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当天傍晚时分，政府派人到梁庄，让每家出个代表谈判。
政府所提出的赔偿金额远低于受害人家属的心理预期，并且，要求家属必须立即抬走放在河滩里的尸体。
几个家属被政府人员的强硬态度激怒，也认为那样的赔偿金额是绝对不行的，就拒绝了政府让把尸体抬走的要求。
那四具尸体一直放在工地上，冻得透透的，像个大冰块。几天过去，泥、沙混在一起，那白布早已看不出白色，肮脏污秽。几家家属背着被子、干粮，住到沙坑里，轮流去看尸体。
那几天天气骤冷，下起了雨夹雪，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根本没地方睡，苦不堪言。但是，政府一直死咬着原来的金额不放，这边也不能妥协，只好任尸体躺在泥污里。
自此，去世的亲人不再是亲人，只是筹码。
恰逢春运，“农民回乡”“常回家看看”“美丽故乡”又照例成为媒体的主题，穰县的这个事故夹杂在中间，显得极不协调。上级政府要求穰县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好这件事，让大家好好回家过年。于是，政府的谈判人员再到梁庄，这次的赔偿金比原来高出很多，也提出承担丧葬火化等费用。同时，又打听到其中两家的亲戚在穰县政府工作，让那个亲戚回来说服那两家，许诺暗地里加些钱。
第五天时，那两家人达成了协商，把人拉走了。
多婶儿天天在家哭。她的儿子清发是那四个人中年龄最小的，才四十四岁。清发自己一儿一女，大的孩子才上高中，清发走了，留下清发老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那日子怎么过啊。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摊上这样的事情。她一辈子谨小慎微，不得罪任何人，不多说一句话，靠安安分分让一家人走过最艰难的日子。那些政府谈判人员找到她，时而好言好语，时而又暗含威胁，她只头低着，一句话也不说。
多婶儿的大儿子也害怕和政府人员打交道，只在河里死死守着弟弟的尸体。
可是，人终究得埋，年也终究得过。
到腊月十五那天，政府人员和几家受害人都疲惫不堪，于是，就提出一个最后方案：一人赔偿四十万（和之前的方案相比要多出一倍），同意了，立马就签协议，如果不同意，那他们也不管了。“那你们就守着尸体过年吧。”谈判人员扔下了这样一句话，走了。
所有人都同意了。
腊月十六那天，梁庄同时办了四个人的葬事。梁清发，四十四岁；梁清朝，五十三岁；梁五昌，五十六岁；韩太宽，六十三岁。
河坡里恢复了平静。开始过年了。
梁庄一下子消失了四个人。
赵平。
霞子的父亲。2017年十二月初九去世。
我爹一辈子都没闲过。他说在屋里闲着没意思。他这几年在砖厂干活，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非常准时，早晨五点多去，中午回来吃饭，下午两点以后再去。活也不重，拉闸，拔闸，看传送带，但是，就是得守着。一个月挣两千左右。我妈不会伺候人，粗枝大叶，她自己就活得很粗糙，也不会照顾我爹，我爹回来连个热饭都吃不上，喝水就喝凉井水，不讲卫生。你想，他都七十岁了，夏天特别热，高温，年轻人都受不了，一直疲劳过度。那年我去支教的时候，他的饭量就明显小了，走时我心里就不太美气。应该是那时候，他身上的器官功能就已经退化了。他年轻时干活可下力，在砖瓦厂做瓦，那可真是重体力活。他人缘好，咱们村里人也都爱找他帮忙，黑明白天干，靠吸烟提神。他一辈子没停过烟，中间做过检查，肺里一直有阴影，年轻时肯定累住过。有一年给老汪家弄瓦，一直干，头肿多大，老汪头给我爹两元钱，还被他老婆骂。我爹从来不说，还是我妈给我说的。不过，最后几年，他也没大病，吃饺子还能用烩面碗吃两碗。家里人都好碍着，自己身上不舒服，也不吭气，看着不对头，不过大家都忽略惯了，只要不是疼得受不了，谁也想不起来说去看病。腊八那天，他还在永树家吃饺子，第二天下大雪，丰定叫我回去吃火锅，说把爹和妈也接过来，一去一看，我爹的脸都黄得不像样子。当时，雪太大，人家120都不愿意来。上午赶到穰县医院，下午就不行了。说是肾衰竭，排尿都不行。那几天，他只说胳膊困，困得抬不起来，我妈都没想起来和我们说。也算走得安生。我爹一辈子兢兢业业为儿女，真是奉献到最后一分钟，一点儿私心和其他事儿都没有。当年我考上师范，是自费，四千八百块，1988年，那是啥概念，真是巨款啊。我都说不上了，是我爹力排众议，把我家攒的盖房子的砖和瓦都卖了，最后，凑够了钱。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总体来说，还是家底好的、没出过力的，走得安生。韩义的妈，九十多岁，器官衰竭，自然去世；梁定的妈，九十岁左右，自然去世。家境好，从来没受过罪。安安生生地，自然死亡。心理焦虑的人还是死亡早，身心疲惫。韩福生，七十三岁左右，肺癌，死在外面，一直帮儿子干活干到最后一分钟。韩兴定是肝癌。八月十五闺女买的月饼，吃完就难受，觉得是月饼的问题，就用偏方来治，结果越吃越严重。儿子们都在外面校油泵，到韩兴定咽气还没赶回来。韩家兴超的老婆，就是在西安卖熟食，你还采访过他们两口子。她命可真苦，乳腺癌、肺癌、宫颈癌。才五十多岁，后来干脆也不治了，闲时来个小牌，天天笑着说，我在等着死。2018年夏天，死了。
梁建宽。
2016年夏天，梁建宽，梁光正的哥哥，即我的大伯，在新疆去世。1950年代，他跟随着众多南阳人，响应政府号召，到新疆石河子市落户，支援边疆建设，其实，也是找条活路。自此，大伯在新疆成家生子，儿子又娶媳妇，成了彻彻底底的新疆人。大伯回来很少，我对他的印象很浅，据父亲讲，他性格内向、懦弱，能在新疆农场被分配那么一大片地，耕种劳作，获得生活来源，实属幸运。如果他待在老家，以他的性格，连生存都有可能成问题。近些年，大伯的儿子回来较多，他继承了大伯的内向和老实，大家帮他在老家找了个媳妇，带回新疆，帮大伯解决了心病。没想到，这个儿媳却成了大伯的噩梦。大伯和儿媳水火不容，经常吵架，到最严重的时候，他们还大打出手。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大伯把退休金紧紧捂在自己身上，一分钱都不让儿子儿媳花，也不让孙子花，谁也要不出一分钱。当然，他自己也不花，把钱存在存折本里，存折本藏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儿媳翻箱倒柜，没有任何结果。
不过，他至死都没想到，他的弟弟已经走在他前面了。父亲去世时，大伯已经病重，商量之后，大家就没有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他一生佩服他的弟弟能说会道，一生都觉得弟弟肯定能长寿、能活过他。
梁万生。
文哥的儿子。常年在新疆打工，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在家。2017年秋天，一天傍晚，万生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父亲给他打电话。他停下车去掏口袋里的电话，就在那一瞬间，一辆疾驰过来的大卡车撞了过来。万生直接被撞飞了。梁庄的人都说非常奇怪，万生并没有站在路里面，新疆的公路虽然窄，但车很少，不会出现车紧擦着人过的现象。可是，那辆大卡车就像专门拐了弯过来，撞到万生身上。文哥在这边还拿着电话，听到那边一记闷响，接着是刺耳的刹车声，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文哥带着几个人，赶到新疆，拿了卡车司机赔偿的几十万元，带着万生的骨灰，回到了梁庄。万生老婆凤玲没有改嫁。如今，万生的儿子已经娶亲，和媳妇一起外出打工，凤玲在家照顾两个孙儿。那笔钱，牢牢地放在存折本上，除了像万生儿子娶老婆、盖房子这样的大事儿，其他时候，就像它不存在，绝对不打它的主意。
万生去世时四十岁。他十五岁出门打工，一年回一次梁庄。在这年前后，梁庄有三个年轻人，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道路，以同样的方式非正常死亡。都是下班或上班，都是被车迎面撞过来，都是老婆孩子还很年轻。
梁庄人都说2017年是灾年。
梁兴隆。
2020年4月，新冠疫情刚刚开始好转一些。梁庄的老老支书梁兴隆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因为疫情，无法大张旗鼓办丧事，再加上他的大儿子已经去世，小儿子远在郑州，二儿子和他关系几乎破裂。于是，没有大庙小庙，没有亲人哭唱，没有锣鼓喧天，梁兴隆被潦草应付地埋在南坡上。
2015年12月19号（农历十一月十九），梁庄的梁光正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梁光正是我的父亲。在他停止最后的呼吸时，我带着儿子和外甥女，正从北京往家赶。我没有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
我到家的时候，父亲也刚从穰县医院拉回到吴镇的哥哥家。客厅已经腾空出来，父亲平躺在厚厚的麦秸上，脸上覆着一张黄纸。
我坐在父亲身边，不敢相信他就这样走了。经历了母亲去世，经历了村庄一个个老人的去世，可当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还是无法接受。可是，我已经不会像少年时代那样，一次次掀开蒙在母亲脸上的纸，去确认什么。经历了三十年的死亡教育，我明白了死亡，也因此更加心痛。
几天的仪式之后，父亲被埋在梁庄后面的墓地，和已经去世三十年的母亲合葬在一起。
梁庄的老支书——父亲的至交，清道哥，一直跟前忙后，每天最早到哥哥家，最晚离开。他脸上的神情极为落寞。父亲走了，谁和他一起喝茶、说笑，谁和他一起打“斗地主”，消磨漫漫长夜？
父亲下葬的那天早晨，在棺材落地、人群散去的时候，我看到明太爷一脸苍白地从远处跑过来。混乱之中，我们通知了父亲远方的朋友，却忘了他最近的朋友。
父亲去世之后很长时间，我才逐渐意识到，我爱他，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而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深刻地嵌入到我的生命内部。“爱”究竟如何形成，以什么形态存在，这是我一直迷惑的问题。之于我们兄妹而言，父亲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如同烙印，难以去除。另一方面，他性格中的种种，又无一例外被我们继承。尤其是我的大姐。她一生都强烈反对父亲（毫无疑问也最爱我的父亲），但也是她，性格方面完全复制了父亲。有一次回家，因为我没有给一位朋友的母亲一些钱（我是觉得不好意思，那么随意给钱有点不太尊重），而被大姐数落到痛哭流涕，就这样，她也没饶过我。在那一刻，她像父亲附体一样，说话的方式，那尖刻和愤怒的语气，和父亲一模一样。
为了思考清楚这个事情，我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一部小说，试图在超越现实的虚构之中找到某种类似于真相的东西。在写作过程中，我突然发现，父亲最大的品质不在于他多么幽默、善良，多么刺头儿，而在于，他的内在精神是开放的，他的人生让人看到更飞扬的、远超出自我的东西。他的存在方式具有很强的生长能力，他让你能自由思考。所以，在那部小说中，真实和虚构以最“你中有我，我中有我”的方式存在，这使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创造的快乐之中。我在真实父亲的基础上生成一个新的虚构父亲，并且，没有任何的道德羁绊。这真的非常奇妙。这是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态，是一种很现代的东西，这是父亲身上所具有的品质。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想清楚。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情感是想念。只是，在某一刹那，在脑海深处，突然清晰地看到父亲的面容。有时，父亲以梦的方式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并和我对话。我知道，我在想念他了。
梦之一。不知是什么事，我从老家门口经过，父亲从我们那个小厨房里出来，我惊喜地看着他，爹，你在家啊？在啊，父亲笑着看着我。他的左脸有点被压坏了。我盯着他，一声声叫他，想看着他如何消失。在梦里我知道我在做梦。在梦里我知道我再也无法抓住他。
梦醒之后，我打电话给家里的哥哥。哥哥到坟上去看，说是左边那个青石栏杆建得太往里面，压在坟上了。他赶紧找人把栏杆扒掉，往外面挪了一些。他让我告诉父亲，栏杆挪了，不会再压到他了。
梦之二。我站在集市上，一个陌生的集市，黑色的土地，白色的帐篷，有五颜六色的蔬菜和水果。我站在一个水果摊面前，扭头看到父亲，正想和他说话，一个穿长白袍的人从他的身体中穿过，他实在的身体突然虚化，发出星星点点透明的光。我手里拿着有黑色斑点的苹果，站在水果摊面前，眼睁睁地看着他散开，消失。
那一刻，我知道，父亲不在了。
2018年冬天，我回到梁庄，到隔壁一个村庄参加葬礼。逝者是父亲的小学同学，他们的关系很好。葬礼过后，我沿着河坡边沿的路，踩着雪，往梁庄的墓地走。
清晨的阳光洒在铺满雪的大地上，枯萎的玉米秆子挺在河坡边的拓荒地里，东一片，西一片，像一排排卫兵。乌鸦闪着黑得发亮的翅膀，在树木的枯枝间盘旋，像黑色的精灵，在传递着某种消息。
大地上，只有我踩雪的沙沙声，只有我走过的那串脚印，它们从那座新坟一直通到父亲的坟边。我感觉我好像在替父亲的同学走过这段路，在替他走向他的同学——我的父亲，我站在父亲的坟边，他们就算碰到了，打过招呼了。从此以后，在幽暗的地下，他们又能够互相说话、打趣，聊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村庄里，所有的死亡都是死亡，也都是再生。
但是，的确，又是真实的死亡。
所有的仪式，所有的事物，包括那些在冷冽的天空中闪闪发亮的黑色乌鸦，都在告诉你，你的亲人已经去世。
这时，纪念才真正开始。遗忘也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