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真的会呢。我很感兴趣。它会一飞冲天的。迪恩，你为这个工作多久了？”
“从2005年开始——这一直是一场战斗。”
奥巴马次日会在格林斯伯勒一所社区大学发表讲话，凯西在受邀之列。她告诉迪恩：“如果我明天有机会与总统对话，我会跟他提这件事。”
迪恩和凯西击了个掌。但是他不再对总统抱有太大期望。在红桦期间，他曾以为变革将随着奥巴马当选到来，或者汤姆·佩列洛会帮助它实现。尽管美国两极分化，但奥巴马在国会拥有多数席位，他拥有最大的机会；然而，他无法利用这种支持优势通过碳排放交易法案。奥巴马失败了，佩列洛离开了——去了一家华盛顿智库工作。变化不会来自新法律。它不会来自华盛顿或罗利。它可能来自斯托克斯代尔。这个国家陷于困境，政治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需要靠企业家来解决。“这就像是大坝裂了一条缝，水开始渗入，很快整个大坝就会崩溃，我认为这种经济体系就是如此。而那条裂缝就是提炼公司和餐馆老板之间的关系。”
那是迪恩的信念和信仰。他四十八岁，没有工作，没有合伙人，几乎一文不名；他开车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与数百人交谈，有时似乎得到支持，但没有确凿的收获——这几个月是对他的信仰最有力的考验。也许是他不知道该如何与县政府的官僚交谈。他们比农民更加谨慎，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但害怕迈出第一步，踏入他们看不见的领域——这恰恰是对信仰的定义。有时，当迪恩描述他的愿景时，他可能会想得太远，以至于他们跟不上他的思路。他的一本宣传小册子上说：“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税金用于支持恐怖分子和圣战分子，这正是我们与之作战的人。我们在勉强维持基础设施，却丰富了他们的生活。”这吓坏了一些学校的管理人员。
有一次，当他在富兰克林县开车时，他的儿子瑞安从学校打来电话。一名县治安官代表正在寻找迪恩——在送来一份民事传票时，他发现房子的门半开，担心有人闯入。传票来自一家食品公司，该公司对马丁斯维尔的红桦已经破产一无所知。迪恩的母亲无法掩饰她的忧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他什么时候才能赚钱？现在是不是该放弃，并去找一份世俗的工作了？
他的身旁一地残渣。
10月的一天，迪恩开车经过福赛斯县，他停在一个名为“乡村大厅”的小地方，在那里，他们仍然在旧皮带农夫合作社举行烟草拍卖——整个州，甚至可能整个国家，只有这里还能见到这种拍卖。正是季末，洞穴般的仓库几乎没人，烟叶挂在空中散发着强烈的气味；六到八个人穿着高尔夫球衫，在排成几行的四英尺高的烟草包中间踱来踱去。当他们走过一捆捆烟草包，买家会抓起一把金黄色的叶子，拍卖师会喊出每磅的价格，“美元十五美元十十美元十十十美元十十美元五五美元五”，其中一位买家是来自弗吉尼亚州贝利香烟公司的男子，他说：“八十。”拍卖师说：“八十。贝利。”店员就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放在烟草包上面。另一个买家来自肯塔基州。“烟草能给你付账单，”他说，“我还是小孩时就有人这么告诉我了，其他的都是废话。”也有人只是来围观的，就像迪恩一样；这里面包括退休的农民和仓库看管员，他们仍然无法将这个环节从自己的生活中切除。
这些烟草的卖家是一个年轻农民，他正靠在远处的一捆烟草上，望着穿高尔夫球衫的年长男人们。他与丹维尔一家名为日本国际烟草的大公司签了合同，现在拍卖的是它不收的部分。这个农民名叫安东尼·皮特尔，他说，由于今年的柴油价格高涨，他要很幸运才可能赢利。他的童年伙伴肯特·史密斯来帮他卸货。史密斯在一家铜厂工作，每小时挣十四点五美元。“我曾经觉得他很幸运，不必在工厂工作，”史密斯说，“现在我觉得我比他过得更好。”
皮特尔听说过迪恩和红桦。迪恩告诉他：“这个国家应该为每加仑生物柴油付你六美元，而不是把三美元送去沙特阿拉伯。”
“我不用想就会同意，”皮特尔说，“改种玉米或是别的什么我能找到的燃料作物。”
迪恩走出旧皮带农夫合作社，钻进他的本田车。当他还小时，拍卖会是一次当地庆典——人人兴奋不已，手头拿着现金，开始圣诞购物。烟草仓库里挤满前来社交和讨论政治的人。可是今天的拍卖快速又潦草，在私下进行，只有寥寥几个旁观者；安东尼·皮特尔只是希望能收支平衡。
也许是由于当时的心情，迪恩开车穿过斯托克斯县的小路回家。县经理告诉他，斯托克斯有三成人买不起食物，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迪恩的会计师居住在斯托克斯，他的继子从高中毕业算起已经失去八个朋友，其中三个是自杀。迪恩开车穿过核桃湖镇，停在东斯托克斯外展部。前面是一个食品储藏室，胶合板架子上有罐头食品和成袋的宠物食品，冰箱里有当地猎人捐赠的鹿肉。管理这里的女士告诉他，有个警察在执行任务时中枪，正在领取工伤补贴，但又不想拿残疾补助，他一个星期前曾来到这里讨要食物。还有一个手受伤的法院速记员也是如此。办公室的一个告示上说：“由于资金不足，今年将无法提供燃料或煤油补助。我们正在竭尽全力保持食品储藏室的物资充足。请尽快申请其他取暖补助。”一个肥胖的女人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手里拿着一张服装券，正在等待一件大号衬衫。她说：“我们是个九口之家，我们过得很好。”负责人告诉迪恩：“你会认识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经济里，只要瘪了一个轮胎，或是一个月拿不到工资，就足以改变大部分人的整个世界。”
迪恩在出门时打了一阵寒战。人的命运并不完全由自己掌握。这种事一旦发生在你身上，就几乎不可能脱身。想想有多少回，他曾相信自己即将有所突破，却又在最后一分钟被拉了回去，发现自己比以往距离目标更遥远。开车回家时，一首古老的教堂赞美诗在他脑海中萦绕不散：
时光是多么乏味无趣
当我不再能看到耶稣！
甜美的前景、甜美的鸟儿和甜美的花朵
对我来说都甜美不复。
乏味无趣。他感到心灰意冷，哭了起来。此时，一个声音在他耳旁响起，就像他在那个关于古老马车道的梦里听到的一样：“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然后，突破到来了。
10月的一个晚上，迪恩正在读《繁荣圣经》，他读到19世纪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特赖因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先去做第二件事。”
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在学校里遇到这么多麻烦。他先做的是第二件事——告诉他们，如果县里建造起四十五万美元的反应堆，他们就可以自己为校车制造燃料。但是这些县没有钱，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个项目都太冒险、太复杂了，以至于他们难以理解；特别是当他开始谈论下一个阶段的油菜籽作物和食品油时更是如此。他不得不向伊娃·克莱顿解释三遍，即使那样，他也不确定她是否听明白了。他把一切都搞反了。第一件事是要搞到他妈的油！否则，你怎么知道一个县应该建造多大的炼油厂？他应该只告诉学校，他将以他们的名义收集餐馆的烹饪废油，将其出售给现有的生物柴油公司，并给他们一半的利润。这笔钱可以用来让教师留在教室里，或者花在他们想要的其他任何地方。只是一次简单的现金捐赠，一次学校筹款——这是他们可以理解的比喻。而且当地的餐馆老板也会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将废油卖给迪恩。建立炼油厂，制造燃料，让农民种植油菜——所有这些都可以留待日后再谈。
在他获得这个启示的那段时间，迪恩遇到了斯蒂芬·考德威尔。斯蒂芬今年三十二岁，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口腔科医生，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苹果果农。斯蒂芬本人曾在罗利从事广告业，但整个行业都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因此他决定金盆洗手，转而从事他一直钟爱的机械和农业。他的兴趣将他带到生物柴油领域，成立了一家名为“绿色循环”的废油回收公司，从一个名叫“赤脚汉”的退休焊工那里租用了一个店面；这家店位于约翰斯顿县的荒凉农田里，距离一个猪屠宰场一英里。当迪恩前去拜访绿色循环时，他觉得斯蒂芬的工厂看起来跟红桦一模一样，只不过换了个地方——闻起来也一样。
在皮埃蒙特，每个搞生物柴油的人都知道红桦。斯蒂芬听到的风声并不正面——红桦欠农民钱，卖劣质燃料。但是他喜欢迪恩·普莱斯的热情，也相信那些都是别人的过错，不想归咎到迪恩身上。斯蒂芬安静而勤奋，靠罗利附近寥寥几家餐厅的合同勉强维持温饱，长时间抽废油的工作正在影响到他的婚姻。
迪恩提出的想法如此有前景，斯蒂芬从没想过能做到这些。斯蒂芬则带来迪恩没有的基础设施——工厂、设备和卡车。他还拥有平面设计学位；当迪恩谈及他获得的启示时，斯蒂芬花费整个周末，用绿色和黄色绘制了一本生动的小册子，题为《生物柴油为学校》，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解释了新概念。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傻瓜官僚都可以看明白，这么做是正确的。
感恩节期间，迪恩和斯蒂芬决定将绿色循环变成合伙企业。迪恩认为应该以七十比三十分成，他拿大头，因为斯蒂芬的商业模式正在失败；但斯蒂芬说服了他以五十五比四十五分成，这样他们就更像真正的合作伙伴。带着小册子，迪恩重新回去跟今年早些时候见过的一些官员见面——有时见了八九次。圣诞节前夕，他给皮特县教育委员会的一位农业专家打了个电话，他在4月份见过他，后来就杳无音信。“我之前搞错了，”迪恩告诉他，“我回去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现在我搞对了。让我回来演示给你看吧。”
皮特县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东部。与皮埃蒙特不同，它很平坦，而且你知道海岸就在附近，因为明亮的银色光芒隐约可见。但是就像皮埃蒙特一样，它也目睹了烟草业的衰落；迪恩认为，它有着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的三点：荒废的农田，漫长的驾驶距离，以及格林维尔县里的诸多餐馆。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与皮特县学校的首席财务官开了会，后者认真听他讲完后，大声喊道：“这妙极了！”
这话对迪恩的心是一种安慰。他仍然得把这个主意兜售给其他十几个官员，他们试图戳破任何可能的漏洞，想确保学校不会跟任何不守信用的投机商或是无法控制的特立独行人士扯上关系。不过到了最后，2012年3月5日，皮特县学校董事会一致投票通过与绿色循环达成协议，在该公司覆盖成本后，双方将平分出售燃油的利润。迪恩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赢得他的第一场胜利。
他正在阅读史蒂夫·乔布斯的传记，其中提到，当你发现自己有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主意，而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时候，你会感到连呼吸的空气都变稀薄了。他认为他就处于这一阶段。皮特县和北卡罗来纳州可能成为生物燃料产业的硅谷。他正处于一场经济繁荣的中心。格林维尔有足足几亩地的钻石矿。
在任何人愿意给这个想法一个机会之前，它必须收缩到非常小，这很奇怪。学校筹款——就好像迪恩是一个巧克力曲奇饼干面团推销员。但他必须这么做。这项工作已经将可疑程度降到最低，比制造第二代苹果电脑的可疑程度还要低。迪恩开始挨个拜访餐馆。他站在柜台旁，跟丹尼餐厅的经理谈话，说道：“我们会免费把废油收走，你则会获得相应的全部公关效应，所有父母都会知道，丹尼餐厅正在支持学校。”在一家泰国餐馆的厨房里，老板问他：“你是个老师吗？”迪恩说：“我们正在跟学校一起推广这项计划，试图为学校省钱，我们还试图在皮特县开创一个新的产业。”他与格林维尔最大的烧烤餐厅老板的母亲聊了两个小时，却一无所获。中餐厅最容易被说服加入，因为它们的老板渴望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到2012年6月，他已经拿下九十三家餐厅。到8月，绿色循环每周能抽到两千加仑的废油。
一天晚上，两个合伙人在天黑后开着斯蒂芬的卡车转悠。他们进了一个购物中心，停在一家烤肉店后面。斯蒂芬穿过厨房，经过冒泡的油炸锅，来到经理弗雷迪的小办公室，那里的告示牌上写着：“我是红脖我骄傲。”他拿到了钥匙，走出去打开煤渣砌成的棚子，餐厅在那里放了七个金属桶，里面装满废油。他和迪恩把接在卡车底盘罐子上的软管拿进棚子，把吸油口接在第一个金属桶上，开始抽油。这种油是黑褐色的，里面漂着一些动物脂肪，桶顶的油脂像夜空中的星系一样旋转。棚子另一侧的桶里装满了猪的不同部位——脊骨、肩、脚——它们原本会被一家大型提炼公司拖走。空气中弥漫着好肉刚刚开始腐烂时的烧焦气味。一切都因为沾满干油而黏糊糊的——桶、软管、卡车底盘，还有他们的手。这种黏性使迪恩想起小时候处理烟叶时焦油滴在手上的情形。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交谈，他很高兴能干点体力活。
斯蒂芬的泵有点漏气，这让原本二十分钟的工作延长到一个半小时，但他们开车带走了两百四十加仑的烹饪废油，他们为此付给烧烤店一百零八美元；将这些油卖给生物柴油公司，他们每加仑就能赚二点五美元，总共六百美元。他们的计划是最终要自己把废油制成燃料。
他们带着装满烹饪废油的油箱四处跑，迪恩从副驾驶座的窗户望着路边所有餐馆。每个公路旁的购物中心肯定都有三四家餐馆。此外还有医院、大学和橄榄球场——上帝慈悲。
“他妈的，它们到处都是，”他说，“看看那些油，都是我们的，哥们儿，都是我们的。”
“一开始低调点，”斯蒂芬说，“之后我们再感恩。”
“这就是发大财的路子，哥们儿！”
迪恩很清楚，当他发了财，他会做什么。他多年前就已经知道；尽管只跟几个人提起过，但每晚入睡前他都会回想。首先，他要盖一栋大房子，一幢豪宅，就像19世纪格林斯伯勒的牛仔裤男爵摩西·科恩一样；它将能看到蓝岭山脉，有着三角山墙、屋顶窗和巨大的前廊，全都漆成白色。它将远离公路，有地热和空调，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屋顶。
然后，他会在这栋巨大的房子里收养被遗弃的孩子。这栋房子将坐落在一个农场，一个真正运作的农场，这样他就可以把过去的技能和道德准则教给那些被其他人抛弃的孩子——教导他们成为杰斐逊所说的地球耕种者，那是最有价值的公民，最朝气蓬勃，最独立自主，也最具美德。
他知道那栋房子的位置：就在普莱斯烟草农场，在那埋葬普莱斯家四代人的墓地旁边的小山上。那里最后埋葬的是他的父亲，“只不过是又一个被恩典救赎的罪人”。迪恩有一天也会埋在那里。他对把房子盖到那片地上有过疑虑。他的贫困思维来自那里，来自那个家庭。他曾试图拔除杂草，浇灌种子，但每当他走过那些坟墓，它们又会唤起那种思维。可是，这不正是在这里建造房子的原因吗？这不正是他最终将获得自由的地方吗？哪怕他即将在一场止赎拍卖中失去自己在家族农场的份额——因为他的破产案已经重新审理，而他的克星，那个石油商人，正在追讨迪恩仅剩的资产，也就是这片土地——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仍然梦想着建造一座大白房子，让里面住满孤儿。那片土地终会回到他手上。
分别指第18任美国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第19任美国总统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第20任美国总统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
威廉·詹姆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是美国最早提供心理学课程的学者，被称为美国心理学之父。
提克里特（tikrit），伊拉克重要战略城市。
指2009年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americancleanenergyandsecurityact），其中提出了碳排放交易系统，即政府设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限，公司可以买卖排放额度。该法案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未能进入参议院议程。
摩西·科恩（mosescone），科恩纺织公司的创立者，详见本书160页注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