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一天
1927年1月14日的郁达夫日记
一介乎文学创作与个人纪事之间的《日记九种》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1896—1945）日记记载：“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试穿我女人自北京寄来的寒衣。可惜天气太暖，穿着皮袍子走路，有点过于蒸热。”这个皮袍子，是1月13日刚刚通过邮局寄到，13日的日记说，“我心里真十分的感激荃君”。孙荃虽是旧式女人，小脚，但有文化，会写旧体诗。“除发信告以衷心感谢外，还想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去，为她做过年的开销。”1月13日的日记，充满对太太的感激，“中午云散天青，和暖得很，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我想顶好还是早日赶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
在郁达夫1926年的日记里，几乎三天两头，都会提及妻子孙荃。比方说1926年11月3日，“今天是旧历的九月廿八，离北京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真不晓得荃君如何的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否。”11月4日的日记写，“三点多钟去中山大学会计课，领到了一月薪水。回来作信，打算明早就去汇一百六十块钱寄北京。唉唉！贫贱夫妻，相思千里，我和她究竟不知要那一年那一月才能合住在一块儿？”看来作家两地分居，的确是一种经济的需求。11月5日日记，“昨晚上因为得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过了几天，11月15日的日记写，“午前起来，换上棉衣，又想起了荃君和熊儿，儿时故乡的寒宵景状，也在脑里萦回了好久，唉，我是有家归不得！”
郁达夫的日记，既不是《狂人日记》或《莎菲女士的日记》那种虚构的文学作品，又不像鲁迅的日记那样纯粹个人记事备忘（后来只是因为作家太重要了，鲁迅日记才变成文学史资料）。郁达夫的《日记九种》介乎于文学创作和个人纪事之间。记的应是实事，但是几个月以后就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1927年9月北新书局出版《日记九种》，成为畅销书。所以至少在发表出版的时候，作家相信这些日记是有文学价值的，作家愿意公开他的隐私。也不能完全排除作家在发表出版时，有局部文字增改修饰。既然作家在发表日记时，已有心理准备，要把私隐曝光，照常理说，作家应该尽量公开一些对自己形象有增色的内容，或者尽量减少对自己道德风貌有损的文字。可是我们看到了郁达夫的日记，写了不少柔情正义，但也有不少荒唐邪念。前者如思念家人等，真挚感人。但是后者，有些明明损害作家形象的细节，为什么还要记下来，还要发表？是不在乎人们的议论？还是故意挑战社会习俗？或者“隐善扬恶”，也是吸引读者的手段？
二改变郁达夫人生轨迹的女人
1927年1月14日的日记，讲了穿皮袍子太热，以及白天一些杂务琐事后，提到一笔：“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当时郁达夫31岁，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他已是中年，是一个相当出名的浪漫颓废文人。小说常写性苦闷，又说是自叙传，人们完全有理由会觉得这个作家，按今天的说法就是“老司机”，阅人无数了。《日记九种》里就有实证，不久前在广州，1926年12月3日，就有半夜送女作家白薇回家，郁闷到划船，几乎招妓的记载。
1月14日日记说，“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这个“又”字值得推敲，这明明是郁达夫第一次见到王映霞。“又”是指自己“丰富”（或者是想象丰富）的感情经历。可是这样一个中年浪漫文人，怎么就会在几十分钟的偶遇当中，就断定眼前的女子会决定他的后半生呢？（而且后来事实果真如此）
一见钟情是作家的虚构？还是作家的实践？
日记里提到的孙君叫孙百刚，他后来为这个事情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反复记录他一生碰到的最重要的文学事件。1月14日以后，郁达夫几乎天天到孙百刚家里，表面上请他们吃饭、看电影，其实是找借口见王映霞。孙百刚夫人马上就问了，郁先生，您夫人来了吗？目的当然就是提醒女学生小心“老司机”。《小团圆》里邵之雍拜访九莉，张爱玲的姑妈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但是孙百刚和周围的人哪里挡得住郁达夫的热恋之火。
第二天日记写，郁达夫出席邵洵美的婚礼，和周作人通信，老婆又来信，“荃君信来，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女士颠倒”，“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1月16日的日记又写，“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二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吧！”
之后的郁达夫日记，真是“日记”——几乎天天记载，1月17日，“饮至夜九时，醉了，送她还家，心里觉得总不愿意和她别去。”1月18日下午，“访王女士，不在。等半点多钟，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1月19日，拉了蒋光赤一起拜访王女士，晚上又看电影，不知怎么，感到“这一回的恋爱，又从此告终了，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作”啊，什么叫作家，就是“作”的专家）
王映霞是一个聪明的杭州女生，学校课文里已读过郁达夫的作品（不少青少年是因为课本才读文学）。周围的人都很理智地反对，因为郁达夫年纪大，已婚，颓废浪漫“人设”等。之后几天郁达夫再找，王映霞就回避。没有明确表态，把郁达夫急死了。
1月20日他找徐志摩谈，找徐志摩能请教什么经验？1月21日日记说，“完了，事情完全被破坏了。”1月23日，听说王映霞回杭州，郁达夫一个人到上海火车站，先坐到龙华，然后坐车到杭州，一路等到半夜，在西湖边上开小旅馆，第二天又到城站去死守，下雪天，没有结果。1月24日，只能回上海，一个人哭了个痛快，那个时候他认识王映霞已经十天了，或者说还只有十天而已。
三革命文学与恋爱伤感两不误
再回到作为转折点的1月14日的日记，郁达夫在孙百刚家里偶遇王映霞以后，下午就去闸北创造社出版部，听说上海当局要封锁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1月，北伐军正在浙江和孙传芳作战，日记最后一句是，“从明天起，当做一点正当的事情，或者将把《洪水》第二十六期编起来也。”说明1月14日日记里的郁达夫，革命文学跟恋爱伤感两不误。
这一时期的《日记九种》，常常谈论政治。1926年11月12日在广州，“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1926年11月21日，创造社内斗，他从这个话题讲到了“现代青年的不可靠，自私自利，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真觉得中国是不可救药了”。11月26日，他说，“阅报知国民政府有派员至日本修好消息。我为国民政府危，我也为国民政府惜。”（为政府危，也为政府惜，这是知识分子常见的感时忧国自作多情）
再看1月25日的日记，白天处理了创造社的出版事务，碰到了林徽因，晚上和朋友去南国社，“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里终是郁郁不乐，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12点后，和叶鼎洛到四马路痛饮，两人都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无奈这些雏鸡老鸭，都见了我们而逃”，这两个醉汉，连人家街上的妓女都害怕了。“走到十六铺，又和巡警冲突了很多次，终于在法界大路上遇见了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去坐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