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圆，我是决不答应的。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就是说原来属于你的东西，比如房子、金钱、趣味、说话权利等，所有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但随时可以被剥夺。剥夺了以后还剩一点，撤回一点，你就十分欢喜。这是鲁迅对奴隶的第二层，也是比较经典的定义。
到了30年代，《南腔北调集》鲁迅对奴隶的看法又有发展：“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
这就是鲁迅对奴隶的第三层定义，你是熬着、吃苦，但是你心里觉得不平、挣扎。
接着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第三层奴隶的定义，其实很接近30年代的革命主旋律。当时作家出版“奴隶丛书”。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郑振铎、瞿秋白等人翻译的《国际歌》，第一句也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简而言之，在鲁迅的笔下，奴隶是生态，奴才是心态，奴隶是被动的，奴才某种程度上是主动的。奴隶变奴才，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在奴隶生活当中寻找到乐趣、赞叹、抚摩、陶醉。第二，不仅被比自己强的人欺负，也会欺负比自己弱的人，就是见狼显羊相，见羊显狼相。第三，起来以后，也希望做主子，也要有自己的奴才。
理解了奴隶与奴才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重读《阿q正传》了。
第一，精神胜利法，初衷是变态地消解屈辱（老被欺负怎么活下去呢），结果却是可以找到乐趣。鲁迅为什么花那么多笔墨写吃瓜群众，狄更斯也有文章批判围观杀头的那些兴奋的群众，尤其是小孩去占好位置看杀头。原来人类历史上这些示众、游街、剃光头、剥衣服，让人们吐口水、扔鸡蛋（过去在街上扔，如今在网络上）……基本功能还是让吃瓜群众找到奴才乐趣。这是由奴隶向奴才转化的初级阶段，是奴隶成奴才的基本条件。
第二，毕飞宇注意到《阿q正传》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个重大区别。《优胜记略》阿q他都是跟未庄的闲人们打架，“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这些闲人看起来，是比阿q更强有力的人，可是到了《续优胜记略》里，阿q的对手变了，他跟王胡打，比较谁身上可以找到虱子。和那些打惯的闲人见面，阿q是胆怯的，唯有面对着王胡，阿q却非常勇武，结果竟也打输了。最后怎么办？只好在小尼姑脸上取得胜利。这就是说阿q在《优胜记略》里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但到了《续优胜记略》里面，就变成了侮辱与损害他人者。
这是鲁迅特别的贡献，写出被人欺负者，也欺负他人。人人负我，我亦负人人。李伯元批判的官场与老残同情的民间，在“阿q精神”上是相通的。鲁迅写阿q，不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且“哀其被欺，怒其欺人”。
所以关键的转折点，就是摸了小尼姑新剃的头皮。毕飞宇用了一个倒读法，他说阿q为什么被砍头？是因为被误认为革命党。阿q为什么要革命？就是因为在村庄里他受欺压、遭排斥，最后生计都成了问题。阿q为什么生计成问题？就是因为他性骚扰吴妈，犯了生活错误。阿q为什么会有恋爱的悲剧？就是因为小尼姑说“断子绝孙的阿q”，引出了人类原始的繁殖本能。小尼姑为什么要骂他断子绝孙呢？（其实这个不大像一个尼姑的语言，一般情况下被摸脸就“阿弥陀佛”罢了）就是因为阿q在闲人、王胡、小d面前都失败，结果却摸了小尼姑的光头。
在小尼姑身上，阿q完成了从奴隶转向奴才的第二个条件。曾有人对鲁迅说，说在街上看到两种国人，一种像狼，一种似羊。鲁迅说，你看到的其实是一种，他只是在变。
从奴才上升到奴才境界，第三个条件，就是前面引述的“土谷祠之梦”。要点是先杀同一阶级的弱者，然后才找官场老爷报仇。但又贪富家大床，又要小d去搬。村里女人，包括人妻，全部意淫一遍，阿q也不是没有品位格调。
《阿q正传》既描画国民性，又预言了中国革命。一部中篇小说交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两个基本主题，所以百年来，学术界数不尽的阿q研究，现实中也是看不完的阿q风景。
当然，注意到国民性问题是一回事，能否改造国民性又是另一回事。阿城后来说：“鲁迅要改变国民性，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悲剧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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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影响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在‘新小说’家是政治学知识，在‘五四’作家则是心理学知识。”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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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创作的国歌歌词，1978年3月5日起曾被集体填词的新版本取代，第一句是：“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副歌则是：“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由于作家陈登科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反复提出议案，1982年12月4日国歌恢复旧歌词，首句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十年“文革”时期，因田汉受批判，正式场合国歌只能演奏曲谱，不能唱歌词。
《我对这次行刑所展现的邪恶感到惊骇不已》，查尔斯·狄更斯写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1849年11月13日。［英］肖恩·阿瑟编著：《见信如晤》，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
《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17页。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称颂拜伦的人格和艺术，特别强调其“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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