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也是流通货币。第四十一回，瞿耐庵老婆认了一个干妈，比自己年轻20岁，因为她是上峰喜欢的丫头。如此委曲终于换来官位，但瞿耐庵新上任，不知原来旧官有个账簿记下各种潜规则：什么人来送礼要收多少，什么官什么时候要送多少等等。信息本是要另花钱买的，少了这个先遣图、密电码，结果就闹出不少麻烦。
除了艺术品、货币、账簿以外，还有一种流通货币就是女人。官员办事，吃饭“叫局”是必须的。兵营统领，兵马未动，女人先行。女人被当作礼物是常见桥段，但也有些特例。第三十回冒得官犯了过失，为求上司杨统领包涵，想把自己年轻女儿作为礼物。这事不能明说明做，怎么办？冒得官当着太太、女儿的面，假装吃鸦片寻死。家人一看他吃鸦片，马上拿粪给他吃，好让他吐出来（“狗血”情节样板）。这时冒得官才诉说他已处于绝境，办法只有女儿给统领做小。一番折腾以后小姐说：“罢罢罢！你们既不容我死，一定要我做人家的小老婆，只要你老人家的脸搁得下，不要说是送给统领做姨太太，就是拿我给叫化子，我敢说得一个不字吗？现在我再不答应，这明明是我逼死你老人家，这个罪名我却担不起！横竖苦着我的身子去干！但愿从今以后，你老人家升官发财就是了！”这是一个典型范例，李伯元把极荒唐事写得也有其合理性。之后统领果然接受了这份礼物，也提拔了他的丈人。
湖广总督旗人湍多欢已有十个姨太太，还有人拍马屁，替老爷在上海欢场买了两个新人，送过去就是十一、十二姨太太。某晚湍制台正批公文，刚要写上某新官名字，突然十二姨太打了他一下，笔都掉了。怎么回事？十二姨太说有个蚊子——其实是十二姨太受人之托，想制台把此“缺”给另一官员。制台发火，搞什么搞，我给人家做官，你们插什么嘴！但是这个女人，因为受宠，一番胡搅蛮缠，最后制台也没办法，好吧，那我就换了他吧。这时女人不仅是货币，货币也可以异化倒过来管制主人。《官场现形记》中有官员与女人两段对话，尤其精彩。
一是山东陶子尧睡着四马路新嫂嫂，说：“我们做官的人，说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在那里，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新嫂嫂道：“那末，大人做官格身体，搭子讨人身体差勿多哉。”陶子尧问了半天才知“讨人”就是欢场女子，也叫“小姐”，也叫“先生”。新嫂嫂说：“耐勿要管俚先生、小姐，卖拨勒人家，或者是押账，有仔管头，自家做勿动主，才叫做讨人身体格。耐朵做官人，自家做勿动主……阿是一样格？”不料这个陶子尧没有幽默感：“你这人真是瞎来来！我们的官是拿银子捐来的，又不是卖身，同你们堂子里一个买进，一个卖出，真正天悬地隔，怎么好拿你们堂子里来比？”说着，那面色很不快活。
另一处精彩对话在第十五回。周老爷问起船上小妹凤珠是不是“清”的。她姐姐龙珠回答：“我们吃了这碗饭，老实说，哪里有什么清的！……我想我们的清倌人也同你们老爷们一样。”周老爷听了诧异说：“怎么说我们做官的同你们清倌人一样？你也太糟蹋我们做官的了！”那龙珠便详细叙述她们认识的一个官员，从杭州来，行李只有几个箱子，但是回去时带的东西拿都拿不动，民众还要送伞，拼命说他是清官，不要钱。“做官的人得了钱，自己还要说是清官，同我们吃了这碗饭，一定要说清倌人，岂不是一样的吗？”周老爷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倒反朝女人笑了。
清官，清倌人，不仅有“身不由己”的象征意义，而且在写实层面，也证明官员民众之间，主要沟通途径是风尘女子。不像后来大部分现当代小说，总有一个“士”的角色或角度旁观官民关系。
五政治批判小说的历史背景
钱杏邨（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分析当时政治批判小说兴盛的三个原因。
“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阿英把印刷工业技术原因放在首位。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现代印刷工业制造市民读者群（犹如21世纪网络手机又在制造新一代后浪读者群）。知识界受西方影响，还有清室腐败，当然也都是历史原因。但更具体的，租界也是重要原因。从朝廷到县官全都批判，显然小说是在租界发表，读者也首先是租界的中国市民居多。
有意思的是，清廷虽然腐败，却没有想办法来禁止李伯元的小说。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记载：“《现形记》一书流行其广，慈禧太后索问是书，按名调查，官交有因以获咎者，致是书名大震，销路大广。”李伯元竟然用小说参与了清廷的反腐。
胡适1927年为当亚东图书馆版的《官场现形记》写序，基本同意鲁迅对晚清政治小说的批评：“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有两层意思，一是写得太露。二是投时人所好。可能是和《儒林外史》比较，鲁迅才说它笔无藏锋。其实和30年代后不少批判现实的小说比，李伯元写官场千奇百怪，文字却若无其事，并非“笔无藏锋”。今天回头看，是李伯元看得太穿了？写得太现实了？还是胡适、鲁迅太理想主义了，只将晚清官场看成中国社会的一种病例？
投时人所好，迎合读者需求，倒是可以从文学场域解释。李伯元既是作家也是报人，1896年到上海不久帮人打文字工，后来自己办报。小报要八卦、要趣味，要考虑读者趣味，曾因报道江苏官员嫖娼，差点被封掉。之后《游戏报》兼办“艳榜之科”（妓女选美），被人指责。还被怀疑有人代笔。王德威也有批评：“谴责小说的盛行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混合的结果。虽然谴责小说家口口声声说要表达对当下现实的关注，然而只有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他的才，才显得兴致勃勃。为迎合市场需求，他们以骇人的速度粗制滥造，急速发展的印刷和出版事业是晚清小说迅速兴起的主因之一。”可是努力迎合读者追求产量的李伯元，半生拼命写作，40岁去世时，还欠了人家的钱。《官场现形记》也被人盗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官场现形记》：“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陈平原认为：“其中‘话柄’与‘类书’两个词下得很重，带有明显的褒贬色彩……也体现出论者奇特的思路，不只是从小说史的发展线索上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形式找根源，同时也涉及其他文类的编撰形式——可惜这一点没有深入展开。”的确，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说这“是一部社会史料”，相当于政界段子（话柄）大全，更有数据库（类书）的功能价值。小说成了中国官僚文化的数据库，问题就在于读者怎么去阅读，以什么视野、目光和兴趣去阅读。1941年在日军轰炸声中，张爱玲躲在港大冯平山图书馆怎么也要将《官场现形记》看完，不知是对“官场规则”还是对小说写法更感兴趣。
胡适和鲁迅将《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比较，不只因为叙述结构类似。“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在胡适看来，职业写作并且自己办报（后来金庸也边办《明报》边写武侠），就不完全是公心。鲁迅、胡适对李伯元小说的批评，虽有道理，但要求太高。李伯元办小报格调不高，长篇小说整体上欠结构，缺人物主线，对世界好像没有善恶之分，无差别批判。但无论如何，《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未完成的、夸张的晚清官场百科全书。也许鲁迅、胡适在批评李伯元时，认为小说里的官场都要过去，甚至一去不复返。他们对李伯元小说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可能过分乐观。他们或许想象不到，百年以后的中国读者，仍然需要研究小说中的种种官场游戏规则。
《指南报》创刊于1896年6月6日，终刊日期不详。李伯元于1896年至沪办报，《指南报》是否由其创办，或只是在该报社工作，尚待考证。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5页。
《游戏报》由李伯元创刊于1897年6月24日，约于1910年终刊，共约5000号。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页。
《繁华报》全称《世界繁华报》，创刊于1901年4月7日，于1910年3月13日停刊，属“消闲”小型报纸。内容约分为讽林、艺文志、野史、小说等。其中，李伯元参与办报约五年。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页。
《绣像小说》半月刊创刊于1903年5月，于1906年4月停刊，共出72期，每期刊登文章10种左右，约80页。李伯元为主编。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91页。
杜牧撰，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樊川文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81页。
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商税），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544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辞海·词语分册》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1069页。
1903年，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发表于《世界繁华报》。本文中的引文来自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李伯元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李纯：《令定州入粟助边诏》，参见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一部第三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748页。
毕沅：《续资治通鉴》第3册“卷一二九宋纪一二九”，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1961页。
统计数据来自清代的《爵秩全览》，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54页。
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李伯元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258页。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64页。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94—195页。
同上，200页。
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1—2页。
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6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91页。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216—217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83—284页。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31页。
1927年胡适在亚东图书馆版的《官场现形记》所写序文，参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业印书馆，1934年，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