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后来很忙，办《清议报》《时务报》《新民丛报》，又和孙中山同盟会论战，又被光绪派到海外考察。辛亥革命时，他一会儿和袁世凯合作，一会儿又在段祺瑞下面做官。梁启超自己的政治活动，成为他小说的一个极为反讽的注解。比起他不太成功的政治生涯来说，梁启超作为学者，其实有更大的贡献。他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在目录学方面也有贡献，对图书馆学亦有独特见解。作为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的缺点和价值都很独特。缺点是议论多、概念化，谈不上性格刻画，而且没写完。价值方面，一是很多神预言。二是中国罕见的乌托邦幻想小说，基本上前无古人，似乎也无来者。三是主人公身兼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官员）双重身份，想象政事，设计国体——“士”和“官”后来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有时身份重叠，有时互相改造，但是再也没有像在梁启超身上这般高度统一。后来的文学史对这部未完成小说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认为小说“采取的是将演说词、新闻报道、章程、论文与幻想虚构混杂记叙的方式”，“不按照文学的规律来搞文学”。其实这部小说的价值，不仅是神预测清朝灭亡、定都南京、上海世博等，更在于超前提出了一些甚至是21世纪的政治问题：精英治国还是大众民主？如何以党治国，又以国法治党？专制为什么会限制国力（以俄罗斯为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清代小说细分成七类，包括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才学小说、狭邪小说、侠义与公案小说，以及第七种谴责小说。王德威则把晚清小说归纳成四类：狭邪小说、侠义公案、丑怪谴责、科幻奇谭。范伯群、陈伯海、夏晓虹、袁进等学者，对晚清文学也有类似的分类。虽然“五四”以后谴责小说批判写实成为主流，但并不代表其他文类就必然被压抑。
第一类青楼小说传统，往上可追溯到《品花宝鉴》《青楼梦》《花月痕》《九尾龟》等等，往后则演变成“鸳鸯蝴蝶派”，如《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但是这种才子与风尘女子的文学传统，也对20世纪的主流文学，比方说郁达夫、张爱玲、张贤亮、贾平凹等人的作品，隐隐产生影响。晚清的“青楼家庭化”（“长三堂子”）如何悄悄转化成革命时代的“家庭青楼化”（“美国饭店”），再如何渗透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演变史中，都是很值得探究的文学史现象。
第二类侠义公案小说，本来两个文体互相矛盾：“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总是用武艺做好事的捣乱分子；清官断案或者现代侦探，都要维护法律秩序，李逵怎么跟包公合作？可是晚清小说，侠义与公案居然并存，强盗和法官有共谋关系。比如《施公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彭公案》，以及改写自《水浒传》的《荡寇志》等等。“五四”以后中国的侦探公案小说虽不发达，但是金庸、梁羽生等人现代武侠小说，因为契合中华民族心理（包括集体无意识），一度拥有最多的读者人口。即使革命文学中也有侠义精神传承，从《林海雪原》模拟土匪的英雄到《红高粱》土匪真的成为英雄。
第三类所谓政治幻想小说，除了梁启超未完成的小说以外，还有吴趼人《新石头记》、老舍《猫城记》等，文本不是很多，神魔奇幻大规模复兴要到20世纪晚期。但梁启超的小说革命理论，比他的小说更加著名。在《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全部入选。在某种意义上，晚清四大名著都受到梁启超小说革命论的直接间接影响。晚清小说革命的动因，一是时局刺激，二是印刷工业，三是租界环境。在1895年《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只有5种期刊，全部在上海。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的1902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1902到1911年这十年当中，中国有了170家出版社。仅在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以后，就出现了至少30家小说出版社，有21家以“小说”作为名字的期刊。晚清时代一共有90种期刊，上海有75种，占83%。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梁启超无疑是中心人物之一。
在《新中国未来记》之前十年，韩邦庆在189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专业小说杂志叫《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虽然是那个时期最好的中文小说（后来也只有《老残游记》可以比较），但以吴语写成，读者范围有限。张爱玲晚年，曾将小说从吴语译成国语。另一个与中国新小说起源有关的事件是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在上海的《万国公报》上刊登征文启事：“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原来梁启超提倡的小说革命论，这位传教士说得更早。“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征文启事登在1895年6月的《万国公报》上。傅兰雅一生翻译过数百种著作，号称是“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征文小说后来收到162卷，但是没有一卷完全符合传教士的理想，所以勉强发了奖，小说没有印出来。1896年，傅兰雅去了美国，担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文学语言教授。王德威主编的英文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有韩南教授的文章，说这些征文稿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的图书馆。这是一批“‘新小说’兴起之前的‘新小说’”，很有意思。
简而言之，晚清四类小说，青楼狭邪、侠义公案、社会谴责、政治幻想，“五四”以后貌似第三类批判写实成为主流，其实不同文类传统各自发展，且互相渗透，但直接间接都受到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影响：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这段名言，脍炙人口。不管赞同与否，文章气势、排比格局铿锵有力、震撼人性。主张“我手写我口”的同时代人黄遵宪赞叹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毛泽东后来形容梁启超的文风是，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仅就文字、文风、文章气势，已经先声夺人。
梁任公把小说抬到那么高的位置——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都要新小说——一方面，显然对后来鲁迅等人用小说启蒙救亡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表面激烈反传统，其实内心还是延续了儒家“文以载道”的精神。梁启超的内在精神矛盾，也构成了百年中国小说的内在精神矛盾。就像黄克强李去病的思想矛盾，贯穿了百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
在大力宣传新小说的同时，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采取了激烈否定态度。他认为旧小说“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批评中国国民有几个要不得的思想——状元宰相思想、佳人才子思想、江湖盗贼思想、妖巫狐鬼思想，皆来自旧小说。所以，“旧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虽然梁启超在理论上把小说抬得这么高，但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却更看重诗歌。以夏晓虹的书名概括，梁启超早先为文觉世，后来却以学问传世。
受他影响的日后中国小说的发展，是否也会一直存在着“觉世与传世”的艰难选择？还是说，只有觉世者才可能传世？
1902年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次年迁至上海。《绣像小说》（李伯元、欧阳鉅源编，1903年）、《月月小说》（吴趼人、周桂笙编，1906年）、《小说林》（徐念慈、曾朴编，1907年），都是在《新小说》的影响下创刊。后来“新小说”一词亦成为概括在小说界革命中产生的一批小说作品的专有名词。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概念，用以指称“华夏族”或总称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而“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目前学界多认为首次出现于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此处“中华民族”意指“汉”文化群体即狭义的“汉人”。至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进一步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多民族融合发展形成的共同体：“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以故吾解释第一问题，敢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其《中国史叙论》，见第一册“文集六”，1—12页；《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第一册“文集七”，21页；《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见第八册“专集四十一”，2—4页、13页。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发表于小说期刊《新小说》。参见徐俊西主编，李天纲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梁启超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部编纂：《毛泽东谈文史：吴冷西回忆片段》，选自《治国与读史：领袖人物谈历史文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298—305页。
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见《人的文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91—96页。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8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26页。
时萌：《晚清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页。
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0—69页。
《海上奇书》为第一本近代小说刊物，1892年2月于上海创刊，办至第15期停刊。其中第1—10期为半月刊，第10—15期为月刊。
《海上花列传》最早连载于《海上奇书》杂志，每期刊登2回。该杂志停办时《海上花列传》连载至30回（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又称共出版14期，共刊28回）。之后韩邦庆继续写作新回目有34回并于1894年成书。参见魏绍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一，46—47页。
张爱玲1967年着手翻译《海上花列传》英文版本，1975年完成，但直到张爱玲1995年过世，都未完成定稿。1982年张起灵（张爱玲）英译版本《海上花列传》的前两章，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学《译丛》（renditions）期刊。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经由孔慧怡（evahuang）修编的英译本《海上花列传》：thesing-songgirlsofshanghai,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5；1982年4月至1983年10月，张爱玲译注国语版本在《皇冠》杂志连载，1983年11月出版专书。韩邦庆著，张爱玲注释：《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一》《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二》，台北：皇冠出版社，1983年初版。参见单德兴：《含英吐华：析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翻译与脉络》，台北市：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patrickdeweshanan:“the‘newnovel’beforetheriseofthenewnovel”,anewliteraryhistoryofmodernchina,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7.pp.139-14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11月14日。
黄遵宪：《致梁启超函》，选自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441—442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部编纂：《毛泽东谈文史：吴冷西回忆片段》，选自《治国与读史：领袖人物谈历史文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04页。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年12月，原载《清议报》第一册，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7页。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