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孩子们呢？”
她突然停顿了一下，眼睛朝向天空，嘴使劲绷着，好像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都不回来。我说，我不要你们钱，我要你们回来，回来看看你爹。我也不要他们钱，我挣的钱也够花了。我就想他们回来看一下。”
旁边一个站着的中年男人说：“可别这样说，你闺女去年不是回来过一趟了吗？”
“那叫回来？回来几天？到她爹跟前几天？我都六十四了，我还能侍候几天？”吴桂兰的嗓门突然提高，带着恼怒。
中年男子没有再搭她的话茬，看了看我，露出意味深长的笑。
吴桂兰拉住我的手，眼神里充满对我这个陌生人的信任：“你看，我养他们四个，我仨闺女生孩子时我也去帮她们带。我不想啥，我不要钱，我每个月有工资，我就想着他们回来，替换我一下。他们都不回。”
“工资能养住你和叔叔吗？”
“哈工资，你就别说那工资了，我见天五点多就起来，扫大半个吴镇，一个月九百六十块，就这，工资还不发。说是半年一发，不闹就不给，上半年也是我去告去闹才发的。不过，你也别小看我，我不靠工资，我每天捡东西，一个月下来就一千多块钱，这是主要的。人们不知道这些。”
说到“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时候，吴桂兰的语气非常骄傲。一边说着，从挂在车把前面的塑料袋里掏出两个馒头，大口啃了起来。
“你晚上就吃这个？”
“也吃不下去别的东西。跳着可累，啥都不想吃。”
“儿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你可以给孩子们说，他们这样是违背法律的。”
“啥法律？给儿女说法律，谁说得清？我现在还能挪动老头，等挪不动了，两包老鼠药，一人一包，俩人一喝，谁也不拖累。”
一首曲子又完了，跳舞的人们互相取笑着，一边等着吴桂兰找新的曲子。
吴桂兰跑过去，蹲在播放器旁边，一首一首试听，她似乎想找到更激烈的舞曲来烘托这个气氛。
我往远处退了几步，退出人圈外，拿出手机录像。在灯影交错的昏暗之中，巨大的能量正冲破夜色，朝上空发散。蹲在地上的吴桂兰，身体姿势有些疲乏，也有些孤独。人们听着她的音乐跳舞，却并不怎么和她说话。
连续几个晚上，吴桂兰那儿成了吴镇夜晚的中心。镇上热爱跳舞、喜欢锻炼的女人吃过饭以后，都会悠悠过去。吴桂兰一个人跳着舞，她们在一边相互聊天、说话，但不跟吴桂兰跳。等到我和姐姐过去，大家一阵招呼，你推我搡，跟在姐姐后面，开始跳起来：广场舞、快四、水兵舞、恰恰……起先都很拘谨，跳着跳着，就都放开了，甩头、扭胯、大笑，音乐和笑声冲破了吴镇的夜。
每次一看到我们，吴桂兰就大叫着跑过来，声音充满不敢相信的惊喜。
待姐姐和大家一起嗨起来，她就站出来，倚在垃圾车旁，摆弄着自己的服装，一会儿披上一个披肩，一会儿再套上一个裙子；或者，在头上箍一个发卡，再绑上各种装饰，然后，走几步，亮亮相，再换一套。我不知道她是做给别人看，还是做给自己看，也不清楚她是在表演还是在表达。
在很多个瞬间，我看到，她盯着眼前这一群正在跟着她的播放器狂欢的人，眼睛闪亮，神情非常幸福。有好几次，人群跳得正激烈的时候，她会忘情地抱住姐姐，大叫着：“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啊。”
有时我和吴桂兰聊天，有时也加入跳舞的队伍，可是我太笨拙了，一进去就东撞西碰的。吴桂兰大笑着，把我拉出来，一招一式教我，一边教育我说：“跳舞最好了，你看我，现在没病没灾，天天可快乐，还是个网红。”说到“网红”时，她的头会不自觉往上昂一下，又咧开嘴笑，有点自嘲，但又很骄傲。看到我拍照，她就会问：“你往网上发了没？一定要发啊，会给你带来流量的。”
有天晚上，我正在拍照，一个中年女人走过来，像特务接头似的，低声说：“你明晚七点来看看我们，就在许家街口那儿，你看我们跳的是啥样。”她的语气好像我有什么权力，她想把她们的团体展示给我看，以得到肯定。
“你们是跳啥的？”
她思索了一下，说：“最起码是正儿八经的舞吧，她这都是胡跳。”
我说：“跳得还不错啊，你看节奏多好啊。”
她斩钉截铁地说：“你去看看我们跳的。晚上七点开始，八点半结束，不影响谁。你不知道，人们都烦死她了，早晨四五点就放多响的音乐，扫哪儿放哪儿，扰民。人们说她，她也不听。她那闺女儿子为啥不回来？嫌丢人！”
我认真看了说话者一眼，发现她穿着非常整齐，眼神里带着鄙视，还有一点因愤愤不平而产生的刻薄。
“你不常回来吧？”她迎上我的目光，好像我被蒙骗了，而她有义务和我说清楚事实，说：“一般外地人看见吴桂兰，都可兴奋，觉得可有意思，你看，在吴镇，谁和她说话？他们两口子年轻时都不正经干。她老头好喝酒，中风都是在酒场上中的，正喝着，头一歪，出溜到地上，不行了。吴桂兰也是，年轻时好跑，到处跑，不好好养小孩。到老了，你看天天穿得花里胡哨的，不像个样子。”
她的声音开始高亢起来，带着天然的道德和正义。那是吴镇潜藏很深却又一直被大家遵守的道德，一旦有谁逾越，便会遭受惩罚。这惩罚从来没人说出来过，也从来没人认为自己在执行，但是，你从被惩罚的人身上，一眼便能看出来。
中年女人说完就走，走了好远，又回过身来喊：“明晚你过来啊。”
我扭头看吴桂兰，她正在收拾地上的音响设备，把它们抬到车上，又把衣服一件件收起来。她身边的人们在聊天，两个人，三个人，好几个人，围拢在一起，专心致志地说话。所有人都背对着吴桂兰。
吴桂兰正处在这样的惩罚中。她被整个吴镇孤立和遗忘，被自己的儿女孤立和遗忘。她瘫痪在床的老头，是她被惩罚的显在标记。“谁和她说话？”即使是闲言碎语，吴桂兰也不配。也许，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没听说过她名字的原因。
我不知道吴桂兰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到惩罚。她眼神中的渴望，她所弄出来的巨大声响，她三十年如一日地在吴镇大街上跳舞，似乎在反抗，也似乎在召唤。她兀自舞着，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也释放着善意和无望的呐喊。
就在打下这行字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在写前面“小字报”那一章时，我写的是“韩家媳妇”怎样怎样，我非常自然地这样写，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没有想到应该写出她的名字。我想起来，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当谈到大堂哥二堂哥时，我会详细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在写到女性时，我也从来没想到写出她们的名字，都是直接用“建昆婶”“花婶”“大嫂”“二嫂”“虎哥老婆”来代替，我甚至没有想到要问她们的名字。
这是一个颇让我震动的事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有自觉意识的女性，早年读博士时，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兴盛时期，我也买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一度想以女性主义为主题写博士论文。可是，在无意识深处，在最日常的表述中，我仍然以最传统的思维使用语言。没有人觉得有问题，我没有察觉，好像读到这两本书的人也没有察觉。语言潜流的内部包含着思维无意识和文化的真正状态。
柯叉女儿：溺爱的称呼。
全民工：计划经济时期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劳动关系的人，属无固定期合同员工。
商品粮户口：指非农业户口，如国家干部、国营单位职工、公办老师，由国家每月发放粮票。
看家儿：相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