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上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是在2009年1月。对全球精英来说，达沃斯是一个可见度很高的地位标志，但在那一年卷入达沃斯，似乎意味着你就是那群搞乱世界的人里面的一员。蒂尔离开时下定决心，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都将做空地位，做多实质。如果美国正在发生某种解体，那么地位标志会变得诡异而不对劲——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它们不可能是正确的、真实的东西。几乎所有地位高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值得投资的好东西。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蒂尔提出了关于过去和未来的理论。
它可以追溯到1973年——“50年代的末期”。那是石油危机的一年，美国的中位数工资开始停滞不前。70年代是问题开始出现的十年。许多机构停止工作。科学和技术停止进步，增长模式崩溃，政府不再像过去运转得那么顺畅，中产阶级的生活开始陷入困境。然后是80年代——蒂尔1985年从高中毕业时，事情看起来非常乐观，一切皆有可能。接着是90年代——互联网取代天堂，财富滚滚而来，使用鼠标垫的日常生活看上去简直像是某种奇迹。等到千禧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是低迷的十年——布什作为第43任总统上台，暴力和战争频发，经济萎靡不振，只有华尔街除外，这导致了2008年的大震荡和新的经济萧条。四个十年——下，上，上，下。四十年后，重归平地。
这一切在中间几年里很难看清，那时候，事情似乎在好转。在硅谷更难看清，毕竟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的几年，硅谷仍然过得相当不错：谷歌上市，facebook，还有其他社交媒体。然而，在硅谷以东三十英里，人们的生活并不好，尤其是当他们唯一的资产——房屋——跌去一半价值之后。事实上，中间的二十年就像是70年代之后经历的小阳春，它持续了很长时间。如果从1982年里根衰退的末期开始算，一直到2007年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为止，那么大约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在一切开始重置之前，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回到原点。整个小阳春时期，相同的重要机构继续受到侵蚀，随之而来的是持续更久的经济萧条和金融恐慌。看待小阳春的一种角度，是一系列泡沫：债券泡沫、科技泡沫、股票泡沫、新兴市场泡沫、房地产泡沫……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破灭，而这种破灭表明，它们只是长期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也许是对这些问题的回避，是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有如此之多的泡沫，还有如此之多的人同时追逐这种转瞬即逝的泡沫，很明显，这在根本上是行不通的。
2011年春天，米特·罗姆尼来到硅谷寻找支持者，他造访蒂尔在旧金山的家，与他共进早餐。罗姆尼说，他的竞选活动将会把重点放在经济而不是社会问题上，他会让数字来支持他的论点。蒂尔认为他很有才华，令人印象深刻，他给了罗姆尼一个预测：“我认为，最悲观的候选人将获胜，因为如果你过于乐观，那表明你不够接地气。”换句话说，倘若罗姆尼仅仅是声称奥巴马无能，认为换另一位总统情况自然会好得多，那将是错误的策略。1980年，里根可能会针对卡特提出这样的论点，但在1980年，只有一半人认为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过得更糟；2011年，这一比例接近八成。如果罗姆尼说，情况可能会好起来，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将会十分困难，比更换总统更困难，那就聪明多了。然而罗姆尼无法理解这一点。他认为更乐观的候选人永远能获胜。他认为一切仍在根本上如常运转。
比如，信息时代怎么样？它的运转难道不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吗？曾经因信息时代而赚得盆满钵满的蒂尔，如今却不再这么想了。
在帕洛阿尔托市区的维尼西亚咖啡馆——2001年，蒂尔和埃隆·马斯克正是在这里喝着咖啡决定让贝宝上市，这里距贝宝最初在大学街的办公室只有五个街区，而那个办公室就在facebook最初的办公室和帕兰提尔现在的办公室对面，距离山景城的谷歌园区只有六英里，距离新经济的世俗神殿苹果商店在一个方向上只有一英里，另一个方向上则只有半个街区；这里是硅谷心脏的心脏，周边的桌子坐满了干净、健康、衣着不起眼的人，他们都用着苹果设备，谈论着创造想法和天使投资——蒂尔从牛仔裤口袋掏出一个iphone，说：“我不认为这是技术上的突破。”
与阿波罗太空计划或超音速喷气飞机相比，智能手机看起来很小。在1973年之前的四十年里，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工资增长了六倍。从那时起，美国人被纯粹的小工具迷住了，却忘记了进步究竟可以有多么广泛。
蒂尔最喜欢的书之一，是法国作家j.j.塞尔万－施雷伯的《美国挑战》（theamericanchallenge），该书出版于1967年，即蒂尔出生的那一年。塞尔万－施雷伯认为，美国的技术和教育动力正在将世界其他地区甩在身后，他预言到200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后工业化的乌托邦。时间和空间将不再是交流的障碍，收入不平等将缩小，计算机将解放人类：“每周只有四个工作日，每天七个小时。一年将只有三十九个工作周，还有十三周的假期……所有这些都将在一代人之内实现。”信息时代如期抵达，但乌托邦并未到来。汽车、火车和飞机都没比1973年时进步多少。石油和食品不断上涨的价格表明在能源和农业技术发展上的失败。计算机没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维系中产阶级的生活，没能在制造业和生产力上取得革命性的进步，也没能提高各阶层的生活水平。蒂尔开始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净优势，但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苹果“主要是设计上的创新者”。推特将在未来十年为五百人提供工作保障，“但是，它为整个经济创造了多少价值？”使蒂尔成为亿万富翁的facebook“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因为它足够激进。可是对于广受赞美的社交媒体时代，这就是他能说的一切了。他投资的所有公司大概雇用了不到一万五千人。“在进步停滞的地方，一切却在发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信息本身就是问题的征兆。虚拟世界的创建已经取代物理世界的进步。“你可以说，整个互联网都有一种逃避主义者的意味，”蒂尔说，“在过去十年里，我们有了所有这些互联网公司，而经营它们的人似乎都有点自闭症。这些温和的阿斯伯格案例似乎正在蔓延，他们不需要销售，这些公司在本质上有着古怪的反社交性。谷歌就符合这种原型。然而，在一个状况不佳、许多东西功能失调的社会中，那可能就是你能增加最大价值的地方。我们身处这个混乱的现实世界中，事情变得异常艰难和破败，政治陷入疯狂，好人很难当选，系统似乎无法正常运转。至于这个替代的虚拟世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在计算机上都是0和1，你可以对它重新编程，让计算机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许，在这个国家，这是你实际上可以帮得上忙的最好途径。”
问题归结到了这里：发明了现代装配流水线、摩天大楼、飞机和集成电路的美国人不再相信未来。自1973年以来，未来一直在衰落。蒂尔称其为“技术放缓”。
举个例子：他长大后阅读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说，曾描述乌托邦式的太空旅行和海底城市，如今看起来就像是远古时代的文物。现在的科幻小说讲述的是技术失效或故障的故事。“1970年，排名前二十五的科幻小说选集里，会包括‘我和我的机器人朋友在月球上散了个步’这种故事，”蒂尔说，“到了2008年，却变成了‘银河系由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联邦统治，有人正在捕猎行星，杀死它们取乐’。”蒂尔与肖恩·帕克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创立了一家名为“创始人基金”（foundersfund）的早期风险投资公司。它发布了关于未来的在线宣言，开头就是一句抱怨：“我们想要飞行汽车，结果得到了一百四十个字符。”
技术放缓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也许再也没有简单的技术问题了，那些问题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解决，剩下的大问题确实非常棘手，例如如何让人工智能运转。也许科学与工程学在联邦资助削减的同时也失去了声望。蒂尔内心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指出，问题之一是对能源、食品和毒品等商品的监管过度——计算机是增长最快的行业，恰恰也是监管最少的行业之一，这并非偶然；问题之二则是狭隘的环境保护主义，它希望所有解决方案看起来都像是自然的，因此几百个新的核反应堆不在讨论之列。也许，当苏联这个敌人不复存在，随之而去的是军事创新的动力和更大层面的牺牲意愿（这个想法令蒂尔格外困扰，因为他对暴力深恶痛绝）。也许，持久的和平让人们不再有理由努力工作，未来的衰落实际上始于1975年的阿波罗－联盟号联合飞行，正是它终结了太空竞赛。也许，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蒂尔的一个年轻朋友描述了他在耶鲁大学的新生介绍会，那里的教务长告诉新生：“恭喜——你们的一辈子都稳妥啦。”人永远不该认为自己的一辈子都稳妥了。
蒂尔是精英阶层中的精英，但他的知识分子火力瞄准了自己的阶级，或是在他两三个梯级之下的人——年薪二三十万美元的专业人士。精英已经太过自满、不思进取。如果说他们没能看清技术发展放缓的现实，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成功令他们偏向乐观，而财富不平等令他们无法看到俄亥俄州这样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如果你出生于1950年，收入属于顶端的百分之十，那么这二十年来，一切都在自动变得更好。然后到了60年代末之后，你进了一所好学校读研；70年代末，你在华尔街找到一份好工作，接着碰上了经济繁荣。你的故事反映六十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曾松懈的进步。而对大部分六十岁的美国人来说，那根本不是他们的故事。”体制已经凭惯性滑行了很久，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它的失败指向新的方向，也许是马克思主义，也许是自由意志主义，那将是它无法继续控制的动荡轨道。
蒂尔的论点在整个政治光谱上遭到全面抵制。在右翼里，市场原教旨主义取代了对创新的认真思考（这就是为什么罗姆尼在那次早餐会上无法理解蒂尔的观点）。左翼则是表面上对创新自鸣得意——花更多钱就行了——实际上却有着深深潜藏、不言而喻的悲观。奥巴马总统可能认为，除了控制经济衰退之外，没什么能做的，但是他不能发表又一次“痼疾演讲”（看到吉米·卡特发生了什么之后，再也没人会这么做），所以他对未来的描绘仍然有着古怪的空洞。奥巴马和罗姆尼都选择了错误的立场：前者认为美国例外主义已不再正确、应该放弃，后者则认为它仍然正确。双方都不愿意告诉美国人，他们不再是个例外，但他们应该再次尝试成为例外。
蒂尔不再是对冲基金巨头，但随着他开始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靠发表文章，或是在全国激增的精英讨论及社交会议上发言——他已经成为自己在斯坦福大学时曾梦想成为的那种知识分子煽动者。2012年夏天，他受邀参加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财富头脑风暴科技会议，在那里，他与谷歌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就技术的未来展开辩论。施密特是那种能激发蒂尔内心恶意的乐观自由主义者，他告诉观众，晶体管、光纤和数据分析正在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好；根据摩尔定律，计算能力每隔两年会翻一番，而且这种发展至少还要持续十年。
“埃里克，我认为您作为谷歌宣传部长的工作非常出色。”蒂尔开始说道。
主持人打断了他：“你说过你会表现得友好。”
“我是说他的工作非常出色。”蒂尔的蓝色西装外套扣着中间的扣子，白色衬衫靠上的扣子则解开几颗；他阐明了他对科技发展放缓的观点。作为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他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监管。“我们基本上已将一切与物质世界有关的事情都禁止了，”他说，“你唯一获准去做的事情只能在数字世界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计算机和金融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在过去四十年里，只有这两个领域产生大规模的创新。金融似乎正处于被禁止的过程中，因此现在，硕果仅存的就是计算机。如果你是一台计算机，那倒是不错。谷歌就是这么想的。”
施密特微笑着抑制怒气。主持人指着谷歌董事长对蒂尔说：“你不是在指责他是一台计算机吧？”
“你懂的，很多情况下，他们喜欢计算机超过人类，”蒂尔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错过了社交网络革命。没错，从未来四十年的角度来看，假如你是一台计算机，那么摩尔定律对你来说再好不过。但问题是，这对人类有什么好处？这如何能转化为人类的经济进步？”
蒂尔喜欢丑化可敬的见解。他的一篇文章《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育》于2009年在网络上风靡一时，让思维健全的人愤怒不已。他写道：“上世纪20年代是人们能对政治真心感到乐观的最后十年。1920年以来，福利受益人大量增加，女性获得了公民权——对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从这两个群体获得选票是臭名昭著地困难——这已经让‘资本主义民主’这个概念变成了自相矛盾的说法。”蒂尔试图解释说，他并不想剥夺女性的投票权，相反，他想找到一种能绕开民主的道路，因为民主与自由格格不入。他长期致力于给政治议题捐款。2009年，他资助了詹姆斯·奥基夫，后者的卧底录像后来让acorn关门大吉。2011年和2012年，他向罗恩·保罗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两百六十万美元，向支持自由市场的增长俱乐部捐赠一百万美元，同时还为同性恋保守组织gopround组织筹款活动，邀请安·库尔特作为主讲人。然而他越来越想摆脱政治，因为对实现变革来说，政治的效率太低了。他仍然致力于青少年时代的信仰，但美国人不会投票支持自由意志主义者。
另一方面，技术可以不经任何人的许可就改变世界。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意志主义者的重大任务，是找到一种方法，去摆脱一切形式的政治——从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灾难，到不经思考的民主党人领导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我们正处于政治与技术之间的致命竞赛中……我们世界的命运可能取决于一个人的努力，只要他能建立或推广一种自由的机制，让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地存在。
蒂尔开始成为那个人。
硅谷一个下雨的春日早晨，蒂尔穿着风衣和牛仔裤，开着他那辆深蓝色的奔驰sl500，在101号高速公路和海湾之间的工业园区里寻找一个地址。那是一家名为翠鸟分子（halcyonmolecular）的公司，它想要治愈衰老。蒂尔是公司最大的投资者，也是公司董事会成员。他开车时没系好安全带。他在安全带问题上摇摆不定——赞成安全带的论点认为安全带让你更安全，反对者则认为，如果你知道自己不那么安全，那么你开车就会更小心。实际上来说，如果你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小心驾驶，那是最安全的。他向左转弯，系好了安全带。
尽管在安全带问题上摇摆不定，蒂尔始终怀有三岁时听到死亡消息时的那种原始沮丧感。他拒绝服从他所谓的“每个人都无法避免死亡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越早越好。在医学研究的现状下，他预计自己能活到一百二十岁——考虑到生命延伸的无限可能，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妥协。但是一百五十岁已经不是痴人说梦，永生也并非绝无可能。史蒂夫·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曾发表演讲，讲述死亡的前景如何成为他的动力，但蒂尔不这么认为。死亡，令人丧失动力。它最终会令人沮丧，让一切沾染绝望的语调，并给人们尝试实现的目标加上限制。如果能将每一天都活得像是生命将永远持续一样，那才更健康。永生会让人们更加善待彼此，因为他们将认为，自己会不断与对方重逢，直至永远。老歌《美国派》里有一句歌词：“没有时间重新开始。”想到自己的衰老，就像想到美国的衰退一样——你会想生活在一个重新开始也永远不会太晚的地方。
2010年，蒂尔的朋友和创始人基金的合伙人卢克·诺塞克向他介绍了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这家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方法，能通过电子显微镜读取人类基因组的完整dna序列，这将可能让医生迅速了解病人的基因组成，只需花费一千美元。翠鸟分子的工作有望在检测和逆转遗传疾病方面带来根本性的改善，蒂尔决定让创始人基金成为第一个外部投资人。他对电子显微镜dna测序一无所知，但当时，翠鸟分子的年轻科学家也都没有掌握这种技术——没人掌握，这就是让蒂尔兴奋的原因。他注意到了他们的才华和热情，当他们要价五万美元时，他给了他们第一轮五十万美元的投资。
蒂尔终于找到了翠鸟的办公室，他停好车，快步走进去。走廊上，一排海报在诘问：“我们是否还有更多时间？”一张未来主义图书馆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巨型金属书架笼子，标题是“世上已知有129864880本书。你读了几本？”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一场全体会议：大约四十人，几乎全都是二十到三十多岁。他们轮流对团队的工作进展进行幻灯片演示，而翠鸟分子的创始人威廉姆·安德雷格时不时问一个问题。安德雷格二十八岁，身材瘦削，穿着工装裤和一件皱巴巴的粉色衬衫，扣子全部扣好，没有塞进裤子。有一天，当他还是亚利桑那大学生物化学系的本科生，他列出了一生中想做的所有事情，其中包括到访其他星系。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活那么久，他甚至连其中的一小部分都做不完。他萎靡不振了好几周，最后决定将“治愈衰老”放在清单首位。最初，他对使用这一词组十分谨慎，但蒂尔敦促他将它打造成公司传达的主要讯息：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念头很疯狂，但也有人会被它吸引。
会议上，蒂尔皱着眉头，抿着嘴唇，聚精会神地在黄色便签本上做笔记。“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危险，但是，你预计最多或最少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原型a？”
“夏初时能完成百分之五十。”站在显示屏前的科学家说。他手里拿着激光笔，头发和胡子看起来像是让一只猕猴剪出来的。“到夏末能完成百分之八十。”
“好极了。”
作为每周会议的一部分，几名工作人员作了自我介绍。威廉姆的弟弟、翠鸟的首席技术官迈克尔·安德雷格展示了一张幻灯片，列出了他的爱好和兴趣：
人体冷冻，如果其他手段全部失败的话
躲避球
自我提升
个人数字存档
通过人工智能或上传意识实现超级智能
在离开公司的路上，蒂尔提出了一些商业建议：到下周一，公司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列出他们所认识的三个最聪明的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通过现有的网络来建设。”他告诉众人。这就是他在贝宝曾做的。“我们建设这家公司时，必须假设它即将成为一家超级成功的公司。一旦抵达拐点，你就会面临超乎想象的招聘压力，到那时，招多少人都太晚了。”
生物学与计算相结合来延长寿命：这就是蒂尔投入精力和金钱去追求的那种激进未来。在政治与技术之间的致命竞赛中，他正在对机器人技术进行投资（机器人驾驶的汽车将消除交通拥堵，美国再也不必修建新的道路）。出售贝宝之后，蒂尔的老同事埃隆·马斯克成立了一家名为太空探索的公司，致力于开发平价的商业太空探索项目，而创始人基金成为第一个外部投资者，投资金额为两千万美元。蒂尔通过他的基金会资助了纳米技术的研究。他向玛土撒拉基金会捐赠三百五十万美元，该基金会的目标是扭转人类的衰老；他还支持一家名为“人性之上”的非营利组织，它致力于超人类主义——通过技术改造人类身体。当一位朋友告诉蒂尔，有一个电视真人秀正在展示如何通过整形手术、吸脂和牙齿增白等极端美容手段来改变丑女的生活，他顿时十分兴奋，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技术可以改变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