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海上家园研究所最大的赞助人和董事会成员，这是一家自由意志主义的非营利组织，由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一名谷歌前工程师创立。海上家园是指在国际水域中的浮动平台上建立新的城市国家——那将是法律法规无法触及的社区。它的目标是创建更极简主义的政府形式，迫使现有制度在竞争压力下进行创新。（蒂尔已经相信，美国宪法是行不通的，必须予以废除。）
如果说存在一项突破性技术，那很可能就是人工智能。随着计算机获得自我完善的能力，它们最终将超越人类，并伴随不可预测的结果——这种情形被称为奇点。无论是好是坏，这都将极其重要。创始人基金向一家英国人工智能公司沉思科技（deepmindtechnologies）投资，蒂尔基金会每年还会向硅谷的一家智库奇点研究所（singularityinstitute）捐款二十五万美元。人工智能可以解决人类想都不敢想去解决的问题。奇点的概念如此怪异且难以具象，以至于很少被人注意，完全不受监管，这正是蒂尔喜欢聚焦的领域。
另一方面，他回避了那些能给在困境中挣扎的美国人提供最直接帮助的领域——食品和能源。这些领域的监管太多，过于政治化。如果说他的投资有某种不平等的意味，那么所有技术进步都有不平等的成分——你在做一件崭新的事情，而崭新的事物很少能同时传播给所有人。最明显的例子是延长寿命：最极端的不平等形式存在于生者和逝者之间。很难能比这更不平等了。第一个活到一百五十岁的人大概率会很富有——但是蒂尔相信，每一项技术突破最终都会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如果将它交给全民投票，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翠鸟分子公司的科学家是来自研究型大学的难民，他们已经看破学术研究，坚信改变世界的最佳方法是创办一家公司——对蒂尔来说，这再理想不过了，他认为美国经济中最新的一轮泡沫就是教育。他将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与次级抵押经纪人相提并论，并称深陷债务的毕业生是发达国家仅存的签了卖身契的工人，哪怕破产也无法重获自由。体制的自我满足和不思进取伴随着对进步的盲目信念，这在它对精英学位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只要我的孩子进了正确的学校，就能继续向上流动。大学教育已经成了一份极其昂贵的保险，就像拥有枪支一样。“未来不过如此，但如果你有一栋房子、一把枪、一圈通电的栅栏和一个大学学位，那你就能游刃有余。如果你没有这些，那你就完蛋了。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所有争论都围绕着我们如何才能让所有人都拥有枪支，那我们可能忽略了犯罪问题。”在经济停滞之中，教育已成为一种地位博弈，它“纯粹关乎地位”，“彻底脱离了”对个人和社会究竟有什么好处的问题。
在硅谷，不必走远就可以找到证据。曾经作为加州骄傲的公立学校，如今在全国州立学校系统中排名48位，长期缺乏资金，深陷危机之中。私立学校已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但同时也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的新鲜事物：私有化的公共教育。位于繁荣的硅谷城镇的学校开始依靠大规模的筹款来保持领先。伍德赛德的一所小学有四百七十个孩子，1983年，第13号提案提出五年后，为了保证一个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位不会因预算削减而被砍掉，一家基金会开始为它提供资金，现在每年会捐助两百万美元。这所学校在每年的夜间大拍卖活动中能进账至少五十万美元。2011年的主题是“摇滚明星”。父母身穿豹纹衬衫和紧身迷你裙，戴着刺脊乐队或蒂娜·透娜的假发，吃着“跳跃杰克闪电”烤腹肉牛排，伴随着80年代曲风乐队“臭名昭著”的歌跳舞，然后被拍卖师连哄带骗地为“棒极烤肉店！”和“撼动女神度假村”的门票竞标。参观拉里·埃里森家著名的日式花园——埃里森是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第三有钱的人，也是十年来薪酬最高的公司高管——被拍卖到了两万美元。一个在私人住宅中举办的美剧《广告狂人》主题十六人晚宴（“在香烟和美酒中，你尽情放纵，干一些会后悔的美事”），被一位房地产投资商及其妻子以四万三千美元拍到了手。
而在几英里外的东帕洛阿尔托，小学没有基金会资助，长期缺乏教科书和教室用品。加州的公立学校仍将持续沉沦。
大学也是如此。世界一流的加州大学系统在四年内被削减了近十亿美元的预算，削减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五；2012年，它又面临数十亿美元的预算削减，已经濒临崩溃。同一年，斯坦福大学宣布，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它在一场五年计划资金筹措活动中募集了六十二亿美元，这是高等教育历史上的最高筹款数额。在硅谷蓬勃发展的同时，斯坦福大学建了新的医学院、商学院、工程中心、设计学院、跨学科法学大楼、环境和能源大楼、纳米研究和技术中心、认知和神经生物学成像大楼、生物工程学中心、汽车创新设施和音乐厅。这所大学催生了五千多家公司，注册了八千项发明，带来十三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那些在70年代还是空地的校园区域，现在看起来像是闪闪发光的奥兹国奇景。
在蒂尔看来，在一个阶级分层的社会中，这种对教育的疯狂追求是机制失效的另一个迹象。他对斯坦福大学评价颇高，曾在那里学习七年，现在偶尔教授课程。但是，大学似乎与硅谷奇怪地分隔开了——新公司是由学生而非教授创立的，而教授越来越专注于艰深难懂的领域。他不喜欢利用大学来寻找学术焦点的想法。选择人文学科作为专业在他看来格外不明智，因为这通常会指向预设的选择，那就是法学院。学术研究也令人疑虑——谨慎而狭窄，推动它的是争夺基本势力的争斗，而不是对突破的追求。最重要的是，大学教育并不会教创业。
蒂尔考虑过创办自己的大学，但他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让家长不在乎斯坦福大学和常青藤的名声，那实在太困难。后来，在一次从纽约回旧金山的航班上，他和卢克·诺塞克想出了一个主意：向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资助，好让他们离开大学，创办自己的科技公司。蒂尔喜欢快速行动、引人注目（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这么做一回）。第二天，在旧金山的年度会议techcrunch上，他宣布了“蒂尔奖学金”项目：挑选二十名怀有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创业理念的年轻人，为每人提供十万美元、持续两年的资助。批评家指责他腐化年轻人，令他们追逐财富，却在教育上抄近道。蒂尔则指出，奖学金获得者可以在奖学金期满后重返学校。但很大程度上，他的计划确实是捅了顶尖大学一刀，试图偷走它们最好的学生。
蒂尔离开这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开车沿半岛向北，来到克莱瑞姆在旧金山的办公室。他接下来安排了一轮面试；最开始有六百人申请他的奖学金，五十人进入最终轮，这一天他将面试其中几人。第一位坐到深色会议桌旁的候选人是来自西雅图周边的美籍华裔研究生，名叫安德鲁·许。他是个十九岁的神童，仍然戴着牙套。他五岁时就开始解决简单的代数问题。十一岁时，他和哥哥共同创立一个名叫“世界儿童组织”的非营利机构，为亚洲国家的孩子提供教科书和疫苗。十二岁时，他进入华盛顿大学。十九岁时，作为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系的四年级博士候选人，他决定放弃学业，创立一家公司，根据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制作教育视频游戏。“我的核心目标是同时扰乱教育和游戏领域。”他的话听起来跟彼得·蒂尔一模一样。
蒂尔表示担心这家公司会吸引那些有着非营利态度的人，他们会觉得：“问题不是赚钱，我们在做好事，所以我们不必努力工作。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在清洁科技领域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它吸引很多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他们工作不怎么努力吗？”许问。
“你有没有考虑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是想说，仅仅因为公司涉猎教育，这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没错，”蒂尔说，“对于投资这类公司，我们主要的问题是，你最后会吸引到一些不想努力工作的人。这也是我认为它们为什么至今都行不通的深层原因。”
许抓住了蒂尔的游移：“可是，这是一家游戏公司。我不会叫它教育初创公司。我会说这是一个游戏初创公司。我想吸引的是硬核游戏工程师。所以我不认为这些人在工作上会懈怠。”
许将获得蒂尔奖学金。还有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斯坦福大二学生，他自九岁起就一直痴迷于能源和水的匮乏问题，还试图建造世上第一台永动机。“在失败了两年后，我意识到，即使解决了永动机问题，我们也不会使用它，因为它太昂贵了，”他告诉蒂尔，“太阳是永生的能量来源，但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它。因此，我开始沉迷于降低成本。”
他十七岁时学到了光电定日镜，又叫太阳能跟踪器，即“将日光定向到一点的双重存取跟踪镜”。如果他能发明一种足够便宜、利用定日镜产生热量的方法，那么太阳能就可以在经济上与煤炭竞争。在斯坦福大学，他创办一家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学校拒绝将他在该项目上的工作时间折算成学分。因此，他选择休学，并申请蒂尔奖学金。
“我觉得这是我能从斯坦福学到最好的东西，”他说，“我住在这个叫作黑匣子的创业者之家，离校园大约十二分钟。那可真是开心极了，因为它离我们的办公室非常近，还有热水浴缸和游泳池，然后我周末还能去斯坦福见见朋友。你能获得最好的社交，同时还能从根本上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工作。”
紧随其后的是一对斯坦福大学新生，一个是名叫史丹利·唐的创业者，另一个是名叫托马斯·施密特的程序员，他们想做一个名为“四方群众”的手机应用程序，它可以让你在地图上实时定位最亲密的朋友。“它能让你拿出手机就知道朋友此刻在哪儿，无论他们在图书馆还是在健身房。”来自香港的唐说。他已经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电子百万：十四个成功的互联网百万富翁的幕后故事》。“每个周五晚上，我都会去参加派对，不知怎么的，你会在人群里跟朋友走失——人们会分散到不同的派对上去。我总是得发短信给他们：‘你在哪儿呢，你在干什么，你在哪一场派对上？’我必须跟十个朋友发这种短信，这就像一个巨大的痛点，而且确实让人很困扰；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在解决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痛点，也许是大多数大学生都经历过的。”
同样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施密特解释了这个应用程序的名称。“在七八十年代，在facebook之前，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斯坦福里的四方中心是休闲的地方，人们会在那里放松，跟朋友聊天。现在，除了游客还会去，四方中心已经完全荒废，人们只会骑车穿过。所以我们觉得这很蠢，这毁掉了社交互动。世上有很多很酷的人，而你没有那么多机会去认识那么多人。”
唐被问到四方群众将如何改变世界。“我们正在重新定义大学生活，我们正在让人们连接起来，”他说，“当它延伸到大学生活之外，我们实际上就能重新定义社会生活。我们想如此看待自己：我们正在弥合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的鸿沟。”
蒂尔对此表示怀疑。听起来，好像有太多其他创业公司希望在facebook和foursquare之间找到狭窄的空地。当然，这不会使美国摆脱科技增速放缓的局面。四方群众的候选人没能获得蒂尔奖学金。
那天晚上，蒂尔在玛里纳的宅邸举办了一次小型晚宴。在这里，只有一个棋盘和一个摆满科幻小说与哲学著作的书柜暗示着主人的身份。优雅的金发助手身穿黑色制服，满上酒杯，招呼客人享用晚餐。餐桌上的每个位置都摆着一份菜单，上面写着三道菜，包括水煮野生鲑鱼配烤芦笋、小葱和黑米，配青柠味的拉维戈特酱，或是煎甜辣椒玉米糊配炒冬菇，炖羽衣甘蓝，焦糖甜洋葱，还有法式尼斯橄榄泥。
在这场点着蜡烛的正式晚宴上，蒂尔的客人就像他们的主人一样看起来格格不入。戴维·萨克斯在这里，他是蒂尔在斯坦福和贝宝的朋友，《多样性神话》的合著者，也是组织内部社交网络平台yammer的创始人。还有卢克·诺塞克，另一名贝宝帮成员，也是创始人基金的生物技术专家——他还是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alcorlifeextensionfoundation）的成员，那是一家致力于人体冷冻技术的非营利机构；他已经签署协议，在他正式去世后，会将身体充满液氮，如此一来，待将来发明了新技术，就可以将它恢复到完全健康的状态。还有人工智能研究者埃利泽·尤德考斯基，他与人共同创立了奇点研究所；他只上到八年级，自学成才，写过一本长达千页的网络同人小说《哈利·波特与理性之道》。这本小说改写了原著，试图通过科学方法解释哈利的巫术故事。还有海上家园研究所的创始人帕特里·弗里德曼。他是一个矮小的男人，留着黑色短发和细细的胡须，衣着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滑稽古怪。他住在山景城的一个“理念社区”，自认为是自由性爱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并经常就此发表博客和推文：“多元关系与有竞争的政府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多选择及竞争会带来更多挑战、改变和成长。生存下来的将会更强大。”
晚宴上，诺塞克说，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家是那些抓住一个理念、为之奉献生命的人。创始人基金会支持这些有远见的人，让他们管理自己的公司，保护他们免受其他风险资本家的干预，因为那些风险资本家倾向于用乏味的高管来取代他们。
蒂尔接过话头。他说，在美国，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会去四个地方：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硅谷。前三个已经疲惫透顶，被榨干了。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失去了吸引力；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华盛顿洋溢的兴奋已经结束；好莱坞多年前就不再是文化圣地。只有硅谷仍然吸引着有梦想的年轻人。
诺塞克回忆说，他在伊利诺伊州上高中时，有一门英语课没及格，因为老师说他不会写东西。如果当时存在像蒂尔奖学金这样的项目，那么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本可以避免许多痛苦。太多有天赋的人上完了大学和研究生院，却没有对未来的计划。蒂尔奖学金将找到这些人才，在他们可能迷失方向或被建制吞噬之前，帮助他们成为企业家。
蒂尔说，教育就像一场“锦标赛”，由一系列困难的竞争阶段组成。“你一直试图成为第一名。大学的问题在于，当你发现自己不再是第一名的时候，它会对你的自信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桌子上有酒，但是客人喝酒很少，讲话很多。整个用餐过程中，两个主题保持不变：企业家的优越性和高等教育的毫无价值。9点45分，蒂尔突然把椅子往后一推。
“大多数晚餐要么就是持续时间太久，要么就是持续得不够久。”他说。
他的客人走出房子，踏入凉爽的旧金山之夜。美术宫灯火通明，圆顶映在池水中。向南三十英里，硅谷的实验室亮着日光灯。向东三十英里，人们正艰难度日。蒂尔回到楼上，独自一人，开始回复电子邮件。
罗恩·保罗，共和党元老，曾任参议员和众议员，并三度参选总统。他对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大规模监视政策持批评态度，提倡限制政府和自由市场，被视为茶党的领袖之一。
安·库尔特，美国保守主义媒体评论人。
指帕特里·弗里德曼。他的祖父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刺脊乐队，美国电影《摇滚万万岁》（thisisspinaltap）中虚拟的英国重金属乐队。蒂娜·透娜，美国歌手，获得无数业内奖项，被称为摇滚女王。《跳跃杰克闪电》（“jumpin'jackflash”）是滚石乐队1968年发布的单曲。臭名昭著乐队是加州本土表演乐队。
foursquare是一款2009年上线的美国社交网络服务，用户可分享地理位置，对具体地点进行记录和点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理念社区（intentionalcommunity），人们基于同一种意识理念而共同生活的社区聚落形式，社区居民通常拥有相似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