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不记得。报纸上从没提过。他们追他可能是因为——他不肯说——不是毒品就是女人。”
“很可能是毒品。”塔米说。
“对。我当时没意识到，因为他看上去还那么年轻。真的很让人伤心。”
“是的，没错。”
“他们十三四岁时，我相信应该把他们送进教养院。我们说教养的时候，教养是什么意思？他们可以教养你，让你想要成为一个好公民，从那里起步，你可以去为社会服务。反正爸爸妈妈也不在乎你，所以教养院可以照顾你。你明白吗？它会给你一些可以牢记一生的东西。你得确保能接受好的教育，你就能过得很开心，就像去看马戏。所有这些我都做了。天冷了。”
“我快哭了。”塔米说。
她待了一个多小时。她感觉待一天也没关系，因为只要特珀太太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但塔米得回去工作。临走前，塔米问她是否可以回来喝茶，或者带午餐来吃。
“我很欢迎你来做客。”特珀太太说。
塔米坐进庞蒂亚克，开车经过克兰德尔公园，她曾在那里为天鹅喂食。那栋房子比她记忆中要小得多，也没有那么迷人。它没能维持良好的状况，糟糕的街区也正在迫近。可是，当塔米站在门厅，她看到母亲正急匆匆走下楼梯，说她不喜欢待在这里，因为这房子闹鬼；当塔米站在厨房，她听到奶奶正喊她帮忙洗衣服。通过这些时刻，她再一次感到，自己与她们近在咫尺。
前廊咖啡厅位于一栋砖砌建筑的底楼，二楼被烧光了；它毗邻阿克伦市区附近的州际公路。咖啡馆里有五十个人坐在餐桌旁，包括少数几个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还有很多黑人男性，其中许多人都有前科。海蒂小姐在那里，她的t恤上印着奥巴马的大幅头像。塔米站在屏幕前，穿着牛仔裤和印着紫色和白色漩涡花纹的合成纤维宽松长衬衫。她的头发剪短了，最上面染了色。
几天前，她去了克利夫兰的一个社区中心，在一个挤满老人的房间里谈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女人在听，男人在玩多米诺骨牌。她带着一位“领导者”一起去了克利夫兰，那就是七十一岁的格洛里亚小姐。格洛里亚小姐本应谈论靠退休金生活的感受，以及退休金如何受到威胁，但听众们听不清格洛里亚小姐说的话，所以塔米在设置好投影仪的同时还得负责大部分演讲；她拖着投影仪到处走，好给人们播放一段关于科赫兄弟的视频。那是一段卡通片，查尔斯和大卫被描绘成一只章鱼身上长出来的两个脑袋。影片播放完毕之后，一个名叫琳达的女听众问道：“这两个科赫兄弟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他们？”另一个女听众玛贝尔说：“科赫兄弟打算让黑人支付这笔账单。”离开克利夫兰后，塔米在扬斯敦参加了食品政策委员会会议，然后还得为少数族裔健康会议准备一个演示。在这个过程中，她正准备自己的婚礼：她将在坦帕附近的海滩上与一个名叫马克的屋顶工结婚，她在东区高中时就认识了他。突然之间，马克有个来自东克利夫兰的叔叔出现了，后者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于是住进了他们在自由区的房子。
她累了。
“在我长大的地方，你可以坐在前廊上，闻到空气里的硫黄味，”塔米在前廊咖啡馆对人群说，“社区里的每个人都在工作。那时，我们只有十五万人。你猜怎么着？有一天，工作不见了。1977年9月，工厂关门大吉。十年里，我们失去了五万个工作岗位。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很幸运能够在帕卡德找到一份工作。在鼎盛时期，它有一万一千个工作岗位，后来缩减到三千个，而当我们离开时，那里只剩下不到六百个工作岗位。我只想让你们知道，扬斯敦的故事是整个美国所有老工业城市的缩影。”
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的扬斯敦勘测图投影到屏幕上，东侧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我的祖母曾经非常努力地工作，给别人打扫地板、洗衣服、做饭，好让我们能拥有一栋房子——那栋房子所在的街道上现在有四栋房子，其中两栋是空的，一栋是我们的。我们社区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塔米正在引述她前一天记下的笔记——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变成演讲，让小组里的人知道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与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活动联系起来，为俄亥俄争取更好的工作。
“当我们看着孩子，看着社区中蔓延的荒芜，你怎么还能不断攻击薪酬丰厚的工会工作，就像我们在帕卡德电气失去的那些工作？没有人能告诉我，我将不能在那份工作上干到退休。我们俄亥俄州需要工作。我们俄亥俄州需要能够支付最低生活工资的工作。工作是将我们与周围一切事物连接起来的结缔组织。”
2012年，工作机会正慢慢回到俄亥俄州，其中一些在扬斯敦周围地区：尤蒂卡页岩的天然气勘探工作就在马洪宁谷下面；小镇西北部的通用汽车工厂有了新的岗位；汽车配件工厂有了制造业工作；甚至钢铁厂也有了一些工作。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新机会并没有照顾到最需要它们的人，例如仍然生活在扬斯敦的穷人和长期失业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有犯罪前科的人——就像现在坐在前廊咖啡厅里的许多人一样。合作社并没有经济发展战略。它的促进就业运动只是呼吁私人雇主首先雇用当地人，给前重罪犯一个机会，同时呼吁政府成为提供最后可能的雇主。
“我怀孕时，我的祖母伤透了心，”塔米说着，开始给演讲收尾，“我想确保自己能从高中毕业，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可以给女儿带来更好生活的唯一途径。我在我们的社区里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都搬走了。扬斯敦可以再次成为一个生活的好地方——也理应如此。”
塔米忙于组织工作，以至于几乎没有时间为选举宣传。但是在11月5日，她花了两个小时，与柯克·诺登一起，在东区的林肯公园附近上门宣传，那里是她长大的地方。有传言说，有份带着误导性信息的文件正在附近流传，告诉人们可以签署这份文件以代替投票。因此，塔米询问她遇到的每个人，他们是否已经投票，或是打算第二天投票，或者是否需要搭车去票站。令她感到惊讶的是，人们对奥巴马的热情甚至比2008年还要高；他们已不再担心这个国家是否已经准备好，以及一个黑人总统是否能够活下来。
第二天晚上，当奥巴马再次当选，塔米感到自己比第一次时更加激动。她太关注竞选期间的每日消息，俄亥俄州的民意调查太过接近，她很担心奥巴马会输掉。她一直对选举抱有消极的看法：如果奥巴马输了，她曾经帮助招募和培训的人，像海蒂小姐、格洛里亚小姐和前廊咖啡厅里的那些男人，也许会觉得这些工作徒劳无功，而她生命中的几年时光可能白白浪费。她没让自己想过，如果奥巴马赢了，那将意味着什么。当一切尘埃落定，她心想：“天啊，这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去真正做一些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