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摩尔在曼哈顿出生长大，1998年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一家美国顶级银行工作。正是那一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几乎把整个华尔街拖垮；那也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的前一年。当时，这些对凯文都没有多大意义；多年后，他才意识到其重要性。他是培训班中最后一个被录用的——他之所以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大学毕业生中的大部分竞争对手都向西涌向了硅谷的淘金热——他还被选为最有可能先被裁掉的人。
但凯文很快就发现银行业并不难。华尔街故意使用艰深难懂的语言来恐吓外来者，但要想成功，你只需要熟悉数学或胡说八道就可以了——熟悉前者，你可以从事交易；熟悉后者，你可以从事销售；而一个会撒谎的定量分析专家就能赚大钱。要达到最高点，你必须是个他妈的人渣，能捅死另外五十七个人——这是唯一能将他们与排在后面的十个人区分开的方法——凯文对抵达那里毫无兴趣。他的目标是工作尽可能少，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就是经常出国旅行，享受美食、音乐、设计，交上时髦的朋友。他一开始在金融区的银行办公室工作，每年赚八万美元，奖金八千美元。他头六年的年收入最多可能达到二十五万美元。在那之后，钱疯狂地涌来。
2001年9月11日上午，凯文正在办公室里讨论当天的交易，这时，他感到地板在震动。突然，窗外飘过一大堆纸。从建筑物的一侧，可以直接看到北塔的滚滚火焰。交易部门的所有电视都在播cnbc，这家电视台在华尔街上处于垄断地位——cnn在金融上不够稳健，bbc过于软弱和国际化，路透社没有电视台，而没有人认真对待福克斯——这时，cnbc开始播出双子塔的影像。他们说是一架小型飞机，但凯文望向窗外的撞机现场，他看得出那他妈的不可能是小型飞机。飞行路线不正常——那看起来根本完全不对劲。
他回去工作，当美国国债突然飙升时，他正在打电话——伦敦正在买入。他对电话对面的人说：“我想交易完成了。”然后撕掉了交易票据。窗外看起来仿佛一场彩带游行，燃烧着的碎屑不断飘过。火势越来越严重。交易部门的电视已切换到cnn，突然间，直播视频中飞过第二架飞机。天哪，另一架他妈的飞机！然后……轰。感觉就像地震。
“所有人保持镇定。”交易部门负责人说。
“我才不会保持镇定，”凯文说，“我他妈要出去。”人们说消防员正在路上，所有人都应遵循消防演习程序，但凯文已经开始朝电梯走去。“去你的吧，去你的消防演习程序，”他说，“你要解雇我就解雇我吧。我受够了。”没有其他人动起来。这些杰出的交易员每年赚几百万美元，而现在他们站在周围，等待某些毫无头绪的小丑给出指示。他们给那两架飞机标注了错误的价格。
大街上，人群毫不知情地从地铁里涌出来。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凯文坐上通往上城的地铁，前往父母的公寓；他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他的同事最终被疏散了，当南塔楼轰然倒下时，他们正站在街上，满身灰尘。在危机中，你会意识到，根本没有人深入了解到底他妈的在发生什么，社会就在这种情况下运转。
这家银行不得不将业务迁出纽约市数周。市场很快就开始买进，而且它们是正确的：这次袭击并没有带来太大变化。航空公司倒霉了，但这并不比发生四次可怕的飞机坠毁更糟糕。美联储继续降息。不久，一场金融繁荣就拉开了帷幕。
2004年，凯文离开他稳定又无聊的工作，加入一家欧洲大银行的自营交易部门，工作保障为零，但潜力巨大，这是他一生中比较明智和正确的决定之一。这家欧洲银行即将开展债务抵押债券业务。股市决定了公寓的大小以及是否买得起维京牌炉具——谁有钱，谁没钱。债券市场决定着狗屎行之有效还是所有人都要喝西北风——谁活着，谁完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用一直是最大的推动力。后来所有出错的东西——结构化信用、违约掉期——都曾是好发明。它们能降低风险，或是为公司和投资者提供财务解决方案。问题是执行。21世纪刚过几年，当桌上的钱太多了，道德的指南针开始偏移。
自营交易部门的文化非常富有攻击性。欧洲那些笨拙的银行家想利用他们的存款基础赚钱，因此他们将控制权移交给了纽约和伦敦的交易员，后者像牛仔般开始边狂饮边开车瞎逛，从车里向外开枪。自营交易部门在较低的楼层，“9·11”之后，交易部门下移到这里，好让能赚钱的人保住性命；因此，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家伙盯着马路对面的三明治店，而年薪四万的人力资源部门女孩则坐在高层小隔间，可以欣赏美不胜收的河景。自营交易部门没有团队，只有一群人在摆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找到机会获取丰厚的回报。凯文交易的是信用衍生品和公司债券，诸如航空债务之类。
当你坐上自营交易部门的位置，并把一切做对，那么华尔街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两年来，他都做得不错。他一年的收入接近一百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奖金——比以前的工资高几倍——如果他更用心一点，还能赚到更多。他还清了东村公寓的房贷，靠工资生活，把奖金存起来。他没有买汽车或船。他成了纽约顶级餐厅的美食鉴赏家，为食不果腹的艺术家朋友付账单。他不需要更多了。
把世界搞乱的不仅仅是美国的抵押贷款，还有全球信贷。凯文就是其中一员。在这十年的中期，他眼看着信贷泡沫膨胀起来。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在自营交易部门的工作很出色，他不想把它搞砸。他不喜欢听那些家伙说：“把那该死的债务担保证券搞出来就行了，这样咱们今年就能拿到奖金。等它三年后爆炸的时候，咱们根本不会在这儿了。”但是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对劲。他在那家银行总部所在的欧洲国家有一个女友；有次他来到那个国家，看到所有人都在使用这家银行的提款卡，他心想：“这是一家该死的普通银行。又不是美林或贝尔斯登。”像他女朋友这样的普通人在储蓄账户中投入的每一美元，都全被他拿去购买四十美元的债券。在2005年的某个时刻，德意志银行的销售员向他展示了一笔巨额交易。德意志银行债务担保证券部门负责人格雷格·利普曼正在做空房地产市场——佛罗里达和内华达的所有人都将开始在房贷上违约，而他可能是华尔街大型公司中唯一一个发现这件事的债券交易员——他需要有人帮他承担一些信用衍生产品的风险。“你瞧，这笔交易是这样的，”销售员说，“所有那些他妈的抵押贷款都是狗屎。”但是凯文没接受。当时，一切都是合理的——他从来不明白，为什么在坦帕这样的地方，房子能值什么钱——但他对抵押贷款的了解不够多，不足以让他卷入得那么深，还能在正确的时间脱身。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了，一开始就会损失惨重；在这笔交易给利普曼赚了数百万、给德意志银行赚了十五亿美元之前很久，凯文就离开了自营交易部门。
2005年底，凯文快三十岁了。他跟随老板来到新兴市场部门，在伦敦和纽约之间工作，负责交易公司债券，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基辅等有趣的地方出差。他在每家航空公司都享有白金会员身份，对一些外国城市的了解比美国某些地方更多——在美国某些地方，人们会在卡车里装满补贴价的汽油，开三十英里路去上班。2006年，一切都腾飞了，人们在购买所有能买得到的金融资产。伦敦的物价如此之高，凯文会在曼哈顿下城的21世纪商场购买一个月分量的袜子，带到伦敦，穿完就扔掉，因为在梅菲尔酒店洗袜子要比在纽约买袜子还贵。这说明有些东西不对劲，它不可能持续下去；到了年末，他开始做空。
他一直以为世界会崩溃，但这个念头出现三四次之后，世界才真的崩溃了。信贷市场是一场过度依赖信心的游戏，以至于当它开始摇摇欲坠，所有人都吓得簌簌发抖，因为他们知道市场已经太大，他们已经无法脱身。第一次动荡发生在2007年2月，当时，美林与贝尔斯登的一个对冲基金之间发生抵押纠纷。市场混乱了一周——当游泳池里有一堆烤面包机，你肯定不想成为最后一个爬上来的人。凯文以为这是末日的开始，并没有买回做空的股票，但接下来，市场回升了五个月——他完全错了。如果他做对了，他就能在两千万平方英尺的房子里生活了。
7月，在凯文卖出了一堆不值钱的乌克兰债券之后，他所在部门的一个人走到他面前说：“你是这层楼里唯一一个做空的人。你真是个软蛋。”
“这层楼有三百多人，”凯文说，“你不觉得应该有不止一个人做空吗？继续吧，价格摆在这儿——你想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从五百万到一个亿，你要什么我就卖给你什么。”那家伙说他会回来，但是凯文再也没收到过他的消息——谁才是软蛋？
那个月见证了第二次波动。贝尔斯登的那个对冲基金又接到一次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这一次它实在是不值得了，以至于贝尔斯登不得不介入，关闭整个基金。银行没有承担损失，而是决定进行融资，这意味着贝尔斯登现在已经感染病毒；这直接导致了第三次动荡。2008年3月，贝尔斯登垮了，凯文是最早拆掉炸弹引线的交易员之一。
凯文在整个2008年夏天都在旅行，有些是为了工作，有些是为了娱乐——阿根廷、中国、乌克兰。9月中旬，他于凌晨4点降落在一个原苏联国家，打开黑莓手机，在彭博社的新闻软件中看到雷曼兄弟已申请破产。贝尔斯登只是一家抵押债券商店；雷曼兄弟却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它是衍生产品的全球参与者，而凯文的银行跟它息息相关。他花了二十四个小时才回到伦敦，然后又回到纽约，在那里，他可以坐在前排欣赏世界末日的到来。
在几周之内，他意识到了这场破坏的规模，必须清理的交易数量——对于每天起床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奇妙的时期。这是一个极少数人能够经历的重大时刻。你会发现人们的真实面目。在他身旁的战壕里，那些普通士兵大都一起坚持战斗；他的老板仍然忠诚，但这些道德准则没能浮到上层。由于这家银行与雷曼的关系，有一天，一位来自高级管理层的人前来寻找替罪羊。他说：“这他妈是谁干的？”最高层的家伙互相推搡，好登上救生艇，同时还在说：“你会没事的。待在这儿别动，解决这本账目的风险，明年我们会帮助你重新开始。”凯文并没有上当：“伙计，我能感觉到自己额头上的红点。”他是一个小卒，而这场棋局只取决于皇后和国王的决定。到年底，一半的交易人员离开，都拿到不错的遣散费；凯文也是其中之一。
他很高兴离开这个行业，他对整件事情持有非常独立的看法。谁该负责？对于任何规模大到如此程度的事情，这都很难说。一方面，他一直认为金融是胡扯。他做的并不是上帝的工作——那只是一份工作，他从不认为它有任何价值。但同时，良好的金融体系对很多人都有利。它使借贷成本保持较低水平；它意味着你在口袋里装一张塑料卡就行了，不用带着金币走来走去。没有华尔街的支持，像硅谷这样的产业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
但是，当诸如所罗门之类的私人合伙企业在80年代开始公开上市，当中小型投资银行成为巨型交易中心，当像瑞士联合银行这样笨拙的欧洲银行也开始开展定息债券业务，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约束一切的清晰界线被抹去，当薪酬激励变得不正常，当金钱疯狂涌入——华尔街的人们变得贪婪了。其中最糟糕的人是罪犯，其他人则只是在做自己心里明知的错事。凯文不知道，答案应该是重新增加管制，还是一场道德上的大扫除。一个像约翰·保尔森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仅仅靠四处推销一堆纸，一年就能赚三十八亿美元；这太荒谬了，但是怎么才能阻止它呢？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回到20世纪50年代，这为时已晚。金融部门已经变得太过庞大——华尔街上的那些头脑本该去寻找绿色能源的解决方案，或是带领下一轮科技爆炸。那些才是这个国家的未来，而银行不是。
凯文花了一年时间旅行，拜访世界各地的朋友。他错过了国内经济衰退的大部分时间。不管怎样，纽约很快就复苏了——2009年春季，有一小段时间，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去得起餐馆。华尔街也以超出所有人预期的速度卷土重来。2010年，凯文拿到另一家欧洲银行的工作，那家银行有着安全的资产负债表。在前十年里，他赚得还不够多，没办法彻底金盆洗手，于是他又再次投身战局。在华尔街，这场金融危机的感觉就像是过了一个减速带。
内莉妮·斯坦普听说，2011年9月17日中午，一家加拿大杂志呼吁在华尔街附近采取某种行动——整个facebook都传遍了，她还认识其中一位组织者，但当她来到下城区，人们已经离开鲍林格林公园的铜牛雕像，因为警察已将它封锁。据说，所有人都沿着百老汇大道向北走了几个街区，来到一个红色巨型雕塑下的公园。它名叫祖科蒂公园——纽约之前几乎没人知道它的存在——就在归零地的特尼地餐厅对面，那里刚刚建起“9·11”纪念碑。内莉妮下午三四点钟到达那里，发现大约有三百个人——其中包括她的一些朋友——正站在一个巨型红色钢梁雕塑旁边，它像伸开的双臂，高耸入云，足有三层楼那么高。她和朋友在公园里转悠了很长时间，人越来越多。太酷了。帮忙组织这次活动的朋友说：“我们将要召开一次大会。”内莉妮说：“好吧，我想瞧瞧。”
大会从7点开始，地点在百老汇大道人行道下面的花岗岩台阶上。有人喊着：“麦克风检查！”其他人则大喊着回应：“麦克风检查！”
“这是什么意思？”内莉妮问。
她的朋友说：“我们将使用人群麦克风。”
“这是什么意思？”
不管正在发言的人说什么，她身旁的人都会尽可能大声地重复她的话，每次几个词；从中心向外围，经历两到三波传话，最后，人群中的每个人都能听清发言者在说什么，不需要用到扩音设备，因为他们没有许可。内莉妮认为这也很酷。它以普通麦克风做不到的方式，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没有领导者，只有经过共识技术培训的协调人。大会并不会发布命令。人们来到公园，是为了对银行、大公司以及它们对人民的生活和民主所享有的权力表示愤慨。
大会结束后，他们分成了工作组；内莉妮选择了外展组，因为她已经在思考，他们需要让工会参与进来，而她认识劳工运动中的许多参与者。外展组中有六七个人，他们一直聊到将近深夜，突然有人送来几盒比萨。每个人都在疯狂地发推，消息传到了当地的一个比萨店，它捐出这些比萨。内莉妮没有使用推特，也不喜欢整个社交网络的概念，因为在那里，人们表现得仿佛那就是现实生活，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她使用facebook，因为那是与一些朋友交流的唯一方法。“你在发什么推文？”内莉妮问。
“占领华尔街。”
她将不得不开始使用推特。这有点疯狂，整件事情都很疯狂，但是她决定那天晚上不回家。她不想放弃公园，她想看看早晨会发生什么。
祖科蒂公园是私人管理的，运动组织者做了研究，发现布鲁克菲尔德物产公司必须每天将公园向公众开放二十四小时。那天晚上，大约有六十人睡在那里。9月，天气寒冷。内莉妮在雪松街花坛旁的硬花岗岩路面上铺了一块硬纸板，跟朋友拥睡在上面，试图在占领的第一天来临之前眯一小会儿。
她当时二十三岁，是个布鲁克林女孩，差两个学分没能高中毕业。她的母亲是波多黎各人，在时代华纳有线电视公司做客户服务的工作。她的父亲来自伯利兹，跟四个女人生了四个孩子，并不在她的生活里。内莉妮个头矮小，精力充沛，有大大的嘴巴和焦糖色的皮肤；根据她的心情，她的头发可能卷曲也可能笔直，可能是黑色也可能是红褐色。她喜欢穿紧身衣、短裙和踝靴，喜欢在低圆领上衣外套毛衣。她抽骆驼香烟，语速飞快，时常发出断断续续的嘶哑笑声。2011年初，她在右前臂上添了一个文身，是用古荷兰语写下的纽约五个行政区的名字，因为她喜欢历史，也因为她想记住，事情会变化。
当内莉妮还是个小女孩时，她的母亲出柜承认自己是女同性恋；内莉妮的外婆外公一段时间内跟她切断了联系。内莉妮认为，人们不像喜欢异性恋一样喜欢同性恋，这很奇怪——她的妈妈就是她的妈妈，正常得很。她妈妈的伴侣曾在史密斯·巴尼工作，1998年，所罗门美邦宣布与花旗集团合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合并案——的那天，也恰好是“带你的女儿上班日”。十岁的内莉妮和其他孩子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一场新闻发布会刚刚在那里召开完毕。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花旗集团的新徽标投影到带有红色雨伞标识的屏幕上，桑迪·威尔满面笑容（他已经跟克林顿谈过，知道这场交易唯一的法律障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被废除）。内莉妮不知道合并是什么意思，但是第二天在学校，她可以对朋友炫耀了：“你们听说过花旗集团吗？”
母亲的伴侣在“9·11”之前失去工作，然后两人分手了。内莉妮和母亲最终在斯塔顿岛租了房，邻居都是爱尔兰和意大利裔家庭。内莉妮喜欢音乐、戏剧和舞蹈。小时候，她曾有一个经纪人，出演了几部电影，并在vh1音乐频道的节目《divaslive98》上演奏大提琴——后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捉襟见肘，她不得不放弃私人课程。整个表演世界充满压力。你必须拥有正确的体形、正确的发型，并在二十岁出头时扬名立万；成功又是什么意思？跟大唱片公司签约，发布糟糕的音乐作品？然而，她性格的另一半，即现实的那一半，被工人和斗争的故事所吸引。在学校里，她喜欢阅读有关大萧条和罗斯福的内容——那些内容看起来如此真实。她喜欢在洛克菲勒中心看那张标志性照片——工人坐在高悬于曼哈顿之上的钢梁上吃午餐，她还细细阅读了劳工先烈乔·希尔的长篇自传。她一直以为妈妈是工会成员，当终于得知事实并非如此时，她几乎崩溃了。
自从五年级起，内莉妮就想上拉瓜迪亚表演艺术高中，但当她在这所高中上到高四，她已不再为自己的未来感到兴奋。她缺乏自信，并且陷入抑郁。学校太大了，教育系统也不关心她，所以她不再去上课。因为她仍需上暑课，学校不允许她参加毕业典礼，她说：“哎哟，去你的吧。”然后就不再尝试拿到文凭，这让她母亲气得发疯。内莉妮并不想成为又一个有色人种辍学者，但学校只想让她成为毕业率的一个统计数据。第二年，她待在家里读书，手头很紧，以至于有一次她应门时，收到一位法警送来的驱逐通知。
她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她在劳动家庭党找到了。这是一个与工会有关联的政治组织。他们在布鲁克林市中心有间拥挤不堪的办公室。内莉妮的工资是一年三万美元，负责挨家挨户为当地选举中的进步候选人拉票，以及宣传竞选财务改革和带薪病假等议题。结果，她成了一个明星宣传员。即使人们当着她的面把门关上，她仍能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人性，也从不气馁。她没有放弃音乐和艺术，但她也想组织起来，脚踏实地，弄脏自己，参与战斗。
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中横空出世时，她二十岁。她觉得有一个黑人当总统会很棒，但她想知道，他究竟是否会像希拉里一样进步——他似乎知道如何取悦两边。然后，突然间，仿佛一场民众运动正在崛起，人们开始关注单一支付者医保系统之类的议题；如果奥巴马是这场运动的起因，她将支持他。选举前，华尔街危机袭来，她想：“到此为止了，金融体系即将完蛋。”她期望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有严格的规管和蓝领经济；但她也不想盲从（毕竟，那时候的美国梦并没有为像她和她母亲这样的人腾出空间）。后来，奥巴马走马上任，但什么也没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银行重新开门营业，公司和富人赚了越来越多的钱，而这个国家的其他人苦不堪言。内莉妮和其他活动家一同搬入贝德－斯图一座集体住宅里的一间小卧室，距离马西之家仅两个街区。她在经济衰退期间为工薪家庭开展宣传，她开始相信，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为了通过游说者和其他制度来保护资本，而要改变这一切，唯一方法就是摆脱资本主义。
但是这场斗争花了太长时间，其间充满了诸多反复争夺的小型战役，他们大部分时间在防御，试图让一位扬克斯市议员连任，或是防止纽约市预算被削减。有太多愤世嫉俗的声音，但所有发生在起居室和酒吧里的对社会不公的抱怨，并没能成为点燃干柴的火花——直到“9·11”十周年之后的那个周六，一小群人在东边一个街区开外的地方点燃了一堆火。
连续两周，内莉妮把睡袋带去公园。她在睡袋里醒来，搭地铁去上班，趁午休时间带着在办公室复印的一摞摞传单回到市中心，然后又回去工作，下班后回到贝德－斯图的家里洗个澡、换件衣服，再回到公园参加晚上的大会；在那里，其他占领者会告诉她：“你看起来不错。”然后她会继续在公园露宿。那么多事情正在发生，她的行动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些在运动中成为她好朋友的人后来告诉她，运动刚开始时，她太繁忙、事情太多，根本没法好好交谈。
一周之内，祖科蒂公园已经有了两千人。占领者将其更名为自由广场，灵感来自开罗的解放广场。第二个星期六，他们沿着百老汇大道走向联合广场，高呼“整日、整周，占领华尔街！”和“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内莉妮跳着舞，蹦来蹦去，带领人们高呼口号，像个情绪高涨的托钵僧。然后事情变得疯狂起来，游行者堵塞交通，警察逮捕数十人，她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她的朋友被拖走，她突然哭了起来。一名穿着白衬衣的军官把胡椒喷雾喷在四个女性游行者脸上；内莉妮和其他一些人意识到，就在他们继续游行时，这段视频正在youtube上疯狂传播，他们立刻赶回公园，举行了一场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她对着面前的一排排摄像机说：“我们在这里是非暴力的。”那天晚上，她的妈妈刚好在纽约一台看到了她，于是给她打了电话。
“我看到你在那儿了——你在干什么？”
“妈妈，我来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
公园、视频和宣传融为一体，突然之间，媒体开始对占领华尔街如痴如狂，这场运动的名字传遍博客和推特。歌手、演员和学者开始出没在祖科蒂公园，尽管没人确切知道，这场运动究竟关于什么——因为占领运动跟随无政府主义实践的“平面”路线，所以没有命令，没有结构，没有领导者。公园的访客无法忽视空气中的火花，有些东西广为人知，却被长期掩埋，或分散在各处；如今，它们在这世界中自发地爆发开来，以这种混乱但有上千人参与的形式聚集在一处。
内莉妮的上司比尔知道她参与其中。有一天，他问她：“你参加了占领运动，对吗？它到底是什么？”
她告诉他，这是最酷的事情，是一场运动，它真真切切地在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各种各样的人，而不仅仅是运动人士。
“工会希望组织一次游行，来展示团结支持。”比尔说，但他们也对占领究竟是什么或可能变成什么有所疑虑。“这么做可以吗？”内莉妮答应帮忙组织一场团结游行，与数千名工会成员和学生一起前往弗利广场。她成为占领者与外界团体之间的联络人。“领导者”一词几乎被禁止，但她正在成为一个领导者。她的老板决定让她全职在占领运动中工作。即使她不再睡在公园，她每晚也只能在家待两三个小时，但肾上腺素和数不清的要做的事情令她疯狂运转。她的曝光度引起一些右翼网站的注意，他们大肆宣传内莉妮与工作家庭党的隶属关系，以证明整个事情是由acorn秘密控制的，是那个已经关门大吉的共产主义组织暗暗资助了这个党派。
10月2日，星期日晚上，内莉妮和其他七百人在布鲁克林大桥上被捕后的第二天，她接到了在占领运动中认识的新朋友麦克斯的电话。周一早晨，华盛顿会有一场会议，由活动家范·琼斯的“重建梦想”（rebuildthedream）组织举办，这是左翼给茶党的回应。麦克斯为这个组织工作，琼斯让他从占领运动中选一个人来演讲，但他们原本的人选被发现相信全球阴谋论和蜥蜴人，所以在最后一刻，他们得换掉他。内莉妮能搭火车来华盛顿吗？她于凌晨4点30分抵达宾夕法尼亚车站，但她的信用卡无法使用，因此她打电话给麦克斯；麦克斯一文不名，他打电话给他在重建梦想的老板；老板帮内莉妮买了一张机票，因为火车已经太晚了。到了华盛顿，她从出租车上下来，冲进会议，登上讲台，开始讲话时仍上气不接下气。
“我去那里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改变我的生活，”她竭尽全力够到讲台上的麦克风，将过去两个半星期里令人难以置信的兴奋化为言语，“我一开始睡在硬纸板上。我推动劳工和社区组织过来观察，究竟在发生什么。很多人问过，我们有什么诉求。我们不需要诉求。如果我们从华尔街要求什么，那就是在告诉他们，他们手里有权力。而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人。”
内莉妮开始认为，占领华尔街是一场革命的开始。
这个公园是一个小小的矩形，铺有花岗岩，里面有五十五棵刺槐，树立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下。西端面对着“归零地”的巨大建筑工地，在那里，一圈鼓手击出狂野的、无法停止的节拍，给占领者带来肾上腺素，让周边居民心烦意乱。鼓手区被称为“贫民窟”，由顽固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长期无家可归的人组成，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任何闯入者都会感到自己不受欢迎。警察禁止了帐篷，因此通宵占领者给冰冷的花岗岩铺上篷布，躺在上面。公园中心到处都是致力于运动自我组织的各种枢纽：在厨房篷布区，人们露天准备食物，分发给所有排队的人；在舒适站，占领者可以获得捐赠的湿纸巾、盥洗用品和衣物；在回收站，人们会将食物垃圾堆肥，轮流踩踏一辆固定的自行车，为电池制造动力；在图书馆，桌子上高高地堆放了数千册书；在露天工作室，电脑和摄像头每天二十四小时直播占领运动的现场情况。
公园东侧，沿着百老汇大道旁的宽阔人行道，在名为“生活乐趣”的红色钢制雕塑下面，占领者与公众交汇融合。示威者站成一排，展示着标语牌，仿佛贩卖小商品的小贩；游客、路人和午休时间的上班族会在这里驻足、拍照、聊天、争论。一名老妇坐在椅子上，大声朗读哈特·克莱恩的诗歌《桥》。另一位妇女日复一日地沉默站立，举着一本有关奥巴马总统的书《自信人》（confidencemen）。一位穿着运动外套、戴着高尔夫球帽的老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支持：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反对：荒唐的不平等。需要：大规模的工作计划。”一名戴着安全帽的工会电工的标语则写着：“占领华尔街。为了你的孩子。”一个穿着蓝色护士服的女人举着的是：“此人因华尔街的贪婪而感到恶心。信任已被打破。”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年轻女子则是：“我的未来去了哪里？贪婪夺走了它。”还有“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明白”“习惯这场运动”以及“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所有人不是举着牌子，就是在拍照。人群密集，谈话声重叠在一起：“……这是摧毁世界各地中产阶级的努力的一部分……”“目标是让所有人帮助确定目标是什么……”“格拉斯－斯蒂格尔是何时制定的？”
两个友人站在人行道上，他们是三十七岁的希拉·莫斯和二十七岁的马扎尔·本·莫什。希拉有助产士学位，但没有工作，马扎尔则正在学习社会工作。希拉早上5点30分就到了公园——她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一刻。马扎尔在2008年曾义务为奥巴马助选，在他当选时兴奋不已，但此后她就消失了，甚至在2010年都没出来投票。现在她感到满心羞愧，想要站出来。几个戴着安全帽的家伙正从世界贸易中心4号的建筑工作中午休，他们走过这里，看了看标语牌。其中一个名叫迈克的工人向示威者敬了个礼。他说：“对我们来说，工作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有时一整年都没有工作。”“都是因为他们。”——他向金融区的狭窄峡谷摆了摆手，“那些人正在阻碍我们前进。银行，政府，任何控制金钱的人。”
两名中年男子驻足在希拉面前，开始用浓重的俄罗斯口音与她争吵。“古巴、朝鲜、委内瑞拉，你所做的事情最终将通往那里。”第一个俄罗斯人说。
“我妻子是助产士——她有工作。”第二个人说。
“恭喜，那太好了。”希拉说。
“你也可以找到工作。”
“我很希望能有工作。但我找不到。”
“你这是浪费时间。去找找工作吧，把时间花在那上头。”
“最重要的是：去朝鲜吧。”第一个俄罗斯人说，“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一位一直在旁听对话的戴着棒球帽的四十岁男子对第一位俄罗斯人说：“俄罗斯有寡头。你有没有看到，这跟她所说的有什么联系？”
“那是政府的问题，不是银行的问题。”
第二个俄罗斯人开始抱怨祖科蒂的占领者。“他们在公园里抽烟！这是非法的。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希拉说：“请问以下观点是否正确：对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来说，一切都是绝对公平的。”
“正确。”第二个俄罗斯人说。
一群人齐声回答：“错误！”
雷·卡切尔人生的前五十三年一直生活在西雅图周边方圆数英里的范围内，他出生在那里。他在计算机领域自学成才。1984年，他购买了第一台苹果电脑，型号是512k；他从西雅图中央社区学院辍学，被一家公司雇用，那家公司的业务是将印刷材料转换为数字记录。晚上，他会在俱乐部度过，在拖船贝尔镇酒吧当dj，拿欧陆节拍风格和无帽乐团、普林斯的歌打碟。周一晚上，他还会在一支名为五面碰撞的乐队中演奏合成器和鼓机；当主唱确定她喜欢女人后，乐队散伙了。名人会去那里抽可卡因——艾尔顿·约翰被人看到了至少一次——雷也吸了几个月，用贩毒来赚钱花在爱好上。但最后，他发现自己不喜欢吸毒的感觉，就洗手不干了。
80年代中后期，俱乐部不再有人气，雷也丢掉了他白天的工作。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靠西雅图科技行业的利润过着不错的生活。他跟上了音频和视频制作的发展，成了一名编辑在线内容的自由职业者。在科技行业的工作之间，他也曾在父母的清洁公司工作过。他将钱花在了一些娱乐上，例如小酿酒厂的啤酒，还有庞大的dvd收藏。他最喜欢的电影是《潜行者》，这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1979年拍摄的科幻电影。“三个人在树林里游荡——在视觉和听觉上都非常非常诡异。”雷说，“塔可夫斯基以令人痛苦的长镜头著称，他会创造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环境，却让人说不清楚为什么。”
雷独自住在一室一厅的公寓里。他是一个不起眼的人——身材矮小，头发剪得很短，衣衫单调，举止温和。父母去世后，他成了隐士，几乎没有朋友。话说回来，许多科技行业人士都不喜欢社交。信息经济雇用了数百万技术娴熟、文化开明的自由职业怪人。只要新经济为他留出空间，雷就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经济衰退来临时，西雅图的科技工作开始枯竭。在他的一个主要客户（一家雇用他进行dvd定制的公司）的老板去世后，雷发现不再有人联系他提供其他工作。他削减开支，戒了啤酒。2010年底，他从亚马逊订购了一个绿色的苹果形u盘，里面有甲壳虫乐队的全部专辑。就在它即将发货之时，他取消了订单。“那时，我开始意识到，花两百五十美元买东西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他说，“我很高兴自己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喜欢立体声混音。”
2011年3月，雷感到口干舌燥。他焦虑难耐，几乎食不下咽。他意识到自己的积蓄即将耗尽。他可以靠当咖啡师或送货司机活下去，但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整天跟客户聊天，也好几年没开车了。他申请了能找到的所有技术职位，只有一家评估网络搜索结果的公司leapforce伸出了橄榄枝。雷以“在家独立职员”的身份签了合同，以每小时十三美元的薪酬在他的苹果电脑上工作，但他的工作时间几乎立刻就缩减到每天二十或三十分钟。那是他的最后一份工作。
这个夏天，雷在ebay上出售他的计算机设备，就像一个饱受干旱折磨的农民开始吃玉米种子：首先是macbookair，然后是ipad，然后是imac。在给超过一千部电影的dvd收藏做了电子拷贝之后，他找到了买家。雷卖掉的最后一件东西，是苹果最先进的编辑软件套装finalcutpro的副本。“我当时希望，如果能保住它，如果能找到另一个项目，我还能用别人的电脑工作。但那没有发生。”这些交易给他带来了大约两千五百美元。9月份，他开始付不起房租。他想，唯一比无家可归更糟糕的，是在自己的家乡无家可归。
雷从2009年开始发推，将其作为一种扩大社交范围的方式。在推特上，他遇到了许多处于同样绝望境地的人：失业、面临贫困。9月的最后几天，当他正准备搬出公寓，他在推特上了解到，曼哈顿下城正在爆发一场骚动。
让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愤怒的，正是雷从自己的生活中认识到的事情：在这个不公正的系统里，有钱有权的人榨干了中产阶级的生活。长期以来，他一直对银行、石油公司和不纳税的大型公司持批评态度。他格外关注水力压裂法。他还是雷切尔·玛多的狂热粉丝——他热爱她的机智和随和——而且，她开始在她的有线新闻节目中谈论“占领华尔街”。
雷在出售finalcutpro副本时拿到了四百五十美元。有两百五十美元，你就可以搭乘灰狗长途抵达美国任何地方。他从来没有到过比达拉斯更往东的地方，但纽约如此密集和多元，充满了各种想法和赚钱途径，如果他能够学会在那里生存，那么他肯定能找到立足之地。9月的最后一个夜晚，他在入睡前对自己说：“噢，这简直是疯了，你不能那样做。”早上醒来时，他有了一个清晰的念头：“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情。”
雷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但是在10月3日晚上，他在自己的wordpress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给任何可能读到的人：“即将登上前往纽约市的巴士。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回到西雅图……我有过慌张的时刻，询问自己是否彻底失去了理智。那完全有可能。但是那些时刻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我对冒险的期待，我已准备好出发。”他放弃了剩余的大部分财产。他带着一个小旅行袋和一个背包上路，里面装的东西不多，只有几件换洗衣服，一个存着几部电影的移动硬盘，还有一个不算智能的手机，内存仅够发送和加载推文。巴士在午夜离开。10月6日凌晨5点，雷抵达了曼哈顿中城的港口管理局巴士总站。早上10点，他已经来到占领区。
刺槐树上的叶子仍然碧绿。公园里到处都是一群群举着标语牌的人，还有鼓手、厨房工人、举行会议的团体和叫嚷着辩论各种议题的人。雷睡眠不足、饥肠辘辘，但他被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所困扰——身边的一切有一种古怪的熟悉感。他坐在自由街旁的墙上，听着附近几个人的谈话，他的脑袋快要爆炸了——他似乎一直身处这个空间，与这些人交谈，他完全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如果前往公园中央的舒适站，那里可以安排淋浴。在似曾相识的时间轴上，他冲了个澡，生活以一种正常的、令人满足的方式继续，仿佛他即将回到温暖的床上，就像他决定不去华尔街一样；但事实上，那里没法冲澡，突然之间，雷必须面临这个事实——他正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无家可归、一文不名。他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不跟人说话，在公园东侧附近的台阶上，裹着外套和防水大衣睡觉。
一天，雷无意间听到一群年轻占领者的谈话，他们坐在几英尺外的台阶上，谈论着他，仿佛他不在那里。“他这样坚持不下去的，”其中一个人说，“他没有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得很对，他的鞋袜在一场暴雨中湿透了，连续几天都没有干。雷意识到，他无法以一颗卫星般的独立自我在这里生存。他必须毫无保留地成为集体的一部分，这是他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