栓子很帅。
2012年的冬天，得知我又回梁庄采访，栓子扔下生意，开着他的越野车回到梁庄。他找到我，对我说：“梁姑，你就别自己开车了，这几天我做你的专职司机，你说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当时我看着栓子，非常吃惊，大叫着：“栓子，太帅了啊，你是咋长的啊？”
栓子摸着头，有点羞涩，说：“梁姑看你说的，一个农村娃，啥帅不帅的？”
栓子五官均匀，皮肤黝黑，身材瘦削，腰挺得笔直，穿着合体的夹克和牛仔裤，说话时面带微笑，非常绅士派头。如果不看他的手，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白领。他的手像戴着一个拳击手套，和他修长的身体放在一起，比例失衡到不协调的地步。他在葫芦岛的高速公路旁边开了一家校油泵的店铺，每天清洗油污，换机器零件，修车闸，换轮胎，什么活儿都干。那机油似乎也一层层地渗到了他皮肤深处，他的整个手都是黑腻色的，手指关节极为粗大。他让我看他的手掌，掌纹乱七八糟，密密麻麻，像是被刀子划到。他笑着说：“可不就是刀子划的，那机器零件一个个都很重，到处都是棱角，几乎每天都要被划伤。”
那几天我享受了专车的待遇。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聊天：他说他买了十几本《中国在梁庄》送给村里的“权贵”；他说他最迷惑的就是身份的焦虑，他没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别人的尊重；他希望自己能被评“十大好青年”，好在社会空间里有一席之地。
那几天他给我聊得最多的就是“身份焦虑”，他不满足于只挣到钱，他想得到承认。他不喜欢那个“回不了乡进不了城”的说法，非常不喜欢，他讨厌这种套话，他也不喜欢那种悲情氛围。可实实在在的，他觉得迷惑，他不知道在哪儿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感。
在半开玩笑之中，我问他：“如果村里选举村支书，你愿意参加吗？”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愿意。”他想回家乡干一番事业，他想为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之后，我陆续听到说栓子租了一片河坡地，种上薄皮核桃，他给别人说，要是这个东西能在咱这儿长成，也算是一个重要经济作物了。毕竟，薄皮核桃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2016年初，村支书韩治景和村会计被人告状，说是他们“公款私用”，就是把梁庄集体所有的钱——南水北调占地钱、河坡地的钱和国家的一些补贴——吃了喝了，还装自己口袋里了。乡里派审计来调查了好久，没查出大的问题，但是吃、喝、做假账肯定是难免的。其实，这是基层干部都心知肚明的事，不至于到治罪的地步。于是，韩治景被撤掉，选了韩天明顶替。
韩天明为人老实，玩不转这上上下下的。上面来人招待，各种政策文件，韩天明不会应酬，又没有本事拆东墙补西墙，一年不到，自己还倒贴进去了一些钱。
2016年底，韩天明摞了挑子，坚决不干，年都不过了，带着老婆出门打工。乡里没有办法，想着这样临时顶替也不是办法，就调查村里的年轻党员，从年轻党员里面选一个能干的，也愿意干的，这样最起码能坚持时间长一些。
一调查，才发现，农村党员的老龄化极为严重。以梁庄为例，两千多口人，六十岁以的有十几个党员，五十岁左右的有四个，四十岁以下有五个，年轻人有五个，这五个主要是那些在外上学的大学生，他们在学校期间入党，指标会转回到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入党的，除了栓子。
说来也很正常。农村的年轻人一下学就出去打工，对“党员”“村干部”没有任何概念。每年春节回来，老党员就被分配任务，动员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入党，每个村干部要完成两个指标，可是，都很难完成。春节就十几天时间，回来走亲访友，兼带相亲、办婚礼，一过完年，立马就又走了，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口号化的东西。至于参政议政的热情，则更是无从谈起。对于他们来说，梁庄虽然是自己的家，自己挣的钱也都投入到家里的房子上面，心里也盼望着春节回来和大伙儿一起吃饭喝酒。可是，这终归还是暂居。毕竟，一年也就一两个月时间，钱不靠它挣，住也没住多久，谁当村支书，谁租了地，村后多了条大河，几里外多了一个化工厂，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人家”那些人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
村支书必须是从党员中选举，那就只有栓子了。乡里就派人打电话给在葫芦岛干活的栓子，问他愿不愿意干。
2020年夏天，坐在韩治景的河边农庄里，栓子对我说：“我心里当然愿意干了，我看不惯农村那风气，一定得改一改。可是，我是个白脖子，啥也不懂，再说，我这边还有生意，我不能丢了我的生意。我就说给我一个月时间，我考虑考虑。乡里说，半个月时间。半个月刚过，乡里又打过来电话，问考虑好了没？看来他们是真没有合适人选了。我就说好，那我干。我就开车回来了。我上任那天，乡里去了两个人坐镇，一个组织书记，一个包片书记，非常重视。当时，我也发表了就职演讲。”
“就职演讲？”这太新奇了，我问栓子内容还记得吗？
栓子说忘了，反正就是要好好干、为大家奉献自己的力量之类的话。栓子说那其实只是套话，谁都会讲，他真正想的是要干好几件事，让大家看看他的决心。
那半个月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回去了，肯定不能打个败仗走了。怎么才能改变村里乱的情况呢？我要通过干几样事改变老百姓不信任村干部的情况，改变对村干部不理解的状态。然后，带领群众致富。我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修大队部。以前都在地头、在哪个空地，随随便便就把会开了，大队部的院子里长满了草。我就想，得有个仪式感，也得让村干部有个办公的地方。我就自己出钱，把大队部翻新一遍。第一次开会，我把梁庄的党员全部叫来，邀请乡里领导，隆重举行了一个入党宣誓仪式。也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决心说了一遍。大家很高兴，党员第一次坐在桌子边开会，也是一种向心力的表现。第二，大力培养新党员。村支书必须从党员里选举出来，可是，一个村连党员都没几个，选举有啥意思，都是样式。我就想着，我也是在外打工的，有说服力，我要说服和我一样的梁庄年轻人积极入党，积极参政议政。梁庄是大家的。第三就是土地的事情。2018年县里推行三权融合，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处置权都归农民，提高农民谈判能力，要实现土地流转。梁庄村是最早的一个试点。以政府名义进行土地流转，政府支付租金给老百姓，经营权给大公司。当时，做了很多工作，农民认识不清楚这里面的内容，得一家一家讲，还得和公司、政府打交道，但是，很有意思。一年过后，实践基本上算失败了，因为大公司经营不善，政府支付压力太大。所以，最后，已经流转的，以村为单位，老百姓直接和经营公司交涉，实际上就是村支书代表村民去要钱。这里面很难。村支书突然成要债的了，这对处理关系非常不利。因为这里面，往往还有政府的关系。你想，谁有勇气和政府的一些人员对着干啊？
栓子非常投入，讲到自己干的事情，真诚，洋溢着热情，主人翁感非常强。这是一种陌生的语言逻辑和语言情感，梁庄人极少有这种语气。我熟悉梁庄人的矛盾修辞，它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固然，梁庄是文哥、霞子妈、丰定的家，他们终生都在此生活，并且，大部分人的孩子也将要在此生活。但是，在谈到一些公共事务时，说到村支书、村会计，甚至哪怕是一个队的小组长，他们都会用“人家”来代替，像是“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都是人家上面的人管的”“人家都是有权有势的”等等之类的语。这样说的人中不乏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且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
“人家”，这里面包含着几层意思。一是，大家把自己从公共事务中摘了出来。村庄垃圾、房屋改造、坑塘恢复等等之类的事情，都是“人家”要管的事情，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关系。二是，自动臣服于某种权力。“你想盖房，那非得找人家不行。”“那南水北调的工程，肯定是人家承包了啊，人家有权有势的。”在这里，梁庄的村民认同了村干部高于自己并且因此得到很多便利的事实。
因此，在梁庄人意识深处，存在着两个梁庄。一个梁庄是自己的家，自己院子和院子以内的那片地，每个梁庄人都花了大价钱来打造、修建；还有一个梁庄是“人家”的、公共的梁庄，一个宏观的、不可撼动的梁庄，跟“个人”没有关系。因此，在路边盖房的时候，都尽可能把自己的地基往路边推，哪怕自己过车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