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两个故事要讲。一个关于她自己，另一个关于美国。
伊丽莎白·赫林是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好姑娘。她的父母来自风沙侵蚀地带，从未去过海边，是保守的卫理公会教徒，坚持人要活得体面。他们有三个年纪大得多的儿子。到1949年伊丽莎白出生时，她父亲为开汽车经销店而存的钱已经被一个生意伙伴卷跑了。赫林先生不得不在俄克拉何马市的一栋公寓里当清洁工，以偿还债务、养家糊口。
这对父母语言习惯良好，教孩子们不要说“ain't”，丽兹也用自己的成绩让他们骄傲。尽管父亲的工作是清洁工，她仍然坚信自己家是稳定的中产阶级，以至于当她得知母亲结婚没穿漂亮婚纱时深感震惊。
丽兹十二岁时，父亲心脏病发作。他被降职，加上医疗费的负担，赫林一家无法再负担那辆带空调的青铜奥兹莫比尔，结果失去了它。为了保住他们在俄克拉何马城最好的学区购买的那栋房子，赫林夫人不得不在西尔斯商场的邮购部门找了一份接电话的工作。母亲上班的第一天，丽兹看到她哭泣着把自己挤进旧的束身腰带和黑色连衣裙。
“这条裙子是不是太紧了？”她母亲问。
丽兹说看起来棒极了，她撒了谎。
母亲因不得不重返职场而深感挫败，她斥责丈夫让全家人失望。
父亲陷入深深的羞愧中。丽兹置身事外——她一生都习惯于不在脸上流露出任何情绪——并在外表上一如既往。她替人看孩子，做餐厅服务生，给自己缝衣服，让父亲送她到西北克拉森高中一个街区以外，好让同学不会注意到她家那辆灰白色旧斯图贝克的状况。她加入了“锐气俱乐部”啦啦队，还获得了贝蒂·克罗克食品公司颁发的明日主妇奖。
那时正是60年代中期，但社会骚动并未影响到赫林一家。俄克拉何马城仍然实行种族隔离。丽兹的兄弟唐在越南战斗，他们理所当然地支持他，也支持战争。丽兹每天课前都会背诵祷词。她知道女孩只有两个选择——护理或是教书——她会选择第二个。
她组建了辩论队，发现自己对此非常擅长。她订阅《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核裁军和医疗保险，并赢得了全州辩论比赛。电视明星詹姆斯·加纳在她八岁的时候曾作为校友到访她的小学，除此之外，辩论是丽兹获得的第一个预示，让她知道自己可能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打造生活。十六岁时，她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那时，赫林一家已经在中下层阶级重新站稳脚跟。
不到几年时间，70年代初，她已经是伊丽莎白·沃伦，她嫁给了高中男友，一位美国宇航局工程师；她拥有休斯敦大学的言语病理学学位，还有一个小女儿。此后几年，丈夫换了几次工作，她也跟随他搬家；同时，她在罗格斯大学获得法律学位，还生了一个儿子。丈夫想让她待在家里养育孩子，但她并不安分。1978年，她离了婚，开始在休斯敦大学教授法律。她是一名注册共和党人，因为共和党支持自由市场，而她认为市场当时已经受到政府的太大压力。
同年，国会否决了建立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法案，同时又通过了另一部法律，使宣布破产更为容易。伊丽莎白·沃伦决定对这个晦涩的主题进行学术研究。她想探究美国人为什么会走进破产法庭。她采取了她那无情的母亲的态度。“一开始，我是想证明他们都是骗子，”她后来说，“我本想揭露那些占我们其他人便宜的人。”
沃伦与两位同事一起在80年代进行了这项研究。也正是在那时，她的第一个故事，她自己的故事，与第二个故事交汇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从乔治·华盛顿的1792年开始，每隔十到十五年就会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恐慌、银行挤兑、信贷冻结、崩溃、萧条。人们失去农场，家破人亡。这种情况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大萧条时期，俄克拉何马州陷入沙尘。“我们可以比这做得更好，”美国人说，“我们不必重复那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大萧条催生了三个规管机构和条例：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你的银行存款是安全的。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银行不能拿你的钱做疯狂的事情。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股票市场将受到严格管理。
五十年来，这些规则保护美国避免了再一次金融危机。
再也没有发生过恐慌、崩溃或冻结。它们给美国人带来了安全与繁荣。银行循规蹈矩。这个国家制造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中产阶级。
沃伦的人生始于那几年，尽管她在童年时经历过艰难时光，但她的父母和兄弟都过得还不错，她自己在三十岁时财务状况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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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正当沃伦和同事即将准备好发表关于破产的研究报告时，七百家金融机构破产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与沃伦的预期恰恰相反，这也颠覆了她对市场和政府的信念。大多数宣布破产的美国人并不是钻空子欠债不还。他们曾经是中产阶级，或者想成为中产阶级，并且已经尽了一切努力，避免沦落到法庭上。他们努力工作来维持生活，希望能在一个仍拥有好学校的学区买房（就像沃伦的父母一样），希望能让他们的孩子留在中产阶级或成为中产阶级，但失业、离婚、疾病夺走了他们的积蓄。他们对信贷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得不靠破产来寻求保护，以避免余生深陷债务。大多数破产者并不是不负责任——他们太负责任了。
沃伦小时候就知道债务意味着什么。现在，她开始通过父亲而不是母亲的眼光看待财务崩溃——这不是社会性的耻辱，而是个人的悲剧，也很少是性格软弱的后果。倒不如说，这是监管不力的后果。银行越是推动国会摆脱规章制度，就有越多人破产。这个数字正在爆炸式增长。
这项研究改变了沃伦的人生。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她继续进行研究和写作（哈佛大学于1992年聘用了她）。她受邀为一个联邦破产法委员会提供咨询。她目睹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碾过消费者团体，向国会投入数百万美元。2005年，在乔·拜登、克里斯·多德和希拉里·克林顿等民主党人的帮助下，国会通过一项法律，限制了申请破产的权利。对企业游说团体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她见识了华盛顿的行事方法。
第二个故事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