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坦帕半岛南部，半岛没入海湾之处，南戴尔马布里公路的尽头，是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的前门，那里是美国中央司令部所在地。举世闻名的四星将军——汤米·弗兰克斯、约翰·阿比扎伊德、戴维·彼得雷乌斯——在这里制订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计划，指挥数十万部队参战，乘坐私人飞机巡视自己的管辖区，犯下巨大的战略错误并迟迟没能设法纠正它们。他们享受着坦帕的盛情款待，同时塑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全世界最动荡区域的国家命运——从埃及到巴勒斯坦，他们就像古罗马地方总督一样，对这些地方拥有全部权威。在白宫和五角大楼之后，在美国反恐战争中拥有最大权力的部门就是麦克迪尔。哈兹尔一家就住在四个街区开外。
哈兹尔一家包括丹尼和罗纳尔、他们的孩子布伦特和丹妮尔、丹尼的弟弟丹尼斯，还有四只猫。哈兹尔一家生活在南戴尔马布里高速公路上一栋大楼底层的两居室公寓，对面是麦克迪尔汽车旅馆和海湾支票兑现处，邻居都是毒贩——如果有人看他们的眼神不对，这些邻居就会发火。哈兹尔一家经常收看hgtv，这个电视台专门播放房地产内容，但他们太穷了，没钱炒房然后因止赎失去房子，或是成为马特·韦德纳的客户。他们甚至连汽车也没有，这让他们不得不受制于希尔斯伯勒地区的公交车系统。丹尼的年收入从未超过两万美元，他们只会在退税时有点闲钱。有一年，他们用低收入退税补助买了一台电脑，下一年则用它买了一把黑色塑料扶手椅和一张沙发，再下一年则是一台廉价平板电视。他们与还活着的亲戚颇为疏远，其中大多数人都是酗酒者。他们的朋友很少，不去教堂（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不参加工会（虽然他们是工人阶级），也不参加街区协会（虽然他们希望街区足够安全，好让孩子能在万圣节挨家挨户玩“不给糖就捣蛋”）。他们几乎从不考虑政治。他们拥有的只有彼此。
2008年，当经济危机重创坦帕，丹尼被解雇了——他当时在基地附近一家名为“包装大王”的小工厂里工作，时薪十美元，工作内容是制作塑料休闲食品袋。最糟糕的是，这个消息是他的上司让别人转达的，而这位上司曾经是丹尼的高中同学。丹尼将粉红色的解雇通知单带回家给罗纳尔看，她说：“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当时是3月。丹尼在那年剩下来的时间里一直在找工作。他向家得宝、山姆俱乐部、大众超市和其他六十家公司提交了申请，乘坐长途巴士去面试，但在每个申请的职位上总是名落孙山。他已经超过三十五岁，身材矮小，有啤酒肚，下巴上长着一撮纤细的山羊胡，钢人队的帽子下几乎秃了顶。他缺了几颗牙齿，因为一只耳朵失聪而总是用响亮又嘶哑的嗓音说话。他将自己归类为“蓝领男人”，而不是“待在柜台后收钱帮您找到尺寸合适的裙子的男人”。然而，当时仅剩的工作都在零售业，对这个行业来说，他的外表和举止都不合时宜。
圣诞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一家人正围坐在拥挤的客厅里，电视上播放着一场青少年游戏节目；孩子手牵着手坐在灰色的地毯上，这块地毯曾见证过去的好日子。布伦特当时十二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丹妮尔九岁。他们仍然相信圣诞老人，这并不困难，因为他们看不出父母怎么可能买得起礼物。实际上，丹尼和罗纳尔在这一年圣诞节要靠社会福利度日。丹尼不喜欢这么做——社会上还有其他人比他们情况更糟——他也因无法送丹妮尔上舞蹈课和送布伦特上足球课而痛苦。他每天都为罗纳尔感谢上帝，但老实说，他已经开始灰心丧气。“为什么外面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坏人？他们不认识我，不了解我的工作经历，但就是不肯给我一个机会。我开始怀疑，我到底哪里有问题？你为自己拥有的东西而工作，所有人都在这么做；突然之间，经济垮了，找工作的不再是三十个人，而是三千个人。”
然而不知为何，丹尼陷入了自责。他高四时退学了，现在深感后悔。他感到全世界都在为此报复排挤他，这种麻烦一定是他的错，这种失败一定只属于他自己，他没有权利获得任何人的帮助。从华尔街的银行家到韦德纳办公室里的房主，似乎没有其他人对自己有这种看法。
丹尼来自匹兹堡郊区。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曾为铁路做维修工作，然后是电力公司，然后是当地的一所大学；到了80年代初，当地钢铁厂关门大吉，丹尼十二岁左右时，他们举家搬到坦帕。在佛罗里达，父亲酗酒更厉害了。他教丹尼文明驾驶，热爱钢人队，但除此之外，没人监督丹尼好好刷牙或是做其他任何事。
罗纳尔的情况更糟。她出生在坦帕。她的父母都是酒鬼，母亲总是存心不良，眼里透着恶意。他们在罗纳尔七岁时分手了，她被妈妈拖到佛罗里达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北部（如果找不到酒，母亲就会喝外用酒精；她会对任何愿意要她的男人投怀送抱），有时住在车里，经常没法上学。每当罗纳尔说“妈妈，我饿”，而母亲刚吸了毒正身体瘫软，或是因为太自私而不愿意给女儿买食物，她们就会去偷里斯牌花生酱杯。从很小的时候起，罗纳尔就有了一个念头：她绝对不要成为这种父母。
当丹尼读十年级，罗纳尔读九年级时，他们在南坦帕的基地附近做邻居。丹尼的哥哥道格正在追罗纳尔，出于嫉妒，每当他们开始调情时，丹尼都会闯进房间。他会在人行道上走过罗纳尔身旁，盯着她的眼睛说：“婊子。”她会回击：“你真是个混蛋。”当他们终于发现他们喜欢跟彼此聊天时，这场持续终生的爱情拉开了序幕。罗纳尔比丹尼辍学更早——她受够了被霸凌。“有几个人真的想杀了我，”罗纳尔说，“我被逼到墙角，没人来帮我，这种事加上其他一切。”她去了一家自助洗衣店工作，而他在圣彼得斯堡的焊接厂找到一份操作研磨机的工作。1995年，她二十二岁，怀上布伦特，他们一起搬进拖车活动房。1999年，丹妮尔即将出生时，他们结了婚。
哈兹尔夫妇严重缺乏教育、资金、家人或任何形式的支持，这在他们刚刚踏入社会时十分不利。另外，他们还有许多健康问题：丹尼的耳聋和龋齿，罗纳尔的龋齿、肥胖和糖尿病，布伦特的多动症和生长激素问题，丹妮尔的听力障碍和焦虑症。有利于他们的条件则包括：丹尼有份工作，夫妇二人不喝酒也不吸毒，孩子举止有礼，一家人无论怎样都会待在一起、相亲相爱。按照传统道德观，这些有利条件应该能让他们维持生活；也许在另一时空，他们的确能做到。
第一场灾难发生在2004年。那是常见的一连串错误导致的螺旋式发展。首先，焊接车间搬到了新里奇港口，丹尼没钱跟着搬家，结果丢了工作。哈兹尔一家当时正在圣彼得斯堡租着一间拖车活动房，丹尼为房东打打零工，心想只要拿到低收入所得税补助，就把它买下来。但是房东从没付过丹尼工钱，然后他让哈兹尔一家离开，声称丹尼拖欠租金。一天晚上，丹尼的父亲和哥哥道格喝醉了，他们决定代表丹尼把拖车砸烂。警察接到报警后，在哈兹尔一家刚刚入住的汽车旅馆逮捕了丹尼；丹尼和另外一百个男人一起挤在牢房里的水泥地板上，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夜晚。第二天，法官审视了他清清白白的记录，在他本人签署保证书后释放了他，但现在，他们全家无处可去了。
他们在圣彼得斯堡周围转悠了一个月，睡在车上。罗纳尔在食品分发处囤积餐盒，当孩子被晒伤时，她用醋给他们擦皮肤，以加快治愈。布伦特因为失去了电子游戏而感到无聊，丹妮尔则害怕夜晚的噪音。后来，她记得有一天晚上坐在车里，车停在甘迪桥下的海滩旁，“我面前有一堆餐盒，我低头看看餐盒，然后抬头看看通往海水的沙滩足迹。”早上，丹尼和罗纳尔将孩子送上校车，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他们设法搬回坦帕，找到了那栋位于南戴尔马布里高速公路上的公寓，月租为七百二十五美元；丹尼则在包装大王找到了工作。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情况稳定下来。丹尼的弟弟丹尼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在沃尔玛兼职打工，负责把购物车送回原处；他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付房租。有了丹尼的工资、丹妮尔的社会保障收入和食品券，他们得以勉强度日。然后，粉红色的辞退通知单来了，倒霉事接踵而至。
2009年春季，丹妮尔被诊断出患有骨肉瘤——左腿骨癌。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哈兹尔一家的生活只剩下医院、化验、手术和化疗。
几乎所有这些医疗护理项目都是靠慈善事业支持的。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捐了一笔钱，他们买了一辆2003年的雪佛兰骑士，用来带女儿去看医生。丹尼停止找工作，全力照顾女儿；罗纳尔原本一直抱怨老师、雇主、房东和邻居的错误行径，但她很喜欢丹妮尔的医生，还加入了癌症患儿父母的组织，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社区的一部分。公寓中挂满了用画框裱起来的励志话语：
癌症做不到的：
它无法削弱爱
它无法粉碎希望
它无法消灭精神
它无法摧毁信心
它无法掩盖回忆
丹妮尔细细的腿里嵌入一个假体，随着她的成长需要定期进行四毫米的调整。整整一年，癌症没有复发。他们感谢上帝。除此之外，对哈兹尔一家来说，什么也没改变。
2011年春末，丹尼·哈兹尔做了一个梦：他将举家搬到佐治亚州。
他从十二岁起就住在坦帕，现在，他感到被困住了。公寓的墙壁仿佛越来越狭窄，特别是当隔壁的夫妇因疏忽照管两个年幼孩子而被捕后，他们的公寓变得肮脏不堪，到处摆满快餐盒，蟑螂穿过墙壁迁移到了哈兹尔家里。它们是那种小型的、大批出没的品种，会在客厅墙壁与天花板相接处留下幼虫的黑色痕迹；它们匆匆爬过塑料家具，爬进浴室的水槽和厨房的特百惠餐具，空调管道将蟑螂粪便的可怕气味吹遍整个屋子。由于不堪蟑螂滋扰，罗纳尔不再做意大利面，而是开始从沃尔玛购买冷冻食品：比萨、维尔维塔煎芝士面、只需二点二八美元的六块装索尔兹伯里牛排……反正这些比自己做饭还要便宜——买一块蛋糕比从零开始做一块要便宜——有时她会煮拉面，丹尼说那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们对蟑螂完全无计可施，除非把整个家彻底清理除虫，而那意味着要花钱在汽车旅馆住三晚。蟑螂令丹尼和罗纳尔感到尴尬，他们曾为自己把家里保持得整洁干净而自豪。同时，隔壁新搬来的住户喜欢大叫大嚷，还喜欢在午夜1点大声放音乐。一天，楼上邻居冲马桶时把哈兹尔家洗手间的石膏天花板搞出来一个洞，当时罗纳尔刚好在洗手间里。糟糕的房东一直没修好它。
有一段时间，丹尼在塔吉特兼职，负责在商店开门前的深夜时段卸货和重装库存，时薪八点五美元。起初，他每周有三十或四十小时的工作，勉强可以度日；但在圣诞假期后，商店减少了他的工作时间，到了春季，他平均每周只能工作十个小时，每两周拿到一张税后一百四十美元的支票，而塔吉特在他的部门以更低的工资雇用了三名新员工。他忍不住想，如果他被解雇，开始领失业救济，反而能拿到更多的钱，更不用说领到的食品券还能翻倍。一天，丹尼听到他的经理提到，商店前一天的销售数字下滑到五万两千美元。他快速计算了一番。“每周近四十万美元，他们还付不起我的工资？只是贪婪罢了。”
塔吉特刚雇用丹尼时，他们向他播放了关于工会有多邪恶的视频，并告诉他，如果有人找他加入工会，他应向管理层报告。丹尼从没想过加入工会，但他想知道工会到底有什么问题。一天晚上，他和罗纳尔在历史频道上观看节目，上面谈到布莱尔山战役，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一次煤炭工人罢工。丹尼学到的事实是，西弗吉尼亚州其他地区的矿工纷纷前来，帮助该州南部那些试图加入工会的矿工，其中许多人被煤炭公司雇用的暴徒谋杀。这种事情不再发生了。人们太害怕，不敢加入工会，而大公司的钱太多，他们只要威胁起诉就万事大吉。如今，想让人们团结起来做点什么事情太难了。他知道，在过去，穷人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他甚至还记得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童年时光：他会缩在厨房炉灶旁取暖，从政府派发的黑白包装罐头里挖豆子和花生酱吃。但跟那时相比，人心变了。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人人为己。