟认为郁达夫小说散文都不如他的旧体诗。郁达夫、王映霞后来去了新加坡，郁达夫把他想象的太太出轨的细节全放进古体诗集《毁家诗纪》的注解里，发表以后王映霞才看到。所以，关系彻底破裂。狂恋的另一面，就是超级嫉妒，甚至演变成仇恨。
无论如何，王映霞改变了郁达夫的一生。作家后来逃亡印度尼西亚，二战结束时被日本宪兵所杀，晚年的故事也极有戏剧性。王映霞40年代以后，嫁了一个钟姓商人，平安度过了一生。90年代以后，诗人汪静之回忆说，王映霞原来跟军统的戴笠有染，相关材料在百度上也有，不知真假，“小友”许子东不敢乱说。
郁达夫：《日记九种》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1927年。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46—47页。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56—57页。
“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独多，醉了。十点多钟，和石君洪君白微女士及陈震君又上电影院去看《三剑客》。到十二点散场出来，酒还未醒。路上起了危险的幻想，因为时候太迟了，所以送白薇到门口的一段路上，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总算还好。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这时候天又开始在下微雨，回学校终究是不成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病闲日记》，1926年12月1日至14日，参见《日记九种》，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26—27页。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56—57页。
1985年北京开会纪念郁达夫逝世40周年，我曾负责为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起草报告。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怀疑郁达夫是否死于日军之手，但经过非常认真的南洋实地研究考证，最后他找出了确凿的证据，的确为日本宪兵所杀。唯细节和时间地点，均和胡愈之的回忆不同。参见［日］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李振声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